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世界时事论坛-军事论坛-世界论坛网（手机版）

细细数来，中国的资本家不少，但象荣氏家族这样显赫百年的却不多。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江苏无锡人，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近六十年，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早年在钱庄当学徒，几年的钱庄学业生涯，使荣氏兄弟在创业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荣德生早年在广东接受了南国的新思想、新风气，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庄更能赚钱的实业，他希望自己能像美国人的化工大王杜邦、石油大亨梅隆一样，靠办实业发财、使家族兴旺，于是决定投资实业。

1900年10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以六千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

到1921年止，共开设面粉厂十二家，产品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是销售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期间出口达八十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

荣氏兄弟为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当时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十八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

到1922年，申新纺织公司已有四个厂，二十年代的纱锭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中国的“棉纱大王”。

193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面粉和棉纱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荣氏企业陷入困境。抗战爆发后，荣氏家族企业虽然有所恢复，但远未达到战前的水平。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准备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

光天化日在上海市区绑架实业巨子，一时“绑票奇案”轰动上海滩，全国舆论哗然。

上海当局出动军警，三十四天后侦破，荣德生被放回，枪决匪首八人，并退还部份被敲诈的款项。

1948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荣德生却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

“你们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接待的外宾来到工商业者家里参观时，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

对新中国成立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来说，最初共产党进入“十里洋场”，很多人持观望和犹豫心态。

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大多数成员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其他资本家一样，带着身家老小，纷纷离开大陆，富商巨贾们怕共产党会“共产共妻”，也纷纷计划撤走。

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九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毅仁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到了香港，自己是去是留，决定不下来。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

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最后荣德生决定不离开，荣毅仁经过再三考虑，也决定同父亲留在上海，并将妻儿从香港接了回来。

之后，荣德生的四儿子、33岁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

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后来，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

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

荣毅仁的工厂也因原料、动力、资金等开工不足，发不出工资，劳资关系相当紧张。年关之际，申新纱厂不少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闹得荣毅仁不敢回家。

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立即指示潘汉年，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做好工人工作，并从原材料供应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帮助荣毅仁。

风波很快平息了，荣毅仁的申新各厂由此步入正轨，开始从亏损逐渐走向保本并有盈余。

1950年夏初，毛主席在寓所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有关人士，特别邀请了荣毅仁，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席间，毛主席亲切的鼓励使他终身难忘：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54年，加快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许多资本家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有些人对生产已无心过问，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到一个重要的关头。

但是，毛主席不想丢下这些过去曾合作过、现在仍在合作的朋友，希望同他们一道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毛主席借七届六中全会的东风，做做工商界朋友的思想工作，在颐年堂召集工商界代表座谈，出席座谈会的有黄炎培、李烛尘、胡子昂、荣毅仁等。

毛主席首先讲了统一战线的问题，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

他说：“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

对此，毛主席解释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

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也绝种”。

他说，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

“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

这些委员全国有几万人，在他们当中争取一批人，早一点建立决心，“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教育”。

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转变到新制度去。

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

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

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但是，无论是饭碗，还是选票，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资本家自己去掌握。

毛主席的谈话充满着诙谐，他说：“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用吊桶。”

章乃器说：“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圆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主席说：“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

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

两天后，毛主席在怀仁堂召开第二次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毛主席表示：“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统统地安排好。”

“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

他讲了农业合作化中有过死牛死猪的问题，结果出现“三叫”：人叫、猪叫、牛叫。所以，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了。

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1905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3年至1935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

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

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

刚解放时，由于发生困难，我确实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

所以，我们如果还抱着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了，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

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达成共识。

1955年11月，毛主席正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11月14日，他对《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进行了修改，加了很多话。

他在批语中说：“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

这种道路，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

毛主席继续写道：在那个时候，资本家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

1954年，国家开始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

利息该定多少，当初考虑年息1％到6％，行业之间保持不同的息率。

后因情况复杂，不易区别对待，所以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

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说法。

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其利润分配为“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

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他在8个城市拥有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

后来，荣毅仁对记者说：“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走这条路才是出路！”

在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即1月20日，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访问了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

作为荣氏家业掌门人，荣毅仁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当了解，且在“五反”运动中又因毛泽东亲自发话被定为完全守法户，成了工商界的“标兵”。

当记者问道：“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

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

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

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

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

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

1954年1月，春节刚过，荣毅仁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将申新集体实行公私合营。

荣毅仁向全体股东介绍了全国公私合营的大好形势，提出了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建议。

话音刚落，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不是上了贼船了吗？“一合营我们的财产就全完了。”

当天，荣毅仁就向无锡市政府提出申新三厂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被批准，该厂也随之退出申新总管理处。

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得到各厂劳方代表的大力支持，但还要征求资方的意见。

4月14日，申新厂86户股东召开会议，决定授权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

5月31日，荣毅仁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

8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包括棉纺在内的8个行业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营工厂公私合营的申请。

这天，申新总管理处召开大会，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驻申新。

荣毅仁充满激情地说，申新厂从1915年创办，至今已经40年，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今天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光明大道。

今后一定要在公方代表领导下，把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1956年的头十天中，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1300多家私营工商业户申请实行公私合营。

到1月1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已达58000多户，其中私营工业提出申请的有20100户，超过了私营工业总户数的三分之二。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的时候，荣毅仁同记者谈话时说出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

