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弗兰西斯·福山对马克思的批判有三大硬伤：第一，福山认为，近代以后发达国家社会的人口构成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这是他没有理解马克思的中间阶级概念而做出的错误结论，无法构成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第二，福山认为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劳动者阶级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则是他没有理解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形成的错误认识，同样无法构成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第三，福山的伴随着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实现了一部分市场化的中国的崛起是对自由主义的民主体制的极大威胁的主张，同样是他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理论所导致的错误观点，也无法构成对于马克思的批判。因此，福山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

弗兰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12年1-2月号发表的题为《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一文引人关注。这是一篇对于近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做出一定的反思、并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体制坦率地表达出危机感的、耐人寻味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自由民主主义的未来有赖于健全的“中产阶级”。可是，不论是历史性地击退了马克思主义挑战的自由主义、还是响应左翼（如占领华尔街）号召而开展起来的大众运动却也并没有兴盛起来，反倒是右翼的运动（比如茶党）肆意地扩大起来。相比之下不难发现，在近年的全球化进程中，自由民主主义正逐渐丧失其健全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年以惊人之势发展起来并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正给予很多人“中国模式有效”的强烈印象。然而，中国的崛起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而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的动向却也未必能够保证今后“中国模式”的持续成功。民主主义的未来决定于以下两点：一是在政治上限制既得利益集团（受到工会保护的产业工人）的政治影响力；二是在经济上重新认识支持对市场绝对信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并对经济采取谨慎的政治掌控。也就是说，必须避免自由贸易背离全球化、并趋向保护主义的倾向。

以上就是福山文章的主要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本应迎来“终结”的历史却似乎仍在危机与不安之中持续着。尽管如此，为了思考席卷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危机的意义，我们不妨还是有必要听一听福山的观点，不过需要注意其中的问题点，即他主张的以下三点：第一、近代以后，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构成发达国家社会人口的大多数的是“中产阶级”。换言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告别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阶级成为人口多数的阶级社会，并成功地创建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社会（middle class societies）。马克思的阐述在今天只能是对拉丁美洲、尼泊尔、印度的贫困地区才有意义，而且仅限于极端不平等的地区。其原因在于，第二、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劳动者阶级已经变成过上富裕生活的“中产阶级”了。劳动者阶级在后工业经济的进程中即便是在数量上也在不断减少，因为社会上形成了处于他们之下的新的下层集团（少数族裔、新移民阶层、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们等等），与此相比，产业工人却形成了保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政治势力。于是，第三、局部市场化经济与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中国的崛起对自由民主主义体制造成极大的威胁。

其实，如福山这般对社会乃至现状的认识在西方世界并不鲜见，它既是西方世界大肆宣扬的观点，更是一般性的认识，也是经常搬出来用以批判马克思的一般论调。遗憾的是，以马克思的阶级论的立场对此予以批驳的事例，以笔者有限的了解，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也还未见过。为此，对于上述福山的三个观点，笔者想谈谈自己的主张。

一、福山的“中产阶级”概念的错误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福山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的中间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马克思所说的中间阶级是在处于贵族阶级（上流社会）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下层社会）之间的近代资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而福山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是指在劳动者阶级内部形成的、比较富裕且安定的阶层（所谓的“中产阶级”），二者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而福山却将自己的“中产阶级”视为与马克思论述的中间阶级相同的概念，并以此误解为基础，试图对马克思展开批判，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二者之间甚至连最起码的讨论都无法展开，更不要说是所谓的批判了。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是福山没有理解阶级概念中所包含的不同含义和不同语义。不论何种语言，通常都是对应于不同的行文（注：即上下文）时就会带有不同的含义，解说社会的人口部分的阶级概念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人们意识到需要将阶级作为专业术语分开来使用。例如，上流（upper）、中间（middle）、下层（lower）的阶级区分就与贵族、资本家（资本家或经营管理者）、地主、独立自营业主、劳动者的阶级划分明显是在不同的语义之下进行的。将前者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的话，后者可以说是表现历史性实体的阶级概念。

