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華

雙十寄語：主權在民，天下為公，回歸民主，再造共和。

    自一二年底接手執掌中共黨魁權柄以來，習近平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全面實行政治倒退，已導致改開以來有所漸進寬鬆的中國民權狀況，再次遭到災難性打擊。

    僅用十年光景，習近平在社會各個層面斷然實行的強橫施政，使得中國的社會政治氛圍全面惡化，社會經濟發展遭到結構性破壞，尤其是底層民眾的基本生存環境日益艱難，官民關係日趨緊張，維穩情勢嚴峻而代價高居不下，加之全國上下歷經數年的過度防疫，很多地方已出現了市容凋敝、民不聊生的普遍民生困境；

    滿懷期待回歸祖國的香港民眾，眼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安排被蠶食殆盡，被迫採取全民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民權與自由，無奈以一隅之民願抗拒黨國之強權，終因實力懸殊而敗北，數萬民權義士蒙冤受難，昔日東方明珠已黯然失色、繁榮不再；

    又因強力推行政治洗腦、文化侵蝕和民族壓迫，使得蒙回藏等邊疆民族地區的民族對立情緒日益高漲，以至於嚴峻到了準軍事化占領和全面種族壓迫的局面；

    香港事態使一國兩制的謊言被徹底戳穿，習近平惱羞成怒轉而提升武統威脅，使台海對立局勢急速升溫，兩岸關係已經惡化到要民族自戕的危機程度。

    追根溯源，習近平惡政的思維基礎，皆發源於對共產極端意識形態和集權專制的執念，還大言不慚地宣稱是所謂「習近平治國理政新思想」。脫離現實的制度之爭本無甚大意義，而判斷孰優孰劣的標尺，則是全面審視其施政對民權狀況的現實影響。民權者，國民之基本權利也，可粗略歸結為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這也是明確體現在國家根本之法《憲法》之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如是說：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第十三條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第三十五條　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條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七條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三十八條　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第三十九條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而經歷了習近平十年施政的中國民權狀況又是怎樣的結果呢？顯而易見，上述國民權利皆受到了中共官權利的更加嚴重的挑戰乃至完全取締。如此種種，可統稱之為習近平的違憲惡政。惡政所到之處，民聲噤若寒蟬，民怨積鬱更深，習氏實施了至少如下十大惡政：

惡政一：出台「七不講」政令全面實行民權打壓

    在習政伊始的一三年，習近平便單刀直入全面整肅意識形態，背離“以經濟建設為主”總方針，重拾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重開“偉大鬥爭”。至八月，香港【明鏡月刊】雜誌獨家披露了中共內部政令文件《中辦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通知》（中辦發〔2013〕9號），又稱《九號文件》。該文件是當年四月二十二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至市地師級，主旨即為「七不講」：憲政民主不許講、普世價值不許講、公民社會不許講、自由經濟不許講、新聞自由不許講、中共歷史錯誤不許講、制度改革不許講。總而言之，憲法賦予國民的自由權利皆不許講，中共幾十年禍國殃民的集權專制更不許講。如此倒行逆施，一經披露，舉世譁然。

    是時，正值中共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並作主題講話，全面闡述了以「七不講」為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工作要求。

    此後，不僅言論環境迅速惡化，軍警維穩行動也加強了打壓力度。公安部統一部署「集中打擊整治網絡違法犯罪專項行動」，由惡吏傅政華負責具體操作實施，秦火火案、薛蠻子案、傅學勝案相繼集中爆發。僅在一年後的四月，當局拘禁了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女士，並針對其披露傳播《九號文件》的義舉，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刑監押達五年之久。謹此向高瑜女士致敬！

    當局系統性的言論打壓更遍及社會諸多層面，從媒體姓黨、社媒監控、攔截上訪到彈壓群體事件，因言獲罪者數以百萬計。知名者如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老作家鐵流、國企高管任志強乃至潑墨女孩董瓊瑤，童叟皆不能倖免於難。

