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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监狱探秘》(5)

送交者: 大国如海鲜 2021-03-10 09:12:4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毕汝谐（作家纽约）

三十、“串谋”之网

   联邦监狱里的囚犯，绝大多数——甚至可能是百分之百！——是被
联邦当局以“串谋罪”起诉的。譬如“串谋贩毒罪”、“串谋银行
诈欺罪”等等。其英文是“Conspiracy”，意指“阴谋”，但是美国华文
媒体普遍译为“串谋”，故从之。
   “串谋罪”是美国司法制度的特产。据我们所知，同属英美法系的
许多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均无此罪，长期为英国
管辖的香港司法制度亦无此一说。
   所谓“串谋罪”，是指被告人意图（大脑中的思维活动！）进行
某项犯罪活动。而意图是无法录音也无法照相的，它只能通过若干表象
来加以判断。这就给联邦当局定人以罪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联邦当局
最喜欢提出“串谋罪”的指控。

   通过对一系列具体案例的剖析，我们惊讶地发现，在美国司法制度下，
比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联邦法院里将要发生什么！换言之，比
一个被告有罪或无罪更重要的，是联邦法院陪审团将视该人有罪或者无罪！
   正因如此，美国联邦当局在有效地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也必然地制造了
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冤假错案！
   试举一例：联邦当局在午餐时间围抄某贩毒集团的巢穴，将该集团成员连同
一名前来送外卖午餐的小伙计一网打尽。按理说，这名餐馆伙计应予释放，
然而，他却面临着可怕的选择：或者违心地承认有罪以求轻判，或者在联邦
法院举行审判，由陪审团决定其命运。而与此同时，贩毒集团成员们早已纷纷
认罪并转为检方污点证人，餐馆伙计怎经得起这许多惯犯乱咬胡攀？认罪即
成为他唯一的出路。这个苦人儿哪里见过什么世面，完全如木偶般听任检方
及公设律师的摆布，入狱两年。检方明知其无罪，却无意还其清白。
   按照美国联邦法律，串谋罪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所意图从事某项犯罪活动。
然而，在若干案件中，被告只有一人，联邦当局依然以串谋罪进行起诉。
   纽约市最近有这样一个案件：联邦当局以串谋伪造移民证件罪逮捕了
湖南人D先生及D太太。后因D太太委实没有参加犯罪活动的证据，被释放并
撤销起诉，被告仅剩D先生一人。按照法律，构成串谋罪的基本要件已不复存在，
然而，联邦当局原封不动地照旧起诉D先生。法律界人士莫不摇头，但却无人敢于
挺身而出，指出这一点。连D先生以高厚酬金请来的辩护律师也装聋作哑，不敢
要求联邦法院销案（按照美国法律，案件一旦撤销，执法当局不得以同一罪名
再行起诉被告人）。
   串谋罪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联邦当局手中。譬如：毒品交易中普遍使用暗号
和隐语，特工们暗中录下的录影带及录音带里，听起来都是合法的生意。大凡
毒枭无不交游广阔，且受到特工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严密监视，其正常社交
活动尽入特工们的精密仪器。而且，毒品交易大都具有合法生意的掩护，为了
维持假象，则不能不雇用一些工作人员……一旦东窗事发，这些蒙在鼓里的
工作人员必遭城门失火之殃。
   再举一例：加拿大人F，是个乐天知命的好好先生。他在地处美加边境的
一家超级市场里当会计，收入少，无前途，但他甘于平庸。一日，超市老板
向他商借一万美元，说是要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他同意了。双方在律师楼
办了借款手续。过了不久，老板被联邦当局逮捕了，还把F先生也网了进去。
原来，老板借钱是为了交付购买毒品的定金，F先生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
就此变成了毒资！特工们还拿出了大量的录音带和录影带，那上面都是F先生
与老板关于超市进货出货的谈话，经特工们无限上纲地阐释、发挥，全都成了
毒品买卖的密语……F先生百口莫辩，精神崩溃了。发昏当不得死。联邦监狱里
增添了一名无罪的罪人。他终日咕噜着一个单词：“Conspiracy……Conspiracy……”
   设问：F先生的人权何在？
   答：美国确实很重视人权及个人权利，然一旦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矛盾，
人权及个人权利只是一张厕纸。

   三十一、线人成灾

   哈佛大学著名法学教授德肖威茨在其代表作《最好的辩护》（此书已被
中国不少法律院校列为参考书，并有不止一个版本的中文译本）中深刻地
指出：“美国是一个依靠告密者维持其统治的国家。”这真是一针见血。
   线人，即混迹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以不同面目出现、而实际上服务于
联邦当局的人们。在英语里，称之为“Confidential Informant”，缩写
为“C/I”。或者简单地呼为“Informant”。
   联邦当局侦破的绝大多数案件——甚至可能是百分之百！——都在不同
程度上使用线人。我们认为，这很显然是古希腊特洛依木马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翻版。
   线人基本上（不是全部）都是犯罪分子。他们往往是一个团伙中最先
落入法网者，联邦当局为了顺藤摸瓜，总是由不同特工充当红脸和白脸，软硬
兼施地迫之就范，转而成为联邦线人。然而，线人之间的待遇和遭遇天差地别，
大不相同。最高明者，要求由私人律师作为全权代表，与联邦
当局“make a deal（做个交易）”。顺带说一下，“make a deal”
是美国人最常使用的口头语之一。美国人认为人都是以自私为本位的，
只有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的利益交换才是真实的、可信的、有操做可能的。
线人律师就像做生意一样，与联邦当局进行掰斤掰两、寸步不让的谈判。
如果成交，线人和当局要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可为与
不可为的事情，都要详细记载，泾渭分明。线人保证为当局进行某几项侦察活动，
而当局保证事后大幅度降低其刑期。如果是毒品、帮派等大案，线人还会被
当局纳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于破案后更变姓名、履历，甚至进行脸部
整容手术，然后持着新的证件，远走高飞。即使是在联邦监狱里，这些线人囚犯
也与普通囚犯不在同一区域。他们抵达和离去时，都是严加保密的。
   线人在为当局工作之前，先要进行短期训练，主要是如何巧妙地将录音器材
藏于身上。破案之后，倘若被告不肯认罪，线人还要接受法庭审判的摹拟训练。
他要接受虚拟的辩方律师的交叉质询，并死记硬背检方教给他的标准答案。
至此，线人才算是完成了合约上所要求的任务。
   线民里那些不高明者则比较倒霉。他们在线人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在与联邦当局进行交易时只凭口头承诺，并没有落实到法律文件上。
他们为当局效犬马之劳，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检方至多给法官写一封
请求从轻发落的信件（法律上名之为“5K信件”）至于他们能否轻判，回到
社会后有无危险等等，则不在当局考虑之内。
   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发源地。当线人被榨干油水后，检方往往弃之如
秋扇，听任其自生自灭。
   德肖威茨教授在《最好的辫护》中还说：“联邦检察官并非善男信女，
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从事交易，且表现得冷酷无情。”
   福建青年陈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偷渡来美，与昔日的旧情人
同居。一日，双方因细故口角，进而动手互殴；女友吃亏后打911召来
警察，将陈某抓进局子关了一晚。陈某怀恨在心，跑到移民局告发
女友通过假结婚办绿卡的不法事实。接待他的特工笑眯眯地道：“你来当我的
线人吧。我不但帮你报复女友，还要替你办绿卡呢。”
   于是陈某当了线人。特工派他深入险地，打探蛇头的最新动态，然而
却不兑现承诺；陈某的美妙幻想尽皆落空。陈某一忍再忍，最终挑选一个
最佳机会爆发了。99年夏季，在联邦法院举行的审判中，陈某在法庭上
反戈一击，向陪审团员们、新闻记者及旁听人士抖出自己充当线人的前后
经过，然后指着移民局的特工道：“这人是个骗子！我再也不想信他的鬼话
了！……”全场哗然。此后，各家新闻媒体争相报导这一难得见到的奇闻。
   线人对于联邦当局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线人的反复无常、背信弃义
都是屡见不鲜的。王牌检察官小龙女长期使用线人邝某，邝某为物理学
高才生，竟设计内藏劲弓的邮包寄给小龙女，企图将之杀害……事败后，
邝某被判处二十四年徒刑。
   当然，并非所有线人都是罪犯。前总统里根当演员时也是线人
（其代号为T-10），监视左派人士。当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十二、前苏联人

