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之前还真得解释解释。我说的“毛有过人之处”是说他在那些当年用暴力手段争天下的枭雄中的“过人之处”。嘿嘿，你我都是百姓，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再次声明，我厌恶暴力革命。可中国的历史就是暴力和灾难写成的。我有幸到美国苟且偷生，很惭愧。咱是条“黄花鱼”——溜边儿，胆小怕事，也就敢在这儿“耍嘴皮子”。

  言归正传。毛泽东让我印象深刻地方是什么？最突出一点就是敢上山当土匪。中共建立之初，毛是没有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在1927年秋收起义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暴动失败，毛率领残部最多几百人。他毅然决然地上井冈山与当地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队伍合并，建立武装割据。为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同意，随即撤销了毛的候补政治局委员资格。来传达中央指示者竟然还加上一条，撤销毛的党籍。可见当时毛去井冈山建立割据，被中央视为“去当土匪”，违背革命原则，肯定毫无希望。其实这才是毛比他们高明的地方。中国历史上那些争天下者哪个不是先搞武装割据？

  中共建立之初，显然是苏联领导的“第三国际”的走卒，什么事情都得听命苏联；同时苏联也在各方面给予中共支援。但苏联也好，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也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多少了解。中共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沿袭苏共夺取政权的方法搞城市暴动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苏联之前的沙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当时的中国；城市工人阶层人数众多，而中国恰恰相反，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

  毛泽东上井冈山真可以说是有魄力，因此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在于动员农村老农民，而非城里人。毛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看得比他的中共上司们清楚。国民党虽然在北伐中占上风，但各路军阀仍存在，国民党的统治能力由于军阀纷争大大地被削弱。此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薄弱地区建立中共军队的割据是有条件的。加之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激化，民不聊生，搞武装割据不乏参加者。事实上毛在此点的设想上是成功的。朱德和他建立的江西割据地盘几年内不断扩大，军队也达到数万。我想此时毛已经想好，中共如果要夺取政权，就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毛的过人之处的第二点，是他在共军中极大地加强组织建设，也就是中共党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从那时起，中共就牢牢地控制了它所领导的军队，“党指挥枪”。另一方面，党组织和党员的宣传鼓动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效果很大。红军远比国民党军有作战能力，“支部建在连上”是原因之一。

  当然，当蒋介石的国民党暂时地收拾了军阀们后，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割据，这时中共的割据局面就越来越困难了。其实毛泽东当时就是没有被王明排斥，仍在军中有指挥权，红军能否打败国民党军也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国民党军比中共军队要强大很多，无论在人数上和装备上都占极大的优势。

  红军因此被国民党军打败，开始了逃亡。按理说，此时此刻的红军会溃散，可“支部建在连上”的作用显然在此刻发生作用。逃亡的红军竟然始终不溃散！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兵力。这些部队后来都集中在地广人稀的陕北地区，人数仍有几万。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武装斗争就是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建设的极其重要一环是中共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毛的“统一战线”并非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那种形式，而是独立掌握自己的军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比自己强大的多的国民党军。在地广人稀的陕北，毛的军队便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结成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蒋介石被扣留的“西安事变”，西北军和东北军和红军结成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也是原因之一。由于“西安事变”和后来1937年七月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便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

  在抗战期间，毛的中共也是利用统一战线为自身树立正面的“正义”形象，并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获得成功，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反观国民党，拱手让出宣传舆论阵地。中共是擅长“宣传工作”的。各个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根据自身目标有不同的内容，既然是“宣传鼓动”就是要看当时的效果。这也是掩盖真实目的手段之一。关键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夺取政权则不择手段。就“统一战线”来说，到时候形势变化了，原来“统一战线”的“朋友”便“走狗烹”了。

  我对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有这样的感觉。他利用“整风”排除异己，建立个人绝对的领导地位是肯定的。他当时排除的都是什么人呢？很多都是跟“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这也就是说，毛通过“整风”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而非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苏联。

  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一套。简单地说，就是在国民党军绝对强大的情况下，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重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特别讲求运动中歼敌。

  毛深谙帝王之术（古书读得多），在夺取政权之前搞“五湖四海”，网罗各种人才；同时，在党内各个派系中大搞政治平衡，建国后更是如此，并借机剪除（他往往自认为）威胁到自己的重臣。手段和历史上各个大王朝的宫廷政治同出一辙。

  毛在后来国家建设上很失败。他忽略“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馬上治之”之道，不自觉地认为什么办法都可以沿袭战争年代的手段。是的，他确实在争天下的时候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打败了国民党人；但这已经成为过去。其实，毛就算是个“明君”，也还是要搞专制独裁的。这种制度建立的王朝终将在腐败中崩溃。