    更有甚者，作為又一個公安部專項行動，自一五年七月九日起，全國公安系統同時出動，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約談了三百餘位律師以及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公開詆毀他們依照憲法所倡導的公民運動，部份人士因此而監死獄中或至今下落不明。這起被稱為「七〇九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殘暴鎮壓，構成了對全國維權群體的災難性迫害，受到了國際人權機構的持續關注和聲援。

    尤其是在一六年一月十二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周世鋒、律師王全璋、實習律師李姝雲、律師助理趙威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入獄。同月，為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衛士緊急救助協會工作的瑞典人彼得·達林，因與鋒銳律師事務所有關聯而在北京被拘。

    協同國家網信辦，也是由公安部牽頭相繼推出的專項行動，在業已建立的防火長牆信息監控屏蔽和金盾工程追蹤定位系統的基礎上，將語言識別技術用於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構建包括指紋的全國成年公民數據庫；構建全國性閉路電視系統以完善遠程監視，進而結合自動面部識別技術的「天眼」工程；以及用可以遠程掃描（例如通過射頻識別）的智能卡取代現有公民證。將監控民眾的技術手段運用到了極致，武裝到了牙齒！

    全面踐踏國民自由權利，習近平違憲惡政之一也。

惡政二：驅趕「低端人口」戕害底層民眾生存權

    一五年十一月，習近平領銜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隨即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並做主題講話，強調重點整治城市病為當務之急，城市管理執法（簡稱城管）應運而生。此後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牽頭公布《城市管理執法辦法》，違憲的城市管理執法人員登堂入室，跋扈行徑便層出不窮、甚囂塵上，欺壓良善的惡舉不勝枚舉、令人髮指。

    至一七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二村發生重大火災事故，造成數十人死傷。以此為藉口，習近平親信惡吏北京市長蔡奇，迅速發起「北京市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並在全市各區全面展開。他們派出大量城管人員，強行停水停電、打破門窗、推倒房屋，致使多達數十萬在京外地工作人群流離失所，置老人與幼童在寒夜中抖瑟。城管的兇殘冷酷不亞於法西斯行徑，還要刁難阻止包括天鵝救援隊等在內的數家北京非政府組織所發起的救援公益行動。期間，民間畫家華勇突破封鎖做實況報道，後為此遭到人身迫害。

    有了北京的樣板，以驅趕「低端人口」為核心行動的城市治理專項行動，隨即在滬津廣深以及全國各大中心城市全面展開。據國際人權組織估算，全國被驅趕群體規模達千萬之巨。

    視底層民眾如螻蟻草芥，習近平違憲惡政之二也。

惡政三：推行「國進民退」終結經濟騰飛格局

    有識之士給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做過一個貼切的總結，即只開放不改革。暫且不論改革，這個以經濟放權為主線的開放政策，有效地達到了對內盤活全民自由經濟、對外實現招商引資的經濟實效，也是使中國經濟持續騰飛了近二十年的政策保障，可歸結為「民進國退」。並從實踐結果上證明了，此前三十年的“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荒謬與失敗。

    即便是在一二年底為習近平加冕的中共十八大上，明確提出的依舊是“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施政要求。然而在半年之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國策，他強調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做大做強國企、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官媒籍次也開始了推行「國進民退」、「騰籠換鳥」的大肆鼓譟。

    在此後的歷次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國進民退」不斷花樣翻新。厲害國橫空出世，中國全面超越美國指日可待。而依靠民企和招商引資率先發展起來的沿海經濟發達省市地區，也迅速出現了官員打壓民企、傲視外企的普遍現象。強行向民企派駐黨組織，屢屢“一句話砍掉一個行業”，以均富和愛國為由強索“愛國捐款”，對民企龍頭阿里巴巴和騰訊的索捐，一筆就達千億元。在這種大氛圍之下，民企萎縮了，港澳台資企業整片消亡，外資企業被迫縮編、移廠甚至拔寨而去，國際產業鏈開始了去處中國因素的趨勢，而且在加快步伐。

