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有個叫文楊的寫了篇“落後者的原罪與勝利者的特權”。我草草看過後首先覺得一股自吹自擂的氣息，似乎還感到此君有點“趙家人”的口氣，但覺得不值得一駁。可這些日子天氣不好，總是雨雪交加，呵呵，“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那就逗逗咳嗽吧。當然，我知道，多半是雞對鴨談，因為文楊和其欣賞者和我看世界的態度是不同的。

  作者首先提出中國大陸40年經濟高速發展“超出了海內外學者最大膽的預測，也超出了普通中國人最出格的夢想”。他用“極低的起點、極快的速度、極大的規模”來形容，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稱“照這樣發展下去即使增長速度較低中國也很快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什麼第一？GDP唄。對此，作者說“一些人還不能接受，另外一些人是內心不想接受，還有一些人是根本無法接受”。這裡請作者能否講講，對於這個GDP代表的事實，是哪些人“不能接受”，哪些人“內心不想接受”，哪些人“根本無法接受”？

  我從歷史書上知道，中國清朝末年的GDP世界首屈一指，結果被西方列強打得體無完膚。作者認為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大陸成為了“勝利者”，那當年GDP產值世界第一的，然而卻是腐敗不堪的清王朝也是“勝利者”了？ 請別用這種口氣自我吹噓，好嗎？

  是的，中國大陸的GDP確實排在了世界各國的第二位；但中國經濟發展完全是靠出口外向型經濟帶動的，出口產品一直處於中低端，大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產出。我在美國近30年，未見中國進口產品在結構上有什麼大的改變。而美國消費市場上近年來出現越來越多越南、孟加拉國、印度等比中國窮的國家的同類產品；這說明隨着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美國進口商已經把他們進口廉價商品的國家，從中國大陸轉移到了更窮的國家。以後中國大陸想繼續靠廉價產品打入美國市場將越來越不容易。現在國內一直在呼籲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談何容易呀。本來就是非常艱難的事兒，而當權者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內部爭權奪利上，工業轉型實際上遙遙無期。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出口帶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房地產的畸形發展。由此帶動中國大陸近年來鋼材年產量一直是8億噸以上，世界首屈一指；水泥產量也是世界第一位；試問，房地產過度建設對國民經濟的有什麼好處？大概可以讓GDP“勝利”的虛高吧？再，由於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在中國的迅猛發展，中國大陸生態環境的破壞驚人，各種污染無處不在，甚至出現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嚴重霧霾。這是什麼樣的“勝利”呀？哀我中華。

  是的，中國大陸的GDP確實排在了世界各國的第二位；但中國人口基數極大，如今是14億人。中國大陸2016年的人均收入僅排世界第73位。我不知道文楊先生對此怎麼解釋中國大陸的“勝利”？“人多好辦事”嗎？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現在中國中心城市和農村的生活水平差距極大。這種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被文楊先生稱為“勝利”，您是什麼用心？還“一個總規模超過整個美國人口的中產階級人群，出現在中國所有城市當中”。剩下的絕大多數人都窮，文楊先生大概盼着中國大陸出現暴力革命吧？

  文楊先生沒在文章中明確提到“勝利者”是誰。我給您挑明了吧：是作為永久執政黨的中共當權者的自我陶醉的“勝利”；因為中國大陸只有他們掌握權力和有各種權利。中國大陸的P民沒有任何權力和權利。

  我這裡還有一點想提請文楊先生注意；中國大陸40年經濟的發展並非中共的領導，而是這些掌權者放棄了計劃經濟。中共建國之後的30年是中國經濟步履維艱的年代。那30年中國執政者們全盤的干預“指導”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活動，結果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越來越落後於世界。而後40年他們放手經濟，不管了；中國大陸經濟在無序中發展了起來。原來中共在經濟上的“無為之治”的結果成了“勝利”。

  我不知道文楊先生為什麼拿人口眾多的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近代史上人口遠少於中國大陸的歐洲列強經濟發展相比較，這樣比較的意義是什麼？我只知道西方列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得船堅炮利，更重要的是民族咄咄逼人的進取心；他們將龐大而腐敗的，墨守成規的，專制的清王朝打得體無完膚。而今天的中共統治者正繼承腐朽清王朝的衣缽做着永遠專制下去的“中國夢”。呵呵，我得承認，現在的中國大陸的局面確實是統治者的“勝利”。

  有關中國GDP世界老二的排名是按美元計算的。不過中國大陸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官方控制。據推測，現在人民幣兌美元虛高。有的西方經濟學家甚至推測，如果人民幣和美元自由兌換，那恐怕是日元兌美元的水平。然而由於美國和西方工業各國發達國也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其各國政府不願意看到人民幣大幅貶值引起的世界經濟劇烈動盪，於是乎保持當前人民幣對美元的水平。如果說，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GDP老二很可能變成第20左右。但願不要出現那種局面，並非文楊不能為中共的“勝利”自圓其說，而是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一下子水深火熱。