   近在十几年前，世界上有一个足令美利坚合众国胆寒的超级
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英文缩写为“U.S.S.R.”。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而今“苏联”已成为历史名词了。
   美国联邦监狱里有一批前苏联人。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土话，用
面包、苹果发酵后制成葛瓦斯清凉饮料，深深怀念母国却又永不言
归……由于前苏联长期实行大俄罗斯主义，那些俄罗斯以外的族裔对
俄罗斯怀有极大的反感，他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乌克兰人！”、
“我们是立陶宛人！”、“俄罗斯滚蛋！”
   金发青年伊戈尔是来自莫斯科的前苏联人。圆脑袋、粗胳膊壮腿。
看到他，我们马上想起多年前关于珍宝岛之战的纪录片里，那些相貌无特色、
身胚很结实的苏军士兵。当然，那一页不愉快的历史是没有必要在此言及的。
   伊戈尔说：“我生在莫斯科，从小就是问题少年。逃学、吸烟、打群架。
经常出入警察局。好在我有个在市政府当官的父亲，一般性的小Case（案件），
都难不倒他。当年，苏联有一条独特的法律，专门惩治社会寄生虫。什么人
是社会寄生虫？没有明确的解释。当局说谁是谁就是，就可以把人打发到
哈萨克或者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一去好几年。我父母一年到头提心吊胆，
生怕我惹出大麻烦，成为社会寄生虫。后来通过一个亲戚办成了移民美国，
这在莫斯科等于中了头等彩票，我父母乐得逢人报喜，恨不能全莫斯科人
都知道！出国那天，我坐在国际航班的经济舱里，想着的不是父母双亲，
不是为我打过两次胎的女朋友，那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我永远不可能变成
社会寄生虫了，永远不可能去哈萨克或者土库曼的劳改营了！我忍不住嘻嘻地
笑起来。当时我才十八岁。哦，真是天真幼稚！美国既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自然有一整套统治人民的手段。美国的监狱系统严密、发达，正张开大门等着我呢。
我来到美国住在纽约市的市布鲁克林区的布莱顿海滩，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们笑答：“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布莱顿海滩
的回忆’……”
   伊戈尔兴奋地叫起来：“说得对！布莱顿海滩是小俄罗斯区，人人说
俄语、吃俄餐、看俄国书报杂志，跟在莫斯科差不多！我很快就和俄罗斯裔
黑手党搭上了，一次持枪抢银行失手，我就到这里来了。”
   我们道：“请你比较一下美苏两国的监狱。”
   伊戈尔道：“美国联邦监狱物质条件好，没有坐牢的感觉。苏联监狱就像

是早班地铁列车，拥挤不堪、空气污浊。但是在苏联，我父亲可以托托人情，
把我弄出来。在美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苏联监狱优待外国人，美国监狱
歧视外国人。苏联监狱在管理上比较粗蛮，美国监狱比较文明……当然，现在没有
苏联了，俄罗斯监狱系统贿赂公行，黑白勾结，有背景的人进去后，没几天就出来了。“

   我们问：“作为前苏联人，而且，你还是前苏联官员的子弟，你在美国
联邦监狱里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伊戈尔想了想，说：“祖国不强大，个人无尊严。想当年，苏联经济不及
美国，军事上却是并驾齐驱，有时还超出美国一筹。美国佬提起苏联，总有
三分怯意。那时候，任何一个苏联人投奔美国，不管他是马戏团员还是象棋
选手，都会受到国宾般的欢迎……为什么？因为苏联强大！美国佬重视实力，
尊重强者，轻视弱者。苏联变成了独联体，国力大不如前，美国佬也就不把
前苏联人放在眼里了。独联体比前苏联好的地方是有言论自由。从前，你说
当局坏话，马上进监狱，一关好几年；如今你在大街上骂总统，也没人管你。
可现在食品供应不佳，卢布贬值、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你总不能靠骂总统
过日子吧？”
   我们问道：“依你之见，独联体的前途如何？”
   伊戈尔骄傲地道：“打从拿破仑算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都曾是俄国人
的手下败将。美国未曾与俄国直接交战。现在美国佬看不起俄国，迟早要受到
报应。一旦俄国重新崛起，美国佬就要大惊失色了。请你们看看这个——”
他撩起左手袖管，露出粗犷的“CCCP”刺青字样。
   然后，他用五音不全的嗓子高歌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三十三、聪明自误