而且，所谓“中间”一词，通常是指与两极（extreme） 距离相等的词汇，因此中间阶级也是因为其介于上流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间阶级这个概念在历史性上、实体上并不包含任何内容，只是依据其在两极间的位置的变化，中间的含义、内容才发生改变。如果以为马克思时代的中间阶级与现代的“中产阶级”是指同样的内容的话，就会产生很荒谬的误解。

更何况，对于存在于两极之间这样的人口部分，探寻其历史意义上赋予它怎样的实体特征才更为重要，这也才是阶级理论原本的课题和视角。福山缺乏的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很明显，马克思时代，置于中间阶级之上的上流阶级是指贵族阶级，置于其下的下层阶级是指近代无产阶级（即经济上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才定义了当时的中间阶级首先是指资产阶级（即经济上的资本家阶级、政治上与贵族阶级结成同盟的统治阶级）

[ マルクス「イギリスとフランスにおける見通し（1855年）」『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全集』第11巻、175～180頁Karl Marx, “Prospect in France and England”, Daily Tribune, April 27, 1855 (in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拙著『階級！社会認識の概念装置』第4章、東京:彩流社、2004年。Watanabe Masao, Kaikyu! Shakai-ninshiki no Gainen-sōchi (Clas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ocial Analysis), esp. chap.4, Tokyo; Sairyusha、2004.]。

那么，现代的中间阶级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位于上流的早已不再是贵族阶级，换句话说，已经是大资产阶级、其近代形式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其现代形式的经营管理者阶级（CEO阶级）。现在的下层是人口占压倒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其上层是期待向上、通过社会移动进入资本家阶级的精英部分，下层则是被劳动市场排挤出来的贫困阶层或是受到排挤的不稳定的就业阶层，可见这里也绝不是只有一个相同的阶层），而如果把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人口作为现代的中间阶级的话，那么现代的中间阶级就只能是指零散的独立个体经营业阶层（自耕农和城市个体经营业者），不会是其他的了。当然，福山设想的“中产阶级”并非是这样的独立个体经营的阶级，他在论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未来》，朱新伟译，《社会观察》2012年第2期，第21页。]

福山的这种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只能说是一种凭直觉的、庸俗的、非社会科学的定义。即便退一万步来讲，理解其含义并予以分析的话，这个定义也只能是指劳动者阶级内部形成的比较富裕的、稳定的中间阶层，仅此而已。不言自明，虽然拥有以贷款购买的一些不动产，但如果只是用于维系生计、而未达到进行经营活动的规模，这些人就不可能成为地主阶级。虽然拥有上班用的私家车，却并不能与富裕阶层借以炫富的高价耐用品相提并论（而只会导致交通阻塞罢了）。至于说到学历，如果只是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水平的学历的话，由于他们就连期望被资本家阶级选中并作为向上晋升的社会移动的资格都不够，因此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精英劳动者不同，他或她的一生只能停留在劳动者阶级的地位，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如果是经营个体事业（own business）的话，这是指被称为独立私营的本来意义上的中间阶级（即所谓的“旧中间阶级”），在这点上，很明显，福山的“中产阶级”的定义中又掺杂了不同的因素，缺乏一贯性。也就是说，福山所说的“中产阶级”实际是指历史性地享受了战后过得去的（modest）雇佣环境(正因如此，才能享受某种程度的收入、住房、教育和消费)的劳动者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如果在这里硬要将其视为“中间”的话，也只能定义为劳动者阶级内部的“中间”阶层，而像福山那样将其与劳动者阶级割裂开来，认为是另外一种存在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何况其依据的还是停留在对19世纪劳动者阶级的印象之上，则是更为明显的错误。

可见，如福山这般提出民主主义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错的，民主主义的未来自然也不会有赖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中产阶级”，而应依赖于劳动者阶级，而且是要依赖于这数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攻势中，在不断变得羸弱、在差距日益扩大的境况下，恐惧于跌入社会性危机中的劳动者阶级的“中间”阶层。至少，福山需要这样提出问题才行。

