1968年12月21日，毛大手一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城里干部，要动员自己的子女……各地农村同志也应欢迎他们去。”

年轻人应当去下乡找工作

《新苏黎世报》（德語：Neue Zürcher Zeitung，缩写NZZ）发表评论称，五月四日是中国的青年节，但今年的"五四"似乎并没有让年轻人产生节日的快乐，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20%，这是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评论写道：

"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以'我们是最后一代'自嘲，这让人想起了八十年代初西方年轻人当中曾经弥漫的无望氛围。当时普遍存在的恐惧、悲观、消沉情绪，最终导致了抗议浪潮。毫无疑问，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也陷入了危机。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演变成威胁中共统治的社会炸药。年轻一代已经表现出了他们敢于对制度表达不满的勇气：去年十一月，一些年轻人就曾走上街头，对清零政策表示抗议。这一次公开提出批评的，又是以大学生为主的群体。中国境内，大约有八十所高校的学生参与了抗议活动。他们的行动也确实给当局造成了压力。

如果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激化、常态化，或者一个突发事件在年轻人当中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那么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北京当局非常清楚，年轻一代暗藏着影响社会稳定的特殊风险。有鉴于此，学校教育不允许自由思想和提出质疑，而是要培养听从指挥和死记硬背的年轻一代。现在，为了对年轻一代进行更好的控制，把年轻人送到乡下。

今年五月四日的《人民日报》说，年轻人要承担起责任，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年轻人应当去下乡找工作，以振兴当地的经济。那些离开城市， 去偏远落后地区帮助扶贫的年轻人是值得赞赏的。评论指出，2019年底，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就曾提出让一千万大学生下乡就业的计划，广东和山东也曾提出相关的建议。

"在中国，乡下生活同田园诗关联不大，更大程度上意味着前景黯淡。但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共产党现在还是想把本应代表国家未来的、受到教育的年轻一代，放逐到乡村去。

这一措施在毛泽东时代是奏效的：将年轻学生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偏远山村，他们就将无法进行抗议。尽管过去三十年当中，他们已经习惯了较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比如旅行自由。但持续很久的清零政策显示，面临危机时，政府完全能够强迫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放弃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共产党也将为其不断加码的打压政策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年轻一代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将与日俱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了毛的最新指示，号召城市中的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中的广阔天地中，用汗水与勤奋开辟新道路。

而1969年则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广大城市青年纷纷响应毛的号召，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挽起裤腿、用尚且稚嫩的肩膀背上锄头，走进了田间地头。

    据资料记载，自1968年起，至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整整十年间，共有近2000万名知识青年加入到了这场堪称颠覆性的特殊运动中。

而这场运动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本应为新中国工业化贡献力量的城市劳工，却走进了大山深处。

要知道，自1949年以来，为了以最快速度提升综合国力，改变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之事实，制定了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其中就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力求使新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应当吸引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

可为什么偏偏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城市青壮劳动力到农村去？而毛做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定，又是基于何种考虑呢？

“一五”计划后的困局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就代表着，曾经的个体经济及小集体经济也被划入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范畴内。

改造完成后，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政策，城镇劳工不需要费尽心思的找工作，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国家分配就业岗位。

    数据统计，1952年时，城镇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已有883万之多，但是等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这个数字已经缩减到了15万人。

而如何妥善安置缩减下来的劳动力，这就成为了中国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因为彼时的中国将目光转移到了重工业发展上来，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在战争废墟上一步步建立起来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蜕变。

据资料统计，到了1957年，新增加的城市总劳动人口已达到了1300万，而落后的重工业只能提供不足百万的岗位。

这也就意味着，有将近1200万的城市劳工赋闲在家，并且当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而迎来新生活的中国民众，他们的生育意愿又异常高涨。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的增加幅度其实是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

综上所述，一方面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而另一方面轻工业又在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处于滞缓状态。

落后的重工业和滞缓的轻工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

这就使得本就矛盾的就业问题日益尖锐，而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为当时城镇人口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国家承担。

同时，亟待发展的重工业也需要坚实可靠的农业作支撑，而农业的发展又和科学技术的提升息息相关。

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文化素质低，缺少技术人员的指导，这是农村经济长期滞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农业基础，毛便提出了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就业的想法。

    1958年，叶剑英元帅也提出了“城市人口太多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改造自身最好办法”的口号。

可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仅可以解决城市就业难的困境，而这些有文化、年轻力壮的青年劳动力，就像一汪清泉，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活力。

话又说回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分为不同阶段的。规模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其实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68到1978年的这个阶段。

而在此之前，中央其实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市青年劳动力到农村去就业。    1955年下半年，毛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为了让这些城市青年能够在广大农村实现自己的抱负，发挥更大的价值，政府还命专人动手编制了15年上山下乡的安置规划。

而在这样的号召下，城市中的青年学生也把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当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一部分城市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前往大山深处的农村里就业。

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数天津户口的女知青“刑燕子”。

1958年，刑燕子初中毕业，这个17岁的女青年响应号召，一头扎进了黄土地中，和宝坻县司家庄村的农民们一起劳动。

司家庄村的情况较为特殊，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刑燕子知晓情况后，便带领村子里的女团员们组织起了“燕子突击队”，专门攻坚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