   湖南人D先生年逾不惑，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才情不凡。在国内主攻
英美文学，功底深厚。他曾在几家公私机构供职，常有怀才不遇之叹。
终于，辞职了，寻个机会来到纽约。
   纽约米珠薪桂，居大不易。D先生的英美文学专长无用武之地，
他又不肯放下身段去打粗工。人们告诉他：“在纽约，教授当堂倌不是
新闻，教授当教授才是新闻。”他更不免有些慌乱无主了。
   然而，D先生毕竟是D先生，他很快便稳住了阵脚。找到了发财致富捷径。
他发现美国缺乏实用型的人才，故移民局对于核发H1签证（工作签证）颇为
宽松。于是，他租了个办公室，挂出“某某移民事务所”的招牌。择日燃放
几挂鞭炮，雇请舞狮队敲锣打鼓闹了一个时辰，然后开张大吉。
   不出D先生所料，果然是生意滔滔。许多华人通过各种方式抵达美国，
当务之急是保持合法身份，下一步才是办绿卡。D先生对于他们犹如雪中
送炭的大救星。
   工作签证是要有雇主的，这雇主还应具备相当的实力。D先生眉头一皱，
打开纽约市、新泽西州的公共电话簿，拣着名头大的公司、工厂挑出十来家，
然后在唐人街印刷厂印制这些厂家的公司信笺。D先生的英文呱呱叫，又擅长
摹仿老美的龙飞凤舞的签名。于是，一份又一份雇主证明、薪资证明、报税
证明等等，便于某某移民事务所问世了。那些终日撅着屁股在餐馆、衣厂
打工的苦力们，经过D先生的案头工作，全数成为堂哉皇哉的大公司的高薪
主管了。他们顺利地拿到了H1签证。两年后，将有可能转为绿卡。
   D先生的生意愈做愈大，胆子也愈来愈大。不单财能亨通，还交上了
桃花运——他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性客户对D先生钦佩得五体投地，双方经过
闪电般的恋爱过程，结为合法夫妻。他们的蜜月是在夏威夷渡过的。花好月圆，
良辰美景，D太太却打了个寒噤，说：“关了移民事务所，咱们好好过日子吧。”
D先生哪里肯听？连连斥责D太太无事生非。
   上得山多终遇虎。D先生的霉运在蜜月之后开始了。一日，移民局官员
发现某跨国电脑公司申报的几名高级技师的履历、学历太过雷同，遂打了
个电话去问询……这一问就问出了大毛病：对方公司矢口否认有这样几个
雇员。移民局派员调查，发现疑点全部出自于某某移民事务所。于是立案
侦查，广泛究索，同类案例共计二百宗！移民特工拿到铁证后，在一个清晨
将D先生夫妇逮捕了。
   案发后半年，D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眼里泛着泪光道：“……当INS
（联邦移民局）的特工出示逮捕令时，我吓坏了，内心防御体系立刻崩溃了，
脑海里响起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声音……于是，我在移民局办公室
里问特工：如果我主动坦白，能不能从宽处理？’特工笑着说：‘当然可以。
你赶快坦白吧，说清楚就没事了。早说完早回家’。我一口气交代了做案经过，
以及特工完全不掌握的几个银行户口。竹筒倒豆子——干干净净。这些供述被
特工录了音，还整理出书面材料，由我过目后签名，我一一照做。万万没想到，
特工马上变脸了，会同联邦检察官提出一项新的动议：不准我交保，而且冻结
我的全部财产，一旦罪名成立即行没收……假文件罪原不应抄没财产的，怪只怪
我自己这张贱嘴巴！被捕时应该保持沉默，然后由律师出面与当局进行认罪
协议的讨价还价，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利益；现在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赔了
夫人又折兵，我这个傻瓜蛋呀……”他用拳头凌厉地捶击脑袋。
   我们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D先生苦笑道：“还能怎么办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呗。这一回人财
两空了。和我同样案情的被告，全都保释出去了，只我一人不准保释；他们的
财产都未受损失，只我一人倾家荡产！我花两万五千美元高价雇了个律师，
他耸耸肩膀说：‘我已经不能为你改变什么了。’我这个傻瓜蛋呀！……”
他用拳头更加凌厉地捶击脑袋。

   三十四、非美之罪

   在美国联邦移民局所辖的监狱和拘留所里，监禁着数目庞大的外国人。某些人
关押的时间相当之长，个别人甚至形同终身监禁。而且，他们之所以被监禁并非
因为其罪行（他们已服毕因罪行而被判处的徒刑），而是因为其身份——
非美国公民。假如他们是美国公民，则应当立即释放。
   美国法律标榜人人平等，因身份而遭到监禁，在法理上并无根据。美国宪法
修正案中保释的权利、除法庭外不得剥夺人身自由的规定，在联邦移民局的
监狱系统之中根本不存在。可以说，美国法律的虚伪性在此毕现无遗。
   一九九六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最严苛的移民法案，其中有专款规定：
将一切有犯罪行为的外籍人士递解出境。从保障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
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却造成许多家庭破裂的悲剧以及刑满外籍人士的人权的丧失。
   不管你的罪行多么轻微，不管你的配偶子女都是美国公民，不管你居留
美国多少年，不管你是否拥有绿卡……一律在递解之列。
   不溯既往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之一，然而联邦移民局却不管这一套。他们
将有犯罪记录的外籍人士的名单贮存于各大海关、飞机场的电脑中，一旦发现
该人即刻逮捕，然后投入监狱，进入递解程序。理由是该人曾在二、三十年前
犯下某种罪行。虽然该人早已洗心革面，成为新人，九六年移民法也不饶他。
   有的绿卡人士因酒后超速驾车，被警察局拘留数日，随即被交给了联邦
移民局监禁，即使此人能够幸运地避免被递解的厄运，那也是被关押了好几个
月以后的事情了。
   九六年移民法造成了许多前所未见的事端，古巴囚犯集体暴动即为一例。
   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领导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美国的后院
出现了第一个至今也是唯一一个红色政权。从此，社会主义古巴被美国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美国针对古巴专门制订了许多法规，其中之一是：古巴公民
一旦登上美国领土，即可获得美国绿卡；美国以此鼓励古巴人背叛古巴当局。
   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这条法规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古巴，
也肇祸于美国自身。一九八○年，古巴罪犯掀起偷渡美国的高潮。数以千计
的刑满释放人士驾船奔向迈阿密（有一种民间传说是：古巴当局为报复美国，
故意放他们出来……）这批罪犯拿到美国绿卡后重操旧业，甚至杀人放火。
他们在美国服刑后，联邦当局因其具有暴力倾向不敢将他们放回社会，而古巴
当局亦坚决不肯接受这批职业罪犯……他们只得在移民局监狱中消磨岁月。
九六年移民法的出台使得他们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于是，他们在关押地——
位于路易斯安娜州的联邦递解中心——举行暴动：劫持监狱长及多名看守，放火烧屋……
   由于联邦当局对此次暴动讳莫如深，我们无法知道结果如何。在囚犯中
流行着两个不同版本的传说，姑且写在下面，谨供读者参考。
   A版本：美国政府从未向恐怖分子妥协，这一回却破了例。通过第三国
与古巴当局紧急磋商，将他们送回古巴。但是，这批人后来都被古巴当局
枪毙了。此后，美国不再向古巴送人，而是无限期地关押他们。
   B版本：美国政府坚拒向暴动分子妥协，派兵进入监狱，称不投降即开枪
镇压。暴动分子只得投降。联邦当局招聘看守时就签过一纸合同：万一被劫
为人质，联邦当局会营救你，但不会为保全你的生命而向恐怖分子让步。
这是让看守们早早做好赴死的准备。
   拒不接受递解者的国家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利比亚、苏丹、
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英属圭亚那等。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移民局监狱里
呆上三年五载是家常便饭。

