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河北的正定县，1982年，在这个尘土飞杨的小县城迎来两个男人。一个是僧人释有明，当时接手了正定一所传奇寺庙留下的断壁残垣。另一个是中共高官之子习近平，29岁，被派到地方挂职。

两人结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有明法师重建了城里的临济寺，它是佛教一个知名流派的发源地。即便在调离之后，习近平也曾时不时地来正定探望有明，并让一些官员到这里学习党和宗教的合作之道。
    透过他与宗教打交道的最初经历，可以深入认识治国手腕比毛泽东之后其他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强硬的习近平。在海外，他之所以闻名，是因其拓展疆域控制至南海的努力，或是他那引人注目的反腐运动，但在国内，这位主席正在谋划共产党的重大路线转变：通过支持某些宗教来恢复中国精神生活的活力。面对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正求助于宗教，借以巩固自身权力。
    习近平想要把中国塑造成佛教这样的主流宗教的捍卫者，还因为他希望借此在一个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上提高中国地位。他暂定于下月初访美，与特朗普总统会晤。
    事实上，习近平的一句名言便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向抵触宗教。在于1949年打赢内战之前，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由于其人员因罹患疾病和遭受攻击而减少，共产党需要当地的盟友，比如藏传佛教徒和回族穆斯林，还有虔诚的中国农民。因此共产党采取了实用主义路线，在宗教不对其统治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基本不会插手相关事务。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这个务实派的关键人物。习仲勋从1980年开始掌管共产党的宗教工作。两年后，仍然是在他的督导下，中共中央印发了迄今为止关于宗教政策的最重要文件——19号文件。这份1.1万字的文件警告党员不要禁止宗教活动，说这样做会疏远太多人。文件还要求恢复寺观教堂，并妥善“安置”宗教职业人员。
     正定是一个孤立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其文化财富可被用来开发旅游业。习近平利用家里的关系让正定成为了一部大型古装剧的拍摄地——他大概把宗教视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像父亲一样，习近平或许也把宗教视为开发和治理中国境内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的工具。
    有证据表明，习近平内心潜藏着对中国传统宗教，比如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真正尊重。他曾是临济寺的常客，在有明法师募集寺院重建资金之际帮清除政府手续方面的障碍。据当地的记录，1983年，习近平同意将临济寺重新向公众开放，尽管它当时仍是破败不堪；最终，有明法师在他的支持下当上了住持。
    如今，正定是地域辽阔的河北省会石家庄下辖的一个郊县。临济寺也已经大变模样，从一座残破的古塔扩建为一个大得多的建筑群，包括殿堂、经楼和僧人的宿舍。有明法师于2010年去世，他住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纪念场所，装点着书法作品和一个佛龛，墙边放着陈列柜。

有一位记者曾这样的描述：“习主席为佛教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我们参观装着有明法师的衣服、书籍和照片的陈列柜时，慧常法师说道。“他表现出了尊重，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信徒，但他尊重佛教。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佛教。我们在一个玻璃橱窗前停下脚步，那里摆着习近平和有明法师在1980年代的一张合影”。                      习近平在2005年到访正定和临济寺期间，他要求佛教界领袖好好研究临济寺是如何重建的，这显然意味着，政府与宗教界的合作方式应该以他在正定任职期间的工作为范例。他还呼吁佛教徒团结一心，促进中国最大宗教的发展。

    在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的五年间，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很糟糕，这不足为奇。最臭名昭著的是，同样是在浙江，超过1500个十字架被人从教堂尖顶上拆除。或许并非巧合，督导此项行动的那名浙江省领导人，在前述插曲发生的2006年是习近平手下的最高执法官员。几乎可以肯定，实施十字架拆除行动必须得到习近平的首肯，而这再一次表明，比起被视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他很可能对人们心目中中国传统色彩相对浓厚的宗教更有好感，比如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
    2013年，他在到访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期间进行了拜祭。第二年，他在到访巴黎期间对佛教表示了赞赏。
    过去五年里，宗教还成了用以提高共产党官员道德水平的工具，一些地方的官员被要求阅读经典，以提升思想境界。
    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从经济方面看，可以说，改革较为容易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如果北京想要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要求民众做出更加痛苦的改变。如果它不改革，增长就会陷入停滞。不管怎样，政府都面对着潜在的社会动荡。
   习近平拥抱宗教之举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很多人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他对传统宗教的支持，这重现了中国政府对特定宗教和信仰体系的支持，是一种宗教和政治相融共生的样本，也是对中国的政教政权的一种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