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生于河南农村的崔琦被母送香港求学，留在大陆的父亲在1959年饿死，
母亲背负里通外国罪名在1968年贫病而亡。
崔琦母亲去世时，崔琦姐姐欲借铁锹一把埋葬母亲，磕头下跪求遍全村却无一人肯借。
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当地政府却搞起崔琦故居，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崔琦先生于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的一个贫困农村，父母都是目不识丁但老实巴交的农民。崔琦乖巧聪慧，好读书，家里尽管贫寒，也设法送他上学。1949年小学毕业后，由于方圆没中学，崔琦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1951年，崔母王双贤克服重重困难，使崔琦跟随亲戚前往香港培正中学就读，自此接受良好教育。当年一别，崔琦才12岁，谁也没料到，那却成了与父母的永别。崔琦去香港后不久父亲染病身亡，几年后母亲死于饥荒。

　　当深入去关注，就像是要对历史的审视。崔琦的经历是个悲剧，他如今面对自己的成就，看得淡泊想得随意，他更愿意看到这个世界幸福美满。老同学说他像个吊儿郎当的人，也许是他看透生命的方式，他会耿耿于怀，他的成就父母无法见证，“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剧痛就伴随一生。

　　鲁莽的“大跃进”，愚昧的“激进者”，硬生生剥夺了百姓生命。时过境迁，我们回首过往，然而，当下有几个人能站出来表示痛悔？没有自觉自省的国度，是悲剧的，那是一代人悲剧！

　　1979年，崔琦荣归祖国，与中科院开展学术交流，但他没回故乡，没回到生长他的地方。崔琦说，他不喜欢旅游，他去香港就等于回家了，家的意思未必是指一间屋，而是去到那里，就会有像中国人说的温情、温暖的感觉。面对故乡，他有太多的痛苦的记忆：旱灾、水灾、蝗灾、战乱；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母亲在“文革”初期抑郁而亡。

　　其实，不用多说，我们都明白。崔琦没有恨这个国家，他不想去追究太多苦难的记忆，他反而乐意为祖国奉献，他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资助家乡建设希望小学，他一直尽心尽力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网上，广为传播有一段杨澜采访崔琦的对话：

　　杨澜问崔琦，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外出读书还是留在农村？本来笑呵呵的崔琦一下子眼泪汹涌，竟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埂咽着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留在农村宁愿终身当个农民，家里多个干活照顾，也许父亲不会病死，母亲也不会饿死。

　　情何以堪！情何以堪！这能不被震撼吗？在崔琦先生心里，他就希望永远是父母亲的好孩子，他宁愿放弃更好的生活，去尽孝，去务农照顾家庭！

　　杨澜说，采访崔琦教授是她采访生涯中最感人的一次，当时她根本没想到崔琦教授会如此回答，她也跟着哭了，我相信那是杨澜是真诚的表白。想象那个采访场景，是够催泪的，而这几天，疯狂地寻找采访视频，可也徒劳无功，是政策受限？还是被人杜撰？不得而知！

　　读崔琦，回顾一段往事，谈贡献，作志一份事业，想未来，成就一份善意，够让我审视自己了，感动崔琦般奉献自我的伟人！

　　追忆过往，俯视当下，我们的人民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国家是从苦难中成就起来的，家破人亡，惨绝人寰充斥在历史大河中。如今，国家变得富裕了，人民有钱了，可是，我们能忘记历史吗？我们能目空一切吗？有钱没钱，不能决定我们的幸福愉悦，我们要更加反思自己，勉励自己，“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这个社会还不够好，我们怎能吝啬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