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唱国歌是不用强制的

极具争议的《国歌法》12日刊宪生效，香港教育局18日向全港中小学发出新指引，规定在元旦（1月1日）丶回归日（7月1日）丶国庆日（10月1日）必须升挂国旗及区旗并奏唱国歌，并“强烈建议”在开学日丶毕业礼丶运动会等特别场合进行上述仪式。

我们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比如“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等等等等。
中国人勤劳勇敢吗？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哪里都有勤劳勇敢的人，哪里都有懒惰的人。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被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传统的民族，人口众多，地大物博！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勤劳，我只知道我自己非常懒惰。我1986年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那时我们设计院跟德国金属公司在湖北做半工业试验，某天下午38度炎热，所有的人都在树荫底下躲避，只有德国工程师皮得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干活，他一个人干活，我们个个看着他干活。我第一次发现，皮得勤劳，我是懒汉。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教育下去呢？如果我们是勤劳的人，我们就沒有必要自己说自己勤劳，说了，那么就是说了没有必要说的话。我知道我奶奶我外婆很勤劳，可是她们从来不说自己勤劳。如果我们是懒汉，说了，而且一代接着一代地说下去，说明我们在说谎。多说一次，就多一份自信，对吗？恐怕也不是。
南京来的物理教授对我讲，我们一代接着一代说下去，这是一种爱国教育。
我问教授，爱国需要教育吗？人都有血缘有归宿感，我们从小被教育：祖国就是母亲，党比母亲还要亲。正因为人有血缘和归宿，人自然热爱自己的母亲，这一个意义上，爱国当然是不用教育的。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爱国教育会给我们多一份自信吗？可是我遇到的现实正好相反。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时，第一次发现，高干高官教育我们资本主义人剥削人，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愿意安排他们的子女到西方国家去，宁肯让资本家剥削。现在的高干高官叫做“裸奔”，安排老婆子女资金资产转移到海外，自己在国内“留守”，或被“双规”。
70年的爱国教育并没有多一份自信，结果“不嫌家贫”，但是“嫌母丑”。

我第一次发现爱国是不用教育的，是东欧发生巨变时。我开车到捷克，一路上我发现德国的树木很大很粗壮，一进入捷克境内，捷克的树木就很小很细，为什么？土地是一样的，肥沃程度是一样的。带着这个问题到了卡夫卡的故居面前，卡夫卡没有给我答案。后来我回来德国后，那时我还是学生，周末在餐馆当跑堂，一个客人是造纸厂的老板，他给我答案：他们的造纸木材全部从非洲或南美进口。原来“帝国主义”的爱国就是这么回事。
八十年代初读德语，第一次发现“酸雨”这个词，我第一次发现，德国人非常爱护自己的家园。到了德国留学以后，更加发现德国人的爱国爱家，比如我这个城市是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市政府会在所有媒体列出“危房”清单，呼吁市民关注、呼吁市民捐款维护维修，很多千年古老房子同样存在，只是功能的变换或房主的变换，千年古都就这样被维护下来。

德国由于历史上有个希特勒，所以不允许爱国教育。1990年我第一次发现没有爱国教育下德国人爱国狂热，当德国获得足球世界杯冠军后，每家每户有国旗，每个人都会唱国歌。唱中国国歌也许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会，国旗不一定每家每户都拥有。

我观察儿子的学习，从一年级到大学非常留意儿子的文科教科书，没有阅读到类似“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德国学生们只是阅读到德意志的历史德意志的文化。

当然德国有德国历史和人文环境，德国没有爱国教育并不等于中国不需要爱国教育，到底需要不需要爱国教育，爱国教育下真的会教育出爱国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