“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

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

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

当毛主席听说资本家自己主动提出要国有化时，他是怀疑的，决定亲自到上海调查。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谈话时，荣毅仁曾邀请毛主席有空时到申新厂去看一看。

毛主席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他“上海倒是去过的，但是没有公布”。

现在，毛主席要来上海了，真的要到申新厂来视察了，荣毅仁当然又惊又喜。

1956年1月10日，对已实现公私合营的申新厂来说，是一个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日子。

这天下午，荣毅仁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那里得到毛泽东要视察申新厂的消息，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

下午4时，毛泽东来到申新厂，陪同的有陈毅、汪东兴、罗瑞卿。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么？今天我来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

在毛泽东视察后不久，当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

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

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在毛主席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0日，以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等三人，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市工商业联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广场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批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1日，上海市举行50万人游行，庆祝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1978年底，叶剑英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段话：“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么样。

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份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1979年10月4日，直属国务院的国营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

2005年10月荣毅仁逝世时，讣告说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称之为“同志”，人们这时才明白原来他也是共产党员。

1951年，三十五岁的荣毅仁就申请入党，经过了34年之后，直到1985年六十九岁之际才被批准。

1951年6月，荣毅仁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提出入党申请。

1957年12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向周恩来提出入党。周恩来说：“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1985年4月，经过了三十四年的争取，荣毅仁第四次向人大常委会党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正值荣毅仁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入党介绍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

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

2005年10月19日上午，荣毅仁在弥留之际口述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交给了前来探望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贺国强等。

他在口述遗言中说：（如果）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荣毅仁有五个孩子，生于1942年的荣智健是荣毅仁唯一的儿子，他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尽管荣氏家产被公私合营，但荣氏家族中的下一代人却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而不必从小吃苦。

1959年以后的几年，荣智健在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读大学，当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很多学生连窝头都吃不起，荣智健却能经常请他的同学一起去吃排骨。

1965年，荣智健毕业后，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以满腔的热情到了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

在八年基层工作中，这位荣家后代经历了上辈人从未经历过的磨炼，他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着氧气瓶（烧焊用）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持着单程探亲签证，独自南下香港，开始了他的事业征程。

1982年，荣智健所创办的名叫爱卡的电子厂被美国一家大企业收购，荣智健得到了七百二十万美元，是他几年前投资额的五十六倍。

知情人士透露，那家美国企业，看中的是中信集团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因为中信集团是当时中国两家能够进口大型成套设备公司的其中之一，该企业高价购买爱卡电子，实际上是向当时主管中信集团的荣毅仁发出的友好信号。

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集团成立的香港子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中信在香港进行了数项重大的收购行动，例如收购香港电讯、国泰航空等大蓝筹公司。

当时世界航运业普遍低迷，在收购之前，为了说服董事会成员，荣智健花了六个月做调研，他最后给出的解释是“香港要繁荣，处处得靠运输。

没想到北京总部在听到他的汇报之后，不到五天就批准了，国务院还特地批准给他们八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

结果，荣智健以二十三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 12.5％的股份，成为他上任之初的第一个大手笔。

随后，1990年，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成立，中信泰富的最大股东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同年，荣智健就以五亿港元购入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港龙46.3％的股权；以一百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1991年，香港中信在收购了泰富发展的多数股权后将其改名为中信泰富。

之后荣智健让中信泰富以高出收购价18％的价格向其本人、李嘉诚等回购恒昌股权，荣智健收他们8％的佣金。

李嘉诚、郑裕彤家族、郭鹤年、何添家族、冯景禧家族、冼为坚及百富勤投资控股等几位一进一出白得10％。

1996年，中信集团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票给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荣智健持股上升到3.8亿股，成为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个人身家暴涨。

荣智健自己坦率地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荣毅仁的影响，没有中国政府的背景，或缺乏关键人物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时，中信泰富的股价连续暴跌，荣智健用以获得数百亿元贷款的质押股票险被斩仓，又是中央的朋友出手“扫盘”，拉高中信泰富股价，才助荣太子度过险关。

2005年11月3日，原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荣毅仁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也就在这一天，另一条新闻同样引人注目：《福布斯》发布中国富豪排行榜，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以一百三十三点一八亿元财富位居榜首。

在《福布斯》发布中国富豪榜的连续三年中，不管富豪榜单怎么变化，荣氏家族始终没有跌出三甲。

就在外界一致欢呼荣氏百年家族即将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谶言之际，荣氏大本营中信泰富突然出事翻船，情形急转直下。

2008年10月23日，中信泰富爆出投资澳元巨亏155亿港元消息后，中小投资者纷纷要求荣智健辞职。

即便到2009年3月25日中信泰富香港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荣智健仍坦言，“目前仍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

而该公司的业绩显示，中信泰富在2008年净亏127亿港元，总负债与2007年同比翻番。

当天，二十多名香港警方商罪科探员到达中信泰富集团，搜查了中信泰富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并带走多箱档案及电脑等证物。

4月8日，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在警方介入调查五天后正式宣布辞职。

过去百年间，荣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以及改革开放的所有历史性阶段，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且成为中国最大的红色资本家族。

然而2009年4月8日，这一天却以荣家第三代翘楚荣智健的尴尬下台，为曾经兴旺的荣氏家族正式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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