    十年下來，斥資十萬億的“中國芯”爛尾了，中國製造二〇二五爛尾了，雄安新區爛尾了，造價愈千億的港珠澳大橋變成了一個華麗的擺設，累計投資數萬億的高鐵入不敷出，即將成為難以維繫的下一個爛攤子。鑑於此，民間議論排出了一個“習近平十大爛尾工程”，昭示了國企並未起飛、而民企卻在劫難逃的客觀現實，對宏觀經濟規模的負面效應或達百萬億之巨。

    好大喜功搞亂經濟，習近平惡政之三也。

惡政四：鼓吹「一帶一路」大撒幣揮霍民脂民膏

    一三年九月，習近平到訪哈薩克斯坦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十月，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帶一路”升級為國家戰略。

    據此要求，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於一五年正式成立，中央政府首次注資四百億美元作為絲路基金，並成立亞投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開發、產業合作等項目提供融資。時至今日，中國已經與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斥資總規模超過兩萬億美金。

    提出“一帶一路”設想的另一個藉口是，通過輸出基建工程來緩解中國基礎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即以中國政府貸款方式注資、出口中國建材並由中國輸出勞工完成。從金融運作的角度看，接受援建的國家承擔中國政府貸款，若無能力償還，還可以長期出讓自然資源的方式變相償付，如租用港口或礦藏開採。而執行的結果卻令世人側目：一方面，願意接受援建的國家主要是窮困欠發達國家，只能以出讓自然資源的方式向中國出讓利益，這引來國際社會指責“債務陷阱外交”，是新殖民主義。中國在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的建設行動，已經構成了債務陷阱論的核心證據；另一方面，為推行“一帶一路”的中國投資要動用國家的外匯儲備，不能及時回收的風險將殃及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習近平最樂於做的事，就是慷慨解除第三世界國家的欠債，而且是幾十億、幾百億地不斷地免除，最近的一次就一次性免除十幾個非洲國家總計一千八百億美金的債務。這被民間戲稱為“國際大撒幣”，揮霍的卻都是國民幾十年來辛苦積攢的民脂民膏。

    都不用算細賬，習近平接手時外匯儲備超過四萬億美金，其中三萬億為外匯注資，一萬億為外匯營收。但習惡政十年下來，外匯儲備已跌至三萬億警戒線以下，營收部分則已基本歸零，而“一帶一路”正面臨來自國際社會的空前的阻力和挑戰。

    好大喜功卻志大才疏，崽賣爺田公子哥敗家行徑，習近平惡政之四也。

惡政五：失措「武漢肺炎」禍及人類生存

    肆虐長達三年之久且依然在繼續傳播的新冠病毒，已成為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流行病之一。時至今日，全球已累計報告逾六億確診病例，導致逾六百五十萬名患者死亡，目前仍在持續擴散中。換言之，幾乎無人沒有受到某種程度的遭遇或影響。也因此，病毒溯源是個很容易情緒化的命題，在此暫且不論。

    而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則是疫情防控舉措的得失。已知的事實是，新冠病毒最早於一九年十至十一月進入人類社會生活並開始傳播，已知的首宗感染個案於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漢市發病，至十二月底，武漢市呼吸與重症醫學科醫生張繼先最早發現和上報此不明原因肺炎，並懷疑該病屬傳染病。按說自〇三年爆發薩斯病毒以來，中國建立了重大疫情上報系統，此類上報須在一日之內直達中央相關部門。而正值湖北兩會即將召開之際，這一重大疫情被壓下未向社會及時通報。期間，就職於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眼科醫生李文亮得知其傳染性實情，通過微信向同行通報警示，隨即遭到公安訓誡，而被稱為“疫情吹哨人”。李醫生此後不久被派往疫情診治第一線並被感染患病，一月後不治身亡。

    發現疫情後的最佳應對的第一時間，就這樣被湖北官員因政治考量而耽誤了，由此直接導致了疫情在湖北省的迅速蔓延，直到除夕夜被迫對湖北武漢和周邊城市實行封城，而傳播到東亞多國及美國西海岸的若干病例基本得到了及時隔離和治療。