   三十五、同性恋者

   我们几乎是第一眼便认定他是一位同性恋者。这倒并非因为他蓄着
披肩长发，这年头留长发的男士多了，特别是那些自视甚高、愤世惊俗
的艺术家。他之所以暴露身份是因为那一对频频送出秋波的眼睛——
媚极了，温柔极了，与女性并无二致。
   我们颇为冒昧地开门见山地发问：“您是否是同性恋者？”
   他爽快地回答：“是”。
   为了显示对这一问题并非外行，我们抢着说：“人类对同性恋的
认识在二十世纪有了突破性的长足进步。过去，宗教认为同性恋是恶，
圣经上说男与男共寝是可憎的事；法律以鸡奸为重罪，1533年英格兰
鸡奸法案规定可以处死刑，这一法律在美利坚——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同样有效。医学界认为同性恋是病理性的，有人认为是先天性疾病，
有人认为是后天性疾病……
   这番话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他坦率地开谈：“我生在旧金山。
父亲是墨西哥裔，母亲是菲律宾人。我从小就发现自己的性倾向与众不同。
我热爱男孩子，厌恶女孩子；却喜穿女孩子的裙子、玩布娃娃……”
   我们问：“您的家庭是否有同性恋倾向？”
   “没有。我有四个兄弟、六个姐妹，他们都是异性恋者。只我一人是
同性恋者。这里面的原因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注意地打量着他：长相平凡，无所谓美丑。脸刮得干干净净，
喉核很小。皮肤比较细腻，胸部十分丰满。
   他对我们的注视报以妩媚的一笑：“我在家里擦胭脂抹粉、涂口红，
穿长统丝袜……这里面没条件呀。”
   我们好奇地问：“您穿不穿高跟鞋？”
   “不穿。高跟鞋固然美观，走路却不方便。”
   我们试探地问：“有个敏感问题，您可以不答——您有多少……怎么
说呢？爱人？同志？性伴侣？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没想到，他痛痛快快地报出数字：“五个。外面四个，监狱里一个。”

   这个数字之小，颇令我们意外。按照美国标准，以他的年龄
（三十几岁）来说，他算是个比较严谨的人。
   果不其然，他用女人般的柔声细语道：“我结交爱人的标准很高，
不是为了肉欲，而是寻求爱情。为了爱情，我进了监狱——爱人把一公斤
可卡因放在我的公寓里，我听之任之。一个周末，我们举办Party，吵吵
闹闹，邻居不高兴了，报警了。结果警察意外地搜出了可卡因……”
   我们插问：“您后悔吗？”
   他款款地摇头：“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为了爱情。”
   我们叹道：“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谈话投机，他习以为常地与我们勾肩搭背，且用指甲亲昵地
划弄我们的皮肤……我们紧张起来，连忙托辞进入厕所，擦洗一番，
然后继续进行采访活动。
   我们问：“您的胸部酷似妇女的第二性特征，是否服药所致？”
   他骄傲地道：“从未服药。天生如此。”
   我们发现：在他口中，爱情（Love）和天生（Nature）这两个
字眼格外响亮。前者流露痴迷，后者透出自豪。
   我们屏住呼吸探问：“肛交，一定很疼吧？”
   “第一次是很疼。以后撑开了就好了。我抹很多婴儿护肤油。我在
履历表上性别栏填的是‘男’，在恋爱中永远充当女性角色，也就
是0角色；我的爱人们都是主动者，也就是1角色……监狱是性压抑的
地方。入狱后，很多囚犯追求我。还想用金钱收买我。我坚定地
说：不！我要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们不禁问道：“监狱里到处是人，您和爱人如何幽会？”
   “在我的房间里。看守知道我们是同性恋者，从不干涉我们
的私生活。在今天的美国，
   Homesexual（同性恋）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您不怕艾滋病吗？”
   “当然怕，所以，我选择爱人非常慎重，而且一定要用保险套。”
   “您想不想娶妻生子？”
   “当然想。（同性恋的）爱情虽美好，却不可能有孩子。
我想像父母那样，有一大堆孩子……”他尖细地咯咯一笑，我们却产生
了反胃的感觉。

   三十六、武汉人言

   来自武汉的Z先生是赴美留学生，后因持枪绑架罪被芝加哥联邦法院
判刑九年。他服满刑期后直入移民局的递解程序，等候返回祖国。
Z先生读过拙稿《莽林深处——美国联邦监狱采访札记》后，对我们
说：“稿子写得不错。但这只是初级警戒、中级警戒的联邦监狱的情况，
高级警戒的联邦监狱是很可怕的。你们不了解。我在高仓（这是
俗称）呆过三年多。”
   我们笑道：“你谈谈有关情况好吗？”
   Z先生侃侃而言：“我的案件证据薄弱。只有一个污点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联邦检方还是羸了——这里面没有公平可言。由于是暴力案件的主角，
我先去了高仓，在威斯康辛，每天在监狱工厂里做电缆——坦克、
卫星上的用品。每小时工资几毛钱，这是多么厉害的剥削呀！高仓和中仓、
低仓不同，在那里看守打囚犯是常事。我也挨过打。那是从一个监区转到
另一个监区，我们收拾好东西，按规定要登记一张清单。因为人与东西
分开转送。由于我的姓名打头的字母是Z，所以排在最后。这时囚车来了，
看守让我上车，我不干，我说：‘我的东西还没登记呢，弄丢了怎么办？’
看守说来不及了，我说来不及不是我的错，今天不走还有明天呢。话音未落，
四个押车看守扑了上来，按住我拳打脚踢，其中一人卡住我的手指，俯在我
耳边轻声说：‘走不走？不走就卡断你的手指。’我只得说走。一个主管
大概也觉得太过份了，走过来说：‘我是某某某。我保证你的东西一件
也不会少。’这就是在高仓里发生的打人暴行！我想上告没有门，只好忍了。
我也亲眼见到别的囚犯挨揍。有个白人小个子与看守口角，嘴巴不干不净，
看守便大打出手。囚犯骂人不对，看守打人更不对，可哪儿有囚犯说理的
机会？我对面的牢房住着个黑人，有天向看守讨药，看守说医生不在没有
药，黑人还是喊要药，看守恶狠狠地道：‘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许喊！’
黑人还是喊，看守马上唤来六个头戴钢盔的防暴警员和一个扛着录相机的
摄影师，这七个人鱼贯进入黑人的牢房……只听得黑人发出一声惨厉的嚎叫，
然后便鸦雀无声。牢房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带上录相机？人人心知
肚明——高仓的看守都是老油子，他们深知如何殴打囚犯而又巧妙地避开
法律上的麻烦。从此，那个黑人像鱼一样一声不吭。高仓是名符其实的莽林
深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那里每个囚犯都有自行打造
的刀子，有时为一块炸鸡就闹出人命案。在那里，强迫的鸡奸行为经常发生。
某些弱者简直是生不如死。这是一种人吃人的监狱文化。相比之下，
中仓（中级警戒的联邦监狱）、低仓（低级警戒的联邦监狱）都是小儿科……”
   我们问道：“你在三个等级的联邦监狱都呆过不短的时间。据你看，
联邦监狱系统的最大缺陷是什么？”
   他略一思考，说：“监狱理应具有两种职能：惩罚和教育。而美国
联邦监狱系统缺乏第二种职能。狱方只关心你是否逃跑、是否自杀、是否
发疯……至于你是否改过自新，他们全无兴趣。所以，美国刑满释放分子
重新犯罪的比率高居不下。”
   我们又问：“你个人在漫长的铁窗生涯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Z先生应声答道：“心灵的摧残。人生而是自由的，铁窗生涯本是一种
极不正常的、违背人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在联邦监狱里蹲得太久了，我竟然
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形态，安之乐之。完全失去了对自由
生活的向往……这才是最可怕的。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这是所谓斯德哥尔
摩症候群。”
   我们再问：“你回国后有什么计划？”
   Z先生茫然地说：“没计划。我想先去探望我弟弟，他正在国内的
监狱里服刑。很多年不联系了。很想他。”
   “你们兄弟俩不通信吗？应当写信交换信息，对比中美两国监狱之
异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可以开掘出很多东西。你有做
学问的底子，不应当错失机会……”
   Z先生哑然一笑：“与正常社会隔绝这么多年，我早就断念了。”
   他说因为他是暴力犯，按照美国法律，将有两名美国武装警员陪送
他到北京海关，移交给中国警方。
   谨祝Z先生回国后开创新的、有意义的生命历程。

