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2022-1-21

一个人一辈子，能集中精力，办好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乾隆四十九（1784）年叁月，前清高宗弘历在《御制南巡记》中，效魏武挥鞭，踌躇满志地说，他这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征，宜急不宜迟，一件是南巡，宜迟不宜急。而且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也就是说兴修水利。

•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日南巡。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幸赖天恩有成。二十馀年，疆宇安晏，兹不絮言。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我皇祖荡荡，难名予藐躬瞠乎景仰。述且弗能作于何有然？而宜迟莫速之义，则不可不明示予意也。盖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扵河工。而辛未丁丑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乃有改迁陶荘河流之为。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至于髙堰之増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强诤者鲜矣。河工闗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㫖而谬行之，其害可誊言哉。故予之迟之又迟者，以此而深惧予之子孙，自以为是。而后之司河者之随声附和，而且牟利其间也。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在他事则可，在河工则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泄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坚固，一有疎虞，民命系焉。此而不慎，可乎！然而为君一二日，万㡬胥待躬亲，临勘而后剔，其弊日不暇给焉。则仍应于敬，明理根本处，求之思过半矣。予之举两大事，而皆幸以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恵，羣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所谓有孚恵心，勿问元吉。予尝以此自朂也。至于克已无欲，以身率先，千乘万骑，虽非扈跸所能减，而体大役众俾，皆循法而不扰民，亦亟其难矣。斯必有以振其纲，而挈其要，然后可以行无事，而胥得宜实，总不出敬明两字而已。故兹六度之巡，携诸皇子，以来俾视予躬，之如何无欲也。视扈跸诸臣以至仆役，之如何守法也。视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视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觐亲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西师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后人，以明余志。

后清有一个家伙，急功近利，穷于折腾，狂妄自大，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一生办过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了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作所为，并没脱古人窠臼，南下杭州四十次，只争朝夕，到海河去题词，到黄河去题词，到淮河去题词，家天下和文字狱倒是一脉相承，变本加厉。结果是饿莩遍野，民不聊生，被同时代人叁七开，说是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再过一百年回头看，估计想叁七都不成，算是后话。

又过了几十年，又一个家伙南巡，乾隆的派头倒是有了，携家带口，前呼后拥。大概生平也是办了两件事，一件是改革开放，一件是六四屠城，自己说是五五开。第一件事，拖泥带水，犹抱琵琶半遮面，中饱私囊，家人先富。第二件事，偷偷摸摸，垂帘听政，千呼万唤始出来，羊头狗肉，不敢争论。

再到后来，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不事抓鸡，专司打洞了，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