    長達兩個半月的武漢封城期間的實情被嚴密封鎖了，尤其是病毒病理實情被無情地向國際及各國的衛生機構隱瞞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央政府的刻意所為，對此聲稱“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習近平也難辭其咎；而更為致命的“誤操作”則是實施武漢封城的前一天出現的“內部消息走漏”，導致大量感染人群逃離封城。據一份手機定位追蹤統計顯示，大約有五百萬人在封城前逃出，這是導致疫情迅速擴展到中國各地的直接原因；而其中約有數十萬人徑直離境，形成疫情迅速蔓延至歐洲和亞洲各國的第二衝擊波。至此，疫情的全球蔓延已無法阻擋。

    向世界隱瞞疫情真相，同時讓國門洞開，習近平應為疫情在全球蔓延負主要責任！

惡政六：鎮壓「反送中運動」剝奪香港民眾自由權

    一九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後，遭到了香港居民的強烈反對。核心原因起於該草案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內地受審，反對者因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擔憂將嫌疑人引渡至大陸會出現不公平審訊的情況，進而損害香港在“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

    秉承強勢中央政府的意志，或者說攝於習近平的直接壓力，港首林鄭月娥採取強硬的警察彈壓態度，將對立激化到逾兩百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的空前規模，抗議持續達十個月之久，最終以暴力鎮壓、拘禁數萬民主人士告終。此後追加頒布的《香港國安法》，全面剝奪了港人的自由權利，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香港回歸政治安排，在坎坷實施僅二十二年之後徹底告罄。

    公然違背國際協定，粗暴踐踏乃至徹底剝奪港人自由權利，習近平違憲惡政之六也。

惡政七：壓制邊疆少數民族，尤其是新疆民權全面惡化

    邊疆地區，主要是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三個民族自治區，國土面積占比高達四成，而邊境線占比高達六成，可謂半壁江山。毗鄰的大國是印度和俄羅斯，皆非友善國家，對土地爭議尤為敏感。而蒙回藏三大族裔，與漢民族在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上迥異。鑑於此，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實行了準軍事化治理狀態。

    習近平執政以來，西藏在班禪轉世靈童被中共操縱之後，對達賴未來轉世安排已不再懷有任何信任，以往頻發的自焚抗爭也變得徒勞無益，藏人已轉而奉行非暴力不合作態度。而習近平的治藏方略卻從“六個必須”增至“十個必須”，特別強調要“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主張；二〇年在內蒙推出的中小學漢語必修和取消蒙語教學的新規定，引起了輿論波瀾和抗議行動，許多蒙古族學者和學生家長認為，新措施令蒙古語言生存陷入危機，民族矛盾明顯上升；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的施政尤為惡劣。

    伊力哈木·土赫提曾是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教授，也是網站維吾爾在線的創始人。一四年九月，他被新疆地方法院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目前被囚禁在烏魯木齊的一所監獄；另有維吾爾學者熱依拉·達吾提在被強迫消失超過三年後，二一年傳出確認被關在監獄的消息，她也是自習政以來在新疆被關押判刑的數百名維吾爾學者中的一位；更多的證據表明，在監禁民族學者的惡行之外，中共在新疆正在實行“再教育營”的種族壓迫和文化滅絕政策，已遭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譴責。

    逃離新疆的維族人在很多國際場合展示了大量證據，指控中共在新疆實行的暴政，其中還包括限制人口出生、推行漢化和灌輸共產無神論教化等卑劣行徑。

    在邊疆民族地區強力推行政治洗腦、文化侵蝕和民族壓迫，習近平違憲惡政之七也。

惡政八：踐踏威脅台灣民主治權

    對台武統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念想，但從來都沒有達到習近平這般執着。一來是，鐵腕鎮壓港人抗爭的事實，讓“一國兩制”的欺騙本質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台灣全民民主制度日臻完善的鮮明對比，對中共集權專制起到了鬆動基礎的民意效應。還有一層個人私念的涌動，習近平想比肩毛鄧，而將統一台灣作為超越毛鄧的標杆作為。