   三十七、一念之差

   P先生是来自天津的工程师。大脑袋，中流个，墩墩实实，粗胳膊壮腿。
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他旅居德国多年，遍游欧州各地，经多识广。
两年前来到纽约，不意失足跌入深渊。
   他说：“我的学历在美国不被承认，所以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只好在中国餐馆里瞎混。累得很。我在中国、德国都是坐办公室的，
哪里受过这种罪？自不免要另打主意。我于是三天两头跑大西洋赌城。
我专一赌小轮盘。我的数学底子不错，脑筋也灵光，观察、研究数日，
摸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每次带一千美元，羸得五百块立即歇手，绝不多赌。
我基本上每战必捷，于是辞了餐馆工作，成为职业赌徒了。你们也知道，
在国外，生活单调、寂寞。赌小轮盘，每星期最多去两次，还不能总在
一家赌场，打一枪就得跑，游击战……大块时间没法打发，只好跟赌场
上的狐朋狗友泡在一起。这一泡，就出了问题。有个开电脑行的老板，
跟我是酒肉朋友。他与泰国偷渡集团搭上了线，筹划着伪造美国驻曼谷
大使馆的签证。他有几个关键的字母字体不对，就来找我帮忙……”
   我们插问：“您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事？”
   P先生道：“当然知道。我为此思想斗争，整整一夜没睡觉。这就是
江湖上所谓的‘偏门’，一踏进去，即是与美国的司法机器为敌，很危险；
不过，我又心存侥幸，觉得稳扎稳打地干几个月，捞一把就洗手。我不
相信一进场就会失手，就应承了这位老板。第一批签证很快便研制成功了，
用快递寄往曼谷，谁知就出了事！美国联邦有专门派驻泰国海关的特工，
任务是侦察可疑邮件。我们还蒙在鼓里呢，联邦的法网已经撒开了。
我从参预到被捕仅仅一个多月。我没有拿到一分钱，因为电脑老板说
假签证卖出后再分钱，这个周期要几个月。当然，这一个多月里，跟着
他到处吃喝玩乐，逛夜总会。很快活。而且，泰国那边又预订许多假签证，
这个黑生意可真红火……当然，赌场那头我也没放弃，隔三差五去一回。这天
清早，我从赌城凯旋，蒙头大睡；中午时分，有人敲门：‘邮件！’我连忙开门，
一个邮差递过从泰国寄来的快件：‘是你的吗？’我点点头。邮差立刻变脸，
亮出钢质证件：‘你被捕了！’当他和他的同事给我佩上手铐时，我意识到：
我的人生道路被彻底改变了！我再也不是前三名好学生、先进工作者、模范
丈夫了！……我真是后悔呀。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当个职业赌徒呢？一念之差，
我毁了自己！我只想速死。进大都会拘留所时，进行身体检查，问我有无
自杀念头，我说有，于是进了防自杀的单间牢房，穿上纸制的衣服。过了
几天，我渐渐地镇静了：我有老婆孩子，我有一技之长，我要活下去，活着，
就有希望！我被转进普通牢房，比我倒霉的人多着呢……”
   我们说：“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一个多米尼加来的交换学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同乡托他打
几个电话，哪知同乡是毒贩，他被牵连进去判刑五十七个月！还有一个中国
老头子，跟外甥聚餐，外甥说要搭他的便车去十七码头取东西。结果一去就被
抓了，也是贩毒案，判刑四年！这老头子天天在牢房里咒骂外甥……相比之下，
我毕竟有犯罪恶念，还做了假签证，只判了十四个月，不冤枉。我原想捞一把，
却弄得倾家荡产——我被联邦特工带走后，曾打电话给好朋友，请他照顾一下
我的家，他一听是这事，吓得不敢接电话了……我那间房是租的，房东见我出
事了，就撬锁进去，拿我的现钞、贵重东西抵了房租，把别的东西都当垃圾扔了。
唉，我现在是一文不名了。将来两手空空回到天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哦，
不是，一切都得从负数开始了——一个罪犯嘛。”
   我们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P先生用手在自己的胖脸上抹了一下，苦笑道：“面子没有了，原来的
研究院回不去了。只好另求生路。好在改革开放了，饿不死人。有了这样
一个惨痛的教训，我的后半辈子都要老老实实做人。”
   我们又问：“您现在每天想什么？”
   P先生伤感地道：“想家。我那个家真好啊。既雅致又温馨。我老婆美而贤
，把小家庭治得井井有条。现在正是三伏，在家的时候，我就从单位食堂买
十块钱饺子，让老婆弄几个凉菜，喝冰镇啤酒……”他发出一声接一声的长叹。