日裔美籍主流大学者法兰西斯·福山

二、“中产阶级”的困境

这样的话，我们再看看福山观点中潜在的第二个问题点，即劳动者阶级的“中间”阶层在战后获得的果实是如何得而复失的。虽然受到篇幅的限制，无法对20世纪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进行详细的阐述，但至少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福山所说的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阶级能够获得的“收入”（雇佣）、“学历”（教育）、“耐用品”（消费）、“不动产”（住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将获得这些成果（前面提到的要素再加上医疗、福利）作为本国劳动者阶级的“社会权利”给予了保障，并通过接纳劳动者阶级为“共同体完全成员full membership of a community”[ Thomas Humphrey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T.H. Marshall，T.H马歇尔），实现了将阶级对立压制在体制内部，将劳动者阶级整合在体制内部的目的。通过赋予劳动者阶级支撑体制的责任和地位，作为回报，在福利国家，与战前相比劳动者阶级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戏剧性的提高。不仅如此，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现代无产阶级早已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不再是“并非市民社会的任何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マルクス「ヘーゲル法哲学批判」『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全集』第1巻、427頁。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in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在市民社会，他们被赋予市民权利(citizenship）,而且权利受到保障，成为有责任的阶级（人口集团）。于是，在此产生了战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课题，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一方面作为阶级存在依然被编入不平等的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市民存在又成为平等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构成人员，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阶级与市民、不平等与平等的相互对立）包含着二重性在内的矛盾的社会生活中生存[ 高島善哉「現代国家論の原点」『高島善哉著作集』第8巻、東京：こぶし書房、1997年。Takashima Zennya, Genndai Kokkaron no Genten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of State Theory), Takashima Zennya Collected Works, Vol.8, Kobushi Publishing, 1997.]。

第二、正如上述所言，战后资本主义通过将获得的一部分成果分配给劳动者阶级的做法推进了某种程度的阶级妥协[ Asbjorn Wah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Pluto Press, 2011.]。关于实现了这种妥协的可能性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体制，马克思主义者从各种观点出发给予了诸多论述,并通过给出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凯恩斯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特主义等等，希望阐明这样几个内容：战后资本主义与战前资本主义具有怎样的巨大差距；构筑了战后体制的美国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型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如何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热切追捧的；以及在这种体制下为了整合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阶级，各国如何伴随着推广劳资协调思想，强力推行阶级妥协；还有就是伴随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实现了这种阶级妥协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不断遭受到深刻的危机袭击的事实。不难看出，战后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陷入困境正是从那时（1970年代）开始的。

第三、尽管如此，战后各国的资本家阶级依然将自由主义奉为支撑新的经济社会体制的指导理念。当然，这已并非是19世纪宣扬的“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正如在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换时期所看到的那样，也并非是寄望于社会公平的修正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而是适合大规模垄断时代的自由主义，即詹姆斯·维因斯坦（James Weinstein）、马丁·J·斯克勒(Martin J. Sklar)称为的法人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是支撑战后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的特征是通过对于企业活动所进行的国家管制以期实现自由主义。直到70年代遭受深刻的危机为止，支配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思想就是这种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20—30年代）的美国，战后伴随着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广泛传播开来的自由主义的新形式

[ 详见：James Weinstein, The Corporate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Martin J.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the Market, the Law,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を参照。日文文献有：高橋章Takahashi Akira「「コーポリット・リベラリズム」論ノートA Note on the theory of Coroporate Liberalism」『人文研究Jinbun Kenkyu（大阪市大Osaka City University）』第31巻第8号Vol.31 No.8、1979年；同『アメリカ帝国主義成立史の研究The Making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Nagoya University Press、1999年；楠井敏朗Kusui Toshirō『法人資本主義の成立～20世紀アメリカ資本主義分析序論The Making of Corporate Capitalism』日本経済評論社、1994年、同『アメリカ資本主義とニューディールAmerican Capitalism and New Deal』日本経済評論社Nihon Keizai Hyouronsha、2005年等。]。