    鑑於此，習近平執政伊始便開始全面部署備戰。他在意識形態上極力詆毀現代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精華的事實；在軍事上全面整改軍隊為五大戰區，迅速加強海空軍力量，找藉口不斷提升台海緊張局勢。最近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也披露習近平的內部要求，即做好二七年對台動武軍備。

    統一本就是個偽命題，台灣只是分治，主權一直屬於中國。若真是要收復失地，主攻目標應該劍指俄羅斯，而習近平卻續簽了喪權辱國的上海經合協定。

    以武力強加於同胞，欲摧毀中國民主進步僅存碩果，將和平建設的海峽兩岸推到了戰爭的邊沿，習近平違憲惡政之八也。

惡政九：開展「戰狼外交」與國際民主陣營對立，與俄羅斯國際霸權結盟

    摒棄鄧小平確立的“韜光養晦、不作頭、不稱霸”的國際合作外交政策，習近平公開擺出了要與世界民主陣營一較高下的爭霸姿態。在打壓自由言論的同時，卻鼓動縱容所謂“講好中國故事”和“制度自信”，一眾阿諛宵小脫穎而出，而偏聽偏信又使他得出了“東升西降”甚至“已經全面超越美國”的誤判；推動整個外交系統擺出一副“戰狼外交”的兇惡嘴臉，陷國際關繫於極度孤立的不利境地；在國際公共區域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和台海明顯提升軍事存在；主動與伊朗、朝鮮等獨裁且崇尚武力的邪惡國家結成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和秩序的主要威脅。

    更為嚴重的是，自俄烏開戰以來，習近平及其幫凶公然與普京強權治下的侵略者俄羅斯結成準軍事同盟的真實意圖，向世界宣稱“中俄合作無上限、無禁區、無止境”，代表習近平訪俄的栗戰書竟然公開表示為俄國侵烏“策應”協動，將國家與人民綁上了普京侵烏戰車。

    違背全民和平發展意願，訴求國際霸權，將國家置於國際主流民主社會的對立面，習近平惡政之九也。

惡政十：過度「清零防疫」拖垮經濟置百姓於民不聊生

    與世界各國積極防疫治病救人形成鮮明對比，習近平在武漢封城造成無數人間悲劇的“經驗”基礎上，變本加厲在全國各地實行「清零防疫」。疫病傳播是無孔不入、防不勝防的，習近平堅持反科學的一己執念，偏執到國民可以被封死、病死、餓死、跳樓死甚至被打死，唯獨不可以染疫病死。這是多麼荒唐的非人道施政？！如今又爆出以疫牟利發國難財的種種內幕，就在“十一長假”接近尾聲的時候，傳出各旅遊熱門地區突發封禁、扣留遊客於官方指定高價酒店自費隔離的普遍現象。

    如此防疫，拖垮了國計民生，置萬民於飢餓、困窘絕境，習近平惡政之十也。

    凡此種種惡政，其實還可以舉出很多。從本質上講，習近平上任最高權位以來，濫施小組長治國，變黨天下而習天下；志大才疏，剛愎自用，卻要狂妄地“定於一尊”；偏聽偏信，任人唯親，揮舞“反腐”大棒剪除異己；違憲修憲，將國家法度置於個人股掌之上。往遠了說，是在效法歷代帝王行家天下；往近了說，則是全面回歸毛集權，做無冕之帝王。

    以紅色江山繼承人自居，對內實行馭民法術，導致國家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對外尋求霸權地位，將國家從國際合作主要參與者變成為孤立無援的未來威脅。習近平之惡政，不只是劣跡斑斑，而是惡政昭彰，已嚴重地動搖了國本、民本和中共的執政基礎。

    既然習近平如此愛戀王道，那就學一學歷史上昏庸濫政的帝王，下罪己詔以求國民之寬恕，退帝王位以成國家之救贖。其實還有一個更好的出路，在華夏百年民主興衰的歷史上，中國華盛頓者仍虛位以待，或許這話他根本就聽不懂。

    是時候了，主權在民，天下為公，回歸民主，再造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