   三十八、因小失大

   他生得白面长身，满脸书卷气，还有几分忧郁气质。若说他是个诗人，
十个人里九个人相信。他年近不惑，但看上去至少年轻十岁。

   他是福州人，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闲荡一阵，便和青梅竹马的女友
完婚。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留学日本是极时髦的出路，于是，这小
两口同赴东瀛，当日本语学校的就学生。
   在日本，他们以打工赚钱为主，偶尔去所谓学校（校舍、师资皆
不堪提起）露一面。他们攒了一些钱。日本打工容易，办居留权难，不是
久留之地。于是，他们借口去南美某国，在纽约转机时溜出机场，留在美国。
   夫妇俩肯吃苦，一头扎进唐餐馆，充当男女跑堂。他们租了一间地下
室，克勤克俭，积聚金钱。他们深知“工字不出头”的道理，决心有朝
一日跻身于老板行列。两年后，他们如愿了，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第八大道
——俗称“第三个唐人街”——盘下一家蔬菜水果食品店，雇了三名伙计，开张大吉。
   他沮丧地对我们道：“八大道附近穷人很多，生意并不好做。很多
黑人、波多黎各裔、拉丁裔贫民游手好闲，围着我们的店转来转去，偷东
摸西……我们新来乍到，也不敢得罪他们。”
   我们表示同情：“是的，在纽约，蔬果食品店是韩裔的一统天下，很少
听说华人干这个。”
   他点点头：“这一行很辛苦，赚钱也不多，比打工稍稍强一些。有一天，
一个醉猫上门，死缠活缠要把food stamp(粮食券)作低价卖给我们……
你们知道food stamp吧？”
   我们说：“当然知道。这是美国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一环。联邦当局
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穷人定期发放粮食券，穷人向商家购买食物，而商家
以此向当局兑换现金……”
   他说：“正是。这醉猫急着买酒，身上却没钱，央告我用粮食券换点
现钞……我真该死呀，贪图蝇头小利，就跟他做了交易。从此一发不可收，
附近的穷光蛋都来跟我换钱。我则是来者不拒，按照85%的比率收购粮食券，
然后兑给农业部……”
   我们问：“您是怎么出事的？”
   他叹气道：“像我这样一家店，每月上交两、三千元粮食券是正常的，
我却上交七、八千元，引起了农业部官员的怀疑。他们派出特工诱我上钩。
那是九二年的一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华裔上门推销粮食券，我们一拍即合。
后来我才知道，他身上藏着录音机，他的同事在门外偷摄我们交谈的照片，
全都是黑白照片……”
   我们问：“特工来过几次？”
   “就这么一次。第二年，我们夫妇随大流拿到了六四绿卡，又添了孩子；
于是下决心洗手，不再收购粮食券了。可惜太晚了，九四年我被捕了，
证据就是九二年特工那件事。我被关在大都会拘留所，我们的店马上被联邦
当局作为黑店查封了。蔬菜水果都烂了，罐头等等都被房东拿走了。我们几年
的心血，一下子赔光了……”
   我们说：“因小失大。”
   他说：“谁说不是呢。我没钱清私人律师，只好接受公设律师。要求保释，
被拒绝了。我认了罪，宣判日期却一推再推。过了一年半，法官宣布将我当庭
释放，外加三年监管。也就是说，我从未去过正式监狱，是在拘留所里服满
刑期。出来后，我老老实实，夹着尾巴过日子。三年后，我们离开了纽约这个
伤心之地，跑到路易斯安娜州的纽奥尔良，还是打餐馆……”
   我们又问：“边次你为何入狱？”
   他怨而不怒，道：“我正在家睡觉呢，两个移民局特工——一白一黑，
都佩枪——来敲门，说：‘你九二年犯罪违反了移民法，你将被递解回中国！’
我就这么又进来了。”
   我们再问：“隔了这么多年，又跨着好多个州，当局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也许是电话单，也许是银行户口，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当局要是真的
要抓你，你躲在哪儿都得被抓住。我的孩子还太小，他不能没有爸爸
呀……”他的眼圈红了。

   三十九、台湾毒枭

   此公年逾五旬，圆颅大眼，相貌忠厚。留着短短的寸头，看上去很精神。
他来自台北。九年前，因毒品罪被加州联邦法院判刑十年。他辗转于多所联邦
监狱，早已成为监狱油子（老手）。他似乎蹩了一肚子的话，一见我们便
言词滔滔。
   他说：“我是台湾本省人，祖籍福建泉州。家境富有，父亲早在日据
时代便是成功的商人，母亲娘家是大地主。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自然是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十几岁便和太保们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样样来。
二十岁就有了私家汽车，当时台湾人很少有私家汽车，我驾车招摇过市，

顾盼自豪，感觉良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的学历如何？”
   他哈哈一笑，道：“名义上，我读了十七年书，其实是经常旷课。
大专念的是私立复兴工业专科学校，学的是陶瓷。我哪里耐得下性子读书？
学校在宜兰县，我却在台北市鬼混。三十岁那年，母亲给了我几百万新台币，
我就开始做大理石、成衣等等生意。赚过钱，也赔过钱，小姐天天换，汽车
年年换，也算享过福了。最后败在一个赌字上面。我是逢赌必输，为什么？
十赌九诈！我输得一塌糊涂，把不动产都押了出去，精光！只得铤而走险，
跟道上的大哥勾手去贩毒……”
   我们又问：“毒品有很多种类，您从事的是哪一种？”
   “安非他命。俗称‘穷人的海洛因’。很便宜——用保济丸的瓶子装一瓶，
才六百块新台币。大哥教我制做安非他命，配方很简单，现在我不方便说出来。
只有一味盐酸麻黄素，台湾不产，要从大陆走私过来……在老祖母时代，
盐酸麻黄素是用来治哮喘的。我在乡下租了个草寮，四周都是农田。乡下人
很单纯很简单，尽管草寮酸气冲天，他们也不怀疑什么。有时我发现一些陌生
面孔，知道警方的细胞开始侵入，马上转移阵地。所以，从来没有出过事。”
   我们紧接着问：“您做好安非他命，销往哪里？”
   “在台湾销一些，开始六百块新台币一小瓶，后来涨到六千块了。大头是
卖到国外。我们卖到菲律宾卖得很多。大哥打通了要人的关系，我出机场走
公务通路，不经过海关。这生意做得很稳。我每个月要跑马尼拉四趟。只可惜盈利
不是很高：每趟卖二十四公斤，赚一百五、六十万新台币，几个人一分，没有多少
甜头。那些菲律宾人也是往美国转手。大哥说，干脆咱们直销美国吧。九二年
十二月，一箱货托运到了洛杉矶，我搭机到了美国，取走了货，回到酒店就被
海关探员逮捕了。原来，货早被海关盯上了，只等我上钩……我一句英语不会说，
二十六个字母背不出来，真是狼狈不堪。后来，见到了公设律师及法院译员，
他们说这案子要判我十年！我一听就懵了：安非他命在台湾只判三年呀！
有个私人律师找到我，说只要交给他两万美元，可以降到三年。我连忙叫台湾
的亲人汇款给他，不想这律师是骗子，一收到钱就变脸，说我案情非同一般，
刑期降不下来……结果我还是被判了十年！墙倒众人推，洛杉矶一个好朋友
拿了我家人三千美金，帮我打了几通越洋电话，订了半年‘世界日报’，
就说钱花光了！……”
   我们问：“您怎样适应监狱生活？”
   他苦笑道：“还好啦。我是光棍，没有家室之累。同居女人跑了。刚进来，
我的亲属、大哥都给我寄钱，我就打麻将赌钱，日子过得很快。翌年我从报上
看到大哥在台湾被抓了，判刑七年。台湾法律变了，从前用《药品管制法》
起诉安非他命，现在用《麻醉品管制法》起诉了，所以刑期比较长了。不过
大哥只坐了三分之一——两年多——就出来了。日子久了，没人给我寄钱了，
我就自力更生，在洗衣房干活，还戒了赌。身体好得多了。一位爱尔兰裔
狱友很喜欢我，说：你的同居女人跑了，别伤心，我女儿刚离婚，我介绍她
作你的女朋友吧。就这样，我又有了女朋友……”他取出一本照片簿，展示
他们在接见室里的合影，那是一个看上去很顺眼的白种女人。“她比我小
16岁，很善良，是个好人。”
   我们笑道：“这真有些琼瑶小说的味道了。”
   “是的。有了她，我感到人世间还有真感情，英语也大有进步。出去后，
我要回台湾重新创业，当然是做正当生意，不搞偏门了。我还想去孤儿院领
个孩子，教育他好好做人……”他的双眼炯炯有神，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四十、行贿下场

