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政治活动家坐牢，往往会催生出伟大的思想。如果他本身已经有思想，往往能在坐牢期间把思想提炼升华成更成熟的理论。如果坐牢的是政治家加文学家，那就更不得了，能促进囚徒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多产。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从屈原到文天祥，一路下来到汪精卫; 外国的，从曼德拉、索尔任尼琴到哈维尔，他们的政治理论著作和流传于世的诗文作品都是在牢狱中写的。过去中学时语文课上老师胡说什么《正气歌》和《过零丁洋》是文天祥买通狱卒把诗文带出牢去，长大之后的我断言那完全是胡扯！汪精卫题在大清国牢房墙壁上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要是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牢房，恐怕刚刚写完一分钟就被铲掉了。自1949年之后，死在共匪牢狱里的满肚子学问的“反革命分子”何其多也？要说没有狱中人写下任何东西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何曾听说有人偷带诗文出来？连坐国民党死牢的瞿秋白和方志敏，都有好几篇狱中文章流传出来！高中语文老师又瞎说什么看守狱卒被革命家的精神启发感动而冒险协助，还是胡扯！没有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同意，这些赤匪文章怎么可能保存并被送出？

百般思考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中国历史密码。无论忽必烈这个外族侵略者还是满清殖民统治者，或者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对于政治上的敌对者，也即威胁自身政权者，包括非暴力“煽颠”分子和武装暴力颠覆分子，尽管也竭力镇压，但是他们对敌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些闪亮的底层价值，还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忠诚、舍身取义，为苍生赴死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溥仪的爹，摄政王载沣侥幸没被汪精卫的刺杀成功，后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了振兴这个国家实现强国梦日夜殚精竭虑，他们为何还要杀我？”，甚至偷偷亲自到牢房看望汪精卫。当他看了汪精卫写的那篇气势磅礴的自供状之后扼腕叹曰“我大清竟有这等奇才！”大笔一挥，免除死刑！改判无期(明显意欲先过渡一下，过段日子然后释放的)，当然他也没料到几个月之后大清国就亡了。

而1949年开始的北京共匪政权就是个迥异于历史上的一切最残暴的专制统治者的超级恶棍。他们对政治敌人的任何东西，包括思想精神、优秀品质、人格光辉统统排斥拒绝，甚至蔑视。

与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相比，1949年之后中共第一代权贵们的自负傲慢是空前绝后的。他们普遍缺乏足够的教育，更缺乏基本教养，知识贫乏，虽然上层极少数人上过学读过书，但知识结构严重不平衡。而且由于中了邪教，他们自认为拥有一张独有的带领全人类迈向天堂的路线图，就格外显示出真理在我手谁能奈我何的架势。加上他们以无神论者自居，完全不懂什么叫悲天悯人更不懂敬畏什么。甚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就是上帝！只有代入这种心理状态才可以让我们稍微合乎逻辑地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给予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政治犯一丝一毫的尊重。事实上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所有政治犯思想犯都是非暴力的，仅仅因为言论甚至自我对话的日记而被共匪杀害的人不计其数。老一辈的中共权贵死得差不多之后，今天的中共权贵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虽然不再搞“发动全体群众批倒批臭”那一套，但是对政治犯思想犯的狱中言论著作依然封锁和销毁。曼德拉在牢狱中近30年，他的每一期的狱中言论迅速被探监的亲人友人带出来，成为鼓舞黑人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源泉。而北京共匪却长期不许刘晓波的亲人探监，更卑鄙到长期软禁他无罪的妻子。

老共匪对政治犯人格上极端蔑视，人身上斩草除根杀无赦，固然是出于无知无畏的自傲; 而现今的新共匪对待政治犯的手法从暴虐残杀变为禁锢封锁，心理状态也由骄横残酷变为无比恐惧猥琐。今天共匪集团内的这帮家伙除了利益，没有任何理想，甚至也不相信任何他人有公义之心。他们依仗着对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上的懦弱麻木的了解，肆无忌惮地摧残折毁这个民族中间偶尔出现的稀有的硬骨头。他们不在乎这个民族有没有的长远未来，只在乎今天掌权今天捞钱。凭谁问，天有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