附录：毛泽东一大至七大职务变迁（摘编）

刘峰2014-07-22 来源：乌有之乡

　　1921年6月3日，中共一大召开时，毛泽东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并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党组织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并没有引经据典，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略显沉默寡言。休会期间他常在住的屋子里 “走走想想，搔首寻思”，甚至于有的同志“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于是有些同志说他是个 ‘书呆子’、‘神经质’。” 中共一大于8月初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工作。中共宣告成立后党内最大的一次争议就是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这个建议最早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忆说，马林的国共合作的建议一提出，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反对，毛泽东是党内少数支持马林的。毛说：“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份。” 对于其他同志过高地估计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毛泽东也从实际出发对马林的意见给予了支持。毛指出：“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 毛说：“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毛泽东没参加。一年后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并任中央局秘书。根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可谓责任重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孙中山的提名下，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国同志冲突不断，导致马林被调离中国。后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两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磨擦，所以党内反对马林者一度对全力支持马林的毛泽东不理解，毫不客气地称他为 “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中共四大召开，毛泽东因病回了湖南老家。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没有继续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1925年9月，毛泽东才重新来到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1926年5月，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退让，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党员不得不辞去了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农民运动，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由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 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这次大会在危急关头没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相继，汪精卫又发动了 “七一五” 政变。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残余队伍经过三湾改编后来到井冈山，与当地土匪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合并，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放弃进攻大城市的计划被指责为 “右倾逃跑”，中央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周鲁又将中央的决定误传为 “开除党籍”，于是毛泽东没法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的职务，只得去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直到中央的文件传来，才消除了误会。毛后来笑称自己当了几个月的 “党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八一起义剩下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两军会师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两军会师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连续三次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的一“进剿”。当毛泽东率领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与敌人周旋时，中共六大也因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内召开。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当年12月，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与红四军会师。1929年1月，敌军三万多人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经会议讨论后决定，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则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主张没有被多数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直到陈毅亲赴上海汇报情况，中央发来九月来信才结束争议。毛泽东也重新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0年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中原大战。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李立三推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命令红军主力立即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进攻，目的就是要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敌委员会，计划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据实地侦察到的敌情，毛泽东与朱德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放弃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队遭到损失。在得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攻占长沙后又被迫撤出后，便命令部队湘赣边境前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并取得文家市大捷。红一、红三军团在平江地区会合后，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改组了党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线”。毛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时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其他各派的蒋介石腾出手来围剿红军。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蒋介石分别纠集10万、20万、30万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但遭到失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为政府最高领导人。但是此时中共中央被王明 “左” 倾路线把持。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临行前他选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责。博古对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实执行，对毛泽东进行打压。于是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1年底，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指责毛泽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而扩大苏区的计划为机会主义路线。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他军事指挥权。稍后又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撤退到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提议下，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1934年1月召开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留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由张闻天代替了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共产国际反对临时中央过分打击毛泽东，对毛泽东在苏区的军事工作、根据地工作和在军队中党的工作十分赞同。

    对于毛泽东在红军中开展的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更是赞赏。毛泽东在军队中建立了 “总前委”，“毛泽东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同时 “在毛泽东的军里有政治委员”。对于毛泽东创建的党领导军队模式，共产国际简直是赞不绝口：“党组织是健全的，也是相当强有力的(光是在第4军中党员和团员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连队都设有党支部，排里有党小组。在第3、4和12军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员和指导员……政治委员的职责以前不够明确，现在好多了。共青团小组刚刚组建……指挥人员和红军士兵的相互关系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觉的纪律。”正是基于这样的工作成就，共产国际支持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在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险恶环境下，毛泽东及时建议改变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得到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于是，中央红军顺利的于1935年1月7日占领了遵义，并随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2月5日，红军前进至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 “鸡鸣三省” 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习惯上也称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毛在军事指挥上的位置进一步突出。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 “三人团” 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于是在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 “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毛全面回到红军军事指挥的核心地位。但是不久波澜再起，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先后决定任命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继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儿盖沙窝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将混编成左、右路军在中央指挥下统一行动后，8月19日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当时病重，决定毛泽东负责长征中的主要军事工作。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情况下，为避免红军内部冲突，毛泽东在同张闻天、博古等商议后，率右路军中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肃哈达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并率领部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11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鉴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于是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取代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于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再次调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仍为主席(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副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来到延安。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组成人员，共9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和项英。为顺利召开七大，决定成立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当前形势下“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历时11个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自1944年5月21日召开，时断时续，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提议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同时决定在会议举行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胜利召开中共七大创造了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历时50天。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l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原载《党史博采》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