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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爆发。面对伊拉克包含3679枚地空导弹、7400枚肩扛式/机动式防空导弹、972个高射炮阵地以及6100门机动高射炮的强大防空网络，以美军为主体的多国部队航空兵以隐身战斗机F-117为“踹门”大锤，快速突入敌方腹地，探测并摧毁关键的指挥控制目标，将敌军变成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聋子”、“瞎子”。随后，F-14、F-15C、F-16和F/A-18等先进战斗机迅速进一步清剿敌方残余防空力量，夺取战场制空权，为轰炸机部队对其他战略目标开展“全天候、全方位”的空袭铺平道路。在这次具有战争模式发展里程碑意义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装备了精确制导弹药的战斗机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以68架战机(其中美军56架)的微小代价，帮助多国部队在短短43天时间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双方的战损比统计结果更是让世界为之瞠目结舌：伊军伤亡人数大约10万人(其中2万人死亡)，8.6万人被俘，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多国部队伤亡4232人，其中美军仅仅阵亡148人。

然而，在美国空军发展史上，战斗机部队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轰炸机部队“附属品”的角色尴尬而艰难的存在着。在1947年美国空军独立成军前，其前身陆军航空队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都来源于轰炸机飞行员。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和人才资源，轰炸机飞行员在美国空军组建后自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柯蒂斯·李梅中将主政战略空军司令部期间，轰炸机部队的主导地位趋于顶峰：战略轰炸学说主导了美国空军的发展，轰炸机成为空军武器采购清单的主角，轰炸机飞行员拥有比其他任何作战专业的军人们更快捷的晋升通道。在1982年之前，出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高层领导无一不是出身于轰炸机飞行员，尽管其中有几任参谋长具有战斗机飞行经历，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无论作为战斗员还是指挥官)仍是完成轰炸任务。

这一切在越南战争，尤其是海湾战争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全面摧毁敌国工业基础为作战目标的战略轰炸学说在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战场的“代理人战争”中无所适从，冷战中战略力量均势决定了美国空军面对的战争必然规模有限且必须满足诸多政治约束，全面轰炸和投放核炸弹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空军采购清单的核心从重型轰炸机转向“性能更出众的战斗机”，配备有精确制导弹药的F-15、F-16先进战机相继列装部队。更为重要的是，大批在越南战争中积累了实战经验的优秀战斗机飞行员陆续得到晋升，以查尔斯·加百利将军为代表的战斗机部队高级将领先后出任空军参谋长这一要职，并对空军内部组织结构和团队文化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国空军从“轰炸机中心”到“战斗机中心”的理念变化从将官领导数量在各个作战专业分布的时序演变中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空军力量编成的变革与国家战略的演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7年独立成军伊始，美国空军就要为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提供服务。面对具有庞大常规力量和以完备工业体系为基石的巨大战争潜力的战略对手，旨在“摧毁敌方工业中心并瓦解其战斗意志”的战略轰炸学说就成为美国空军的首选作战理念。太平洋战争的成功实践与“核垄断”的战略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轰炸机中心”在空军中的主导地位。尽管轰炸机部队在朝鲜战场的表现差强人意，但在核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促使艾森豪威尔仍然把美苏争霸的赌注压在了旨在以自身核力量优势抵消前苏联常规军力优势的“新面貌战略”(New Look)和与之对应的“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上。顺理成章，在准备核大战和形成核威慑中担负重要任务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成为美国空军的宠儿。