  文楊先生的文章接下來談了“落後者的原罪”和“勝利者的特權”。既然文楊先生認為中國40年來的經濟發展是“勝利”，那他當然認為對中國現行專制制度的否定看法，就是西方人對落後的東方世界的“原罪論”。他實際上承認“近現代的幾百年，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大爭之世，先進者為所欲為、落後者挨打挨罵是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中的有識之士，看到“天朝”（GDP世界第一呀）在西方人面前如此不堪一擊便開始內省，開始從各方面向列強學習，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就“是個極為落後的國家”，不然怎麼如此慘敗？

  西方“殖民主義時代一手持劍、一手持聖經打遍全球無敵手的歷史輝煌”在歷史的特定階段是確實的，但已時過境遷。怎麼文楊先生現在還搬出這種陳舊的說法兒，非說西方列強現在仍是“只要非西方民族都承認自己有原罪，那麼西方人就理所當然成了全人類的上帝”的意識？其實文楊先生如此強詞奪理是種鋪墊。他的用意是中國大陸的專制政權不能變。看看他的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比西方人還要賣力、還要執着地在強化着中國的原罪定位。……在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這個領域裡，集中了最多的職業說教者、引導員、批評家，他們堅定地認為這是中國最為落後的一個領域，無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進步取得了多大的成績，都不足以讓他們放棄“中國政治體制嚴重落後”這個認知……

  明明是中國政治問題，但他們不很關心中國歷史傳統，……似乎只有17-18世紀的西方思想出現之後人類社會才有了政治這門學問。他們……對於西式民主的普遍失敗、西方國家自身的重重危機以及西方學界對此的反思和批判，也同樣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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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文楊先生的說法讓我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沒那麼悲觀了；因為他承認“在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這個領域裡，集中了最多的職業說教者、引導員、批評家，他們堅定地認為這是中國最為落後的一個領域”。幸甚，幸甚，中國的有識之士還是很多，並越來越多的，並且看得很準。

  在儘可能地醜化中國專制制度的批判者後，文楊先生開始為當下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困境自圓其說：“改開40年後進入新時代的中國面臨的新問題只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既需要新的解釋，也需要新的批評，但不再需要那些一味照搬西方假理論的、嚴重脫離現實的、本質上屬於‘落後者原罪綜合症’發作的、自說自話的空洞批評”。嘿嘿，中國人善於文過飾非，文楊先生要加個“更”字。文楊先生是堅拒“西方假理論”的；那只有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是對的。文楊先生的邏輯就是，只要別人有問題，那就證明自己對。是呀，真“順理成章”，批判專制制度就是“落後者原罪綜合症”發作。不過這裡懇請文楊先生注意，客觀看待世界政治制度的人們從來都承認：從來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相對適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制度只能不斷完善。

  文楊先生認定自己是“勝利”了，那便有了“勝利者的特權”。他“慷慨激昂”了一番後說：“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勝利者，勝利了當然就是事情做對了，當然就是道路走對了，那麼與這40年緊密相連的建國70年、共產革命100年、救亡運動170年、大一統國家2000多年、中華文明5000多年，當然也大部分是對的。而且勝利成果越大，歷史中的正確成分、光輝成分越多，當中國最終成為世界第一時，很多關於中國和中國歷史的固定成見都將被徹底改變。”好傢夥，他這一“勝利”不但“與這40年緊密相連的建國70年、共產革命100年、救亡運動170年”都“對”了，連“大一統國家2000多年、中華文明5000多年，當然也大部分”都對。當中國大陸的GDP成為世界第一時，有關對中國歷史（更多的是對中共）的否定看法都將“徹底改變”。好吧，您自己想象去吧。怎麼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呀？你看看，到了那時“不僅中國自己要行使勝利者特權，將失敗者的歷史記錄改寫成勝利者的道路描述，而且整個世界也會將‘中國什麼地方出錯了？’這個老的發問改變為‘中國什麼地方做對了？’”那時中國大陸的中共將從“發展道路上的勝利者自動成為指導者，這是理所當然”。

  看到文楊的論調啼笑皆非之後，恐怕人們會問個問題：文楊先生真是這麼想的嗎？當然不是了。他心裡是很明白自己的口是心非。他的那點詭辯如此容易的被我這個孤陋寡聞的老頭兒看透，他是傻子呀？但他多半是御用者，為的是討“上面”歡心的，於是假模假式地雄辯滔滔了一番。他“上面”也明白自己對P民的宣傳是胡扯；但統治者想當“公社飼養員”，且是永久性的。

  再有個問題要問的是，既然文楊先生的論點太容易被識破是“假招子”，理他幹嘛呀？但是，大家還是都站出來說一說吧。不是讓文楊先生閉嘴，讓他理屈詞窮；文楊這種人“永遠有理”，他們從來不用客觀事實作為自己論點的依據。他（其實是他們）永遠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認錯。我的想法是，現在仍有太多的中國人甘願沉默和忍耐，甘願做被奴役的被統治者，也不明了人必須有尊嚴的重要性。那對於文楊這種人應該正正經經地批判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