   L先生是纽约唐人街土生土长的坐地户。他四十几岁，长身白面，脸色略显
病态。他首先道出他兄长的名字，我们不禁肃然起敬了：那是一位名传遐迩的
殷商，拥有跨国跨领域的大公司以及一家粤语商业电台，与海峡两岸的政要皆有私谊。
   L先生自幼便是公子哥儿，慈父早逝，老母在堂，大哥顶门立户，于商场上
打出一片江山，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L先生吃喝玩乐样样精通，花钱如同流水
一般，油瓶子倒了不扶。混到学校毕业，便接过大哥手里的一家生意红火的
唐餐馆，坐享其成。在母亲的操办下，他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阔小姐，不但得到
大笔嫁妆，太太既美且贤，引得众人无不称羡。
   然而，物极必反，他的厄运悄然而至。
   L先生说：“有一个星期天，我破例来到餐馆。经理说卫生局的一个官员
刚走，说本店的卫生条件不合格。我听了后根本没往心里去。卫生不合格？
当然不合格！唐餐馆有两大特点：美味和肮脏。家家如此。只有美国餐馆的
厨房、厕所才符合卫生局的要求，窗明几净，员工衣服整洁。拿这个标准套

唐餐馆，十家有十家得封门！唐餐馆的大师傅，十个有九个入厕后不洗手，

炒菜时大汗淋漓，不用毛巾去揩，而是抹在胳膊上……侍者们也是大而化之，
客人太多忙不过来，一手同时提着三个茶杯，手指头半浸在茶杯里，客人看见
就换一杯，看不见就拉倒了。生意好，客源旺，哪有心思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情？所以，我根本没把卫生官员来访当成一回事。没想到，下午这官员
又来了，是个拉丁裔的中年男人，又白又肥。他一进门就打官腔，说这里
不合格那里太糟糕，简直一无是处……刚才说过了，这是个星期天呀，政府
官员是不办公的，他为何要来此检查卫生呢？莫非另有所图？这个念头在我
心头闪过，却像扎了根似的，再也除不掉了。而且，我左看右看，怎么看
怎么觉得他像个贪渎的官员，假日出行，无非是要捞一点外快。我从
心眼儿里看不起他……
   话题似乎扯远了。我们委婉地扳了回来：“您是怎样落入法网的呢？”
   L先生叹气道：“我上了他的当。他暗示我，如果送个红包，事情即可
摆平。我本着中国人花钱消灾的想法，让他次日来取一千元现金。他大喜，
我也很满意——这厮的胃口并不大嘛。小鬼一名，好打发。我招待他吃
了本店的拿手菜，两人还喝了啤酒。第二天下午，我把现金准备停当，
这家伙又来了，哪知道他身上藏着录音机呢。所有对话都录了下来。
几天后，我被捕了。保释金设得很高，是我大哥用自己的豪宅作为抵押，
使我暂时地重获自由……”
   我们问道：“你打算怎么办呢？认罪还是打官司？”
   L先生的脸色变得阴沉，道：“都不是，我打算逃跑！我认识不少人，
偷越边境逃到加拿大，于我真是易如反掌！大哥真是好大哥，他不反对我
这样做，说‘你自己决定吧，大不了损失一幢房子，我赔得起……’
我母亲反对我弃保逃跑，说‘有期限的惩罚好受，无期限的逃亡难忍……’
我想了想，也是，如果联邦政府把豪宅没收了，我大嫂还不得哭死？
算了算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逃跑，我要打官司！这根本就是
Entrapment（警察圈套）！是他先暗示我送红包的，执法人员不可以引诱
他人犯罪！美国法律有专门的规定！我的律师也怂恿我打官司……”
我们紧跟着地问：“结果如何呢？”
   L先生沮丧地说：“输了。当然是一个输字。官员瞪着眼睛说瞎话，
而我又没有证据。行贿过程的录音带摆在那里，斧头也砍不掉。我
输了官司，判刑四年。送红包这种事情，很多华人都在做，我并不比
别人坏，只不过比别人更倒霉就是了……”
   我们又依照惯例提问：“您入狱后有什么感受？”
   L先生沉重地道：“没什么啦。我反正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混日子呗。只是苦了我太太，她正当盛年，却要守活寡……我常想，
坐牢是吃亏了，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说不定是件好事呢……”颇有辩证味道。