随着苏联在核力量建设中的突飞猛进，旨在以核力量抵消常规力量的战略逐渐不合时宜，着眼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组合威慑的“灵活反应”战略登上历史舞台。如上所述，整体战略力量均势决定了有限的“代理人战争”成为美苏争霸在军事对抗中的主要形式，陈旧的战略轰炸学说仅管在当时的美国空军高层中仍有市场，但一定会由于脱离实际而被更先进的作战理念所取代。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变革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开启第二次抵消战略(Offset Strategy)，旨在以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为抓手，用技术优势抵消对手的数量优势。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美国空军凭借其长期积累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不仅完成了从“轰炸机中心”到“战斗机中心”组织结构与团队文化的转型，也率先开启了向信息化军队迈进的征程。1991年，美国迎来了战略上的大丰收，不仅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并进一步强化了对中东产油国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全方位竞赛中击败了最大的战略对手——前苏联，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研究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预测和把握未来。当前，在常规军力优势相对衰落、经费预算日益缩紧的背景下，美国提出旨在“扭转局面”的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 Strategy)，通过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改变未来战争的“游戏规则”，从而“抵消”潜在对手以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为代表的特定领域军事能力的优势。以史为鉴，我们可以想见美国空军一定会以维护“美元霸权”为需求导向，以设计未来战争模式为目标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与变革。美国在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战、隐形空中作战、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复杂系统工程、集成与优化等领域的技术优势能够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以“人工智能+专家经验”为大脑、C4ISR系统为神经、有人/无人作战单元搭配集群为筋骨的智能化作战体系呼之欲出。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在2015发布的《维持美国精确打击优势》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重点资助的小精灵、山鹑、LOCUST无人机以及SoSITE体系架构设计项目，就不难发现，旨在以大量廉价作战单元耗费敌方宝贵防空资源进而抵消其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蜂群作战理念已经从设想逐步走向现实。

美国空军上校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J. Smith)在其著作《白头鹰的蜕变——美国空军战略文化变迁》中指出，未来的美国空军将不再是单一兵种主导，而是秉持协同增效作战理念的“空中、太空、网络空间一体”的战略力量。他基于这一假设，对2030年前美国空军可能的组织结构调整进行了如下预测：

1、 长期以来对“独立”的历史诉求将逐渐平息，美国空军将着眼于在更宽泛的作战能力体系中发挥作用;

2、 战斗机飞行员将继续强力发声，但这样的发声不会在美国空军内部占据主导地位;

3、 包括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的三维综合作战环境，将使高级军官的选拔以经过验证的战略思维能力为基础，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作战专业背景;

4、 在战略思维能力基础上，将任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军官出任空军参谋长，表明美国空军所有能力和作战专业都极为重要;

5、 那些志在晋升为高级将领的军官必须具备大跨度、跨部门作战专业经历，并需要更高层次的战略教育和训练;

6、 新任军官习惯于接受占主导地位的协同增效作战理念。并且，到2030年，空军将最终在高级将领中整体、全面、深入地普及此理念;

7、 将把直接支援地面作战的空对地能力作为美国空军一项主要的、决定性的能力加以组织、训练和装备;

8、 美国空军将进一步组织和装备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从而为所有美军提供所需的整个战场空间各个领域的信息;

9、 美国空军将继续发展太空能力，并且需要巨大投入和不断增强的指挥控制项目;

10、 网络空间作战(进攻和防御)将挑战从商业活动到军事行动的整个美国体系——需要美国空军致力于提供一种贯穿传统和非传统战场空间的持续能力。

美军作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在军力构建(Arms-building)和军力使用(Arms-using)中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基于国家核心战略利益确定军事战略愿景、以战略目标为驱动积极推进组织结构与团队文化变革以及“以军为主，军民融合”的创新激励机制等成功经验，是其军事霸权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然而，战略目标过大是美军，乃至美国，的重要软肋。美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构建“世界帝国”的永世霸权终究是“老虎吃天”;白头鹰确实强悍，但妄图霸占全世界的天空也只能让它精疲力竭。作为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主要遏制目标，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战略自信：如果我们不能跟上新军事变革的脚步，就只能在固步自封中被时代所淘汰;如果我们锐意进取，瞄准未来战争发展趋势，以军事需求为导向整合发展包括体系工程、人工智能、纳米材料、量子通讯、高超声速飞行器、减振降噪以及无人作战等新兴科技创新成果，不断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和团队文化，就一定能够成功捍卫国家安全与发展核心利益，为实现“和平崛起”再次争得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深刻地知道：落后就要挨打。

我们的先辈提出并践行过：师夷长技以制夷。

我们必须清醒：国家的繁荣富强从来都是斗争胜利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靠“打”出来。

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坚持有限的战略目标和正确的博弈策略，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明天。

【游翰霖，察网专栏作家，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