   四十一、尼国毒枭

   皮兹玛先生是尼加拉瓜人，中年汉子，中流个头。他的五官尚称
端正，可惜有个大煞风景的蒜头鼻子。他喜欢别人简称自己为
“皮兹”。我们刚道明来意，他便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皮兹先生说：“我生在尼加拉瓜，十七岁那年，举家移民
美国。次年，尼加拉瓜爆发了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过，
这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的所有亲人都在美国，那边一个亲友也
没有了。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迈阿密有许多中南美洲人，
西班牙语和英语一样流行。我考上了迈阿密理工学院，立志当一名
工程师。我住在学院里，室友是个哥伦比亚人，待我很好，两人如同
兄弟。他花钱如流水，身边美女如云。我羡慕得很，以为他有个好爸爸；
有一回酒后他向我交了底：他是个大毒枭！还怂恿我入伙。我那时在
情场上屡屡碰壁，漂亮女孩都看不起我，只因我没钱。这个社会是
No money no honey （没金钱就没爱人）。干吧，我需要挣大钱！
我跟着他贩毒，从哥伦比亚走私柯卡因，入价低，售价高，我的钱多得
花不完，漂亮女孩就象苍蝇一样围着我转，赶都赶不走……我挑中最好
的一个，和她结了婚。婚礼奢华得好象公主出嫁，人人称羡。我干脆退
了学，当工程师哪有干这个痛快？那个哥伦比亚人出身于贩毒世家，
贩毒渠道极多，我干得很顺利，几年下来净剩几百万现金，我就洗手了。
这一行毕竟极其危险，联邦要抓你，黑道要杀你，不是永久之计。我趁着
没出事情就退出这个圈子，终日与妻儿相伴，安享天伦之乐……”
   我们不禁发问：“那么，您是怎么出事的呢？”
   皮兹先生发出一声喟叹，道：“因为女人。我在夜总会里结识了一个
犹太美女，很快便陷入情网。我甚至想与妻子离婚，与她结婚。
但她却犹豫不决——有个富有、英俊的男朋友一直追求她，定居在
明尼苏达州。那人也是个大毒枭！我对她说，你嫁给他不如嫁给我，
守着这几百万美金过日子。这女子依然举棋不定，一方面与我打得火热，
另一方面又时常飞去明尼苏达与那男人短聚……我拿她毫无办法。一九
九四年复活节，她去那边出了事：那男人被联邦调查局逮住了，为了自救，
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抓人。犹太女子在这危急关头彻底倒向了他，
竟然建议拿我向政府邀功！她返回迈阿密后，就象平常那样不动声色，
一心诱我上钩。她说男友急需纯度很高的柯卡因，要我帮他找货源；我
坚决不干，说我已然洗手了，但她死磨活磨，说大家交个朋友总是可以吧。
我说那就交朋友吧。她的所谓男朋友——其实是联邦特工，当时我并不
知道——飞过来了。特工不满三十岁，白种人，仪表堂堂。他是个极好
的演员，一言一行完全符合情敌兼毒枭这种复杂角色。我没有看出任何
破绽。只是，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不想再冒险了。特工几次诱我
出山，都被我用风花雪月拦开了。还有几次，我接到陌生人不怀好意的
电话，我马上挂断了。特工终于收网了，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我逮捕了。我决心打官司，请了大牌律师，结果迈阿密联邦法官认定
证据有误——一盘录音带被特工做了手脚，已非原始状态了。法官决定
撤销本案。我羸了！然而，大牌律师悄悄对我说，联邦决不会善罢干休，
他们在这里输了，还会在明尼苏达州重新起诉。我半信半疑。两个月后，
我再度被捕，解往明尼苏达州。这一回，大牌律师建议我认罪，他说明州
风气保守，如果挑选陪审团员打官司，百分之百要输；我问有无希望打羸，
他冷笑道，这就象买彩票，理论上有可能羸，但实际上却不可能。打输了
要判二十年，认罪只判五年。相差十五年呢。”
   我们问道：“联邦有无提议你为政府工作？”
   皮兹先生苦笑道：“有。检察官说，只要我能把那个哥伦比亚人咬进来，
刑期就可以减半。我说我不敢干，我和我的四个孩子还想活下去。在检察官
办公室里，没有美国地图，却挂着一幅巨大的哥伦比亚地图。可见他们重视
哥伦比亚贩毒网已到了何种程度……我判了五年。”
   我们问：“于是你就去服刑？”
   他叹气道：“还有一番曲折——我这时以房产保释在外，要求四个星期
时间回迈阿密处理家务。法官同意了。我却逃回了尼加拉瓜。九○以后，
尼国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住了一年，想孩子想得厉害，就从墨西哥
偷渡回美，潜回迈阿密。我先投奔朋友，却被朋友出卖了，总共判刑七年。
幸好我是在迈阿密联邦监狱服刑，狱中有个小湖，可以划船，秘以日了不
难打发……”他竟笑了。

   代结束语

   我们的采访活动暂告结束，似有必要作一小结。
   首先，美国司法制度的公平性是大可质疑的。美国法学院里的
本本、堂哉皇哉的法典，与实际运做的司法制度并不一致。当联邦
当局这具庞大无比、实力雄厚的国家机器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时，后者
的命运便已经成为定局。法庭里的繁复程序实际上只是一出过场戏。
美国司法制度标榜对抗性，原告与被告形成对抗，法官则是仲裁者。
然而，在联邦案件中，原告与被告的实力如此悬殊，加之联邦法官
中许多人都是联邦检察官出身，使得原告方面占据一面倒的优势。
被告在审判之前便输了官司。
   我们曾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司法制度是极其严密的。但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奥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主犯麦克维原定
于今年五月十六日执行死刑。五月九日，人们却发现FBI隐瞒了多达
三千页文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将其于审判前交给辩方律师。联邦当局
的辩解是疏忽，既便是疏忽，也是骇人听闻的。请注意，本案是美国
九十年代天字第一件大案，又是联邦死刑案件，且主角又是白人，全案
始终受到新闻媒体的追踪，尚且出现如此之大的疏忽，那么，那些较小
的、以有色人种为主角的、不受新闻媒体注目的案件，自是可想而知了。
   联邦当局惯以串谋罪起诉被告，实际上为以思想定罪广开方便之门，
而这与现代文明相悖，也不合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款对于言论自由的
保障。串谋罪的起诉，使得联邦当局能够将那些狡诈多智的案犯绳之于法，
亦不免造成某些冤案。中国有句俗话：“每个庙里都有冤死鬼。”真正
一点不假。
   美国崇尚人权，但是，一旦涉及国家利益，被告的人权便首当其
冲地被牺牲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一英美法系的基本准则，在联邦
审判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就连被告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也屡遭破坏。而且，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
   另外，除毒品、杀人等案件外，美国司法制度重性质不重数量。
逃税一千美元与逃税十万美元、打劫银行一次与打劫银行十次在量刑
上没有区别。在同一次打劫银行的行动中，持枪抢劫者与在门外望风者
在量刑上也没有区别，一律是“串谋抢劫银行罪”！如此，重罪轻判与
轻罪重判都是家常便饭了。再加上联邦当局犹喜与被告从事秘密交易，
使得罪与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而这些千奇百怪的交易，无一不是在
法律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
   实事实是地说，美国联邦监狱与世人印象中的监狱相去甚远，而与
学校、兵营等颇为相似。我们不妨认为，联邦监狱是整个联邦司法
系统中最为文明的一个环节。联邦当局有钱，联邦监狱因而拥有良好
的物质基础。我们也曾参观过纽约州系统的法院和监狱，那里墙壁斑驳、
桌椅破旧、管道漏水、钟表停摆……皆因无钱也。
   过去，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法律常常受到政治的影响，
无法保持其独立性。其实，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件是采取政治解决
而非法律解决的办法。
   手边即有一例：著名蛇后郑翠萍（绰号“大姐萍”）于二○○○
年四月十七日于香港机场被捕。美国联邦当局立即要求引渡她来美受审。
美国联邦当局曾于九四年对她发出全球通缉令。但是，郑翠萍的香港
律师用美国法律中五年刑事责任追溯时限为由，指责美方的通缉令
业已失效，要求香港法官拒绝美方的引渡要求……官司打了一年多。
   当法律出现漏洞时，政治即发挥作用。那些被引渡来美的外国
囚犯坚定地指出：“郑翠萍百分之百会被引渡来美国。因为这里
面有政治。法律不法律倒是次要的。”
   果然，经过美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交涉，双方达成协议。
特区首长董建华已在引渡协议上签字，完成了引渡的最后法律程序。
此案有何桌下交易，局外人或许永远不得而知，但是美国联邦当局
又一次如愿以偿，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法律女神，只不过是政治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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