这与1980年代以后产生的、谋求废除国家对于民间企业的管制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形成对比。但不管怎样，需要确认的是自由主义并非只有一种，从历史上看，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为我们理解法人自由主义之后，新的时代、即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始于70年代的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8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资本家阶级为了寻求可以替代一直使用的法人资本主义的新的自由主义，曾经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思想交锋。在智利的政变中，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跃上前台，大显身手，使新自由主义初露真容。撒切尔、里根、中曾根掌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后，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资本家阶级内部，新自由主义已从法人自由主义手中夺取了政治上的霸权。接下来便是开始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进攻，伴随着放松管制、民营化的叫嚣，华盛顿共识、市场原理主义的潮流正式拉开帷幕[ Kees Van Der Pijl,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 2012, Preface to the 2012 Edition.]。

于是，众所周知，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的30年，导致了福利国家的解体、社会差距的扩大、不断加深的危机、即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接连爆发。摆脱新自由主义现在正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当务之急。然而，资本家阶级却也为找不到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权威性观念”而苦恼不已。福山的感叹、以及他的梦想正反映了无法提出能够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新的有效的自由主义理念的资本家阶级的焦虑。然而，急躁之余，福山恼火地指责左翼的无能的做法却让人多少有些难以理解，因为正是由于成功而彻底地削弱了左翼力量，资本主义国家才得以如此完美地实现了从法人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转换啊。不过，令人无法忘记的是，当年虽然芝加哥学派已经登场，但资本主义国家对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智利阿连德政权依然发动了军事政变，并对支持阿连德的劳动者、市民、学生进行了残杀、镇压。而使得资本主义危机深重、促成全球化扩大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也是在阶级力量关系中，资本家阶级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实，同样令人难以忘却。

 日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渡边雅男

三、“中国模式”的实质

最后的问题是，令福山恐惧的、对自由主义提出重大挑战的“中国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政治影响力，正是导致福山不安之所在。

不过，回顾历史，同样的恐惧和不安却是至今为止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之际，感觉威胁到本国优势地位时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做出的共同的反应，并非什么新鲜事物。通常这时先行的国家表现出来的反应与反弹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模式，即将问题的本质归结为威胁到自身霸权的后起国家的国民性或者其独特的文化上的倾向。

例如，英国通过产业革命率先确立了产业资本主义，当它想要确立帝国主义霸权之际，与其对抗的法国采取了特殊的政治社会体制（波拿巴主义）虽是历史事实，但当时将其视为法国所固有的特殊问题，煽动敌视法国的法国威胁论、或者与这种法国威胁论相结合的法国国民性理论确是以英国国民的排外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主义）的形式流行开来的。之后，德国·普鲁士因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成为先行帝国主义国家的有力挑战者而加入世界市场之际，以及之后的将德国视为近代国家的榜样而开启近代化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了夺取亚洲的霸权而对邻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之时，对它们的举动感受到威胁的一方拿出来的常常都是夸大那个国家的文化特殊性、国民性，及其那个国家所固有的习惯和传统等的特殊性理论。现在，面对中国的兴起，福山口中的中国威胁论也让人感受到同样的口吻。

要与这样的特殊性理论划清界限，记起马克思曾指出的：法国政治社会体制的“特殊性”是源于落后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特殊关系的阐释是个好办法。马克思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尖锐地指出，波拿巴主义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从属，以及由此引起的中间阶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マルクス「ルイ・ボナパルトのブリュメール18日(1851～1852)」『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全集』第8巻、107～204頁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in Die Revolution, 1852 (in Collected Works)]。

法国之后，德国（普鲁士）刚加入世界市场时，在俾斯麦的治理下，市民社会被置于远超过波拿巴主义的国家强有力的庇护和约束之下，服从于“自上而下的近代化”的发展。德国的近代化方式与英国、法国的“自下而上的近代化”形成对比，与个人自由相比更优先于国家的权力和控制的德国市民社会的独特性于是成为常常被解说的对象，而产生这种独特性的最终原因就是该国的市民社会的阶级构成的独特性。

至于日本就更不必再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化包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明治维新以后到战败，日本作为后起的挑战国，培育起残留着浓厚的“半封建”性质色彩的资本主义，并建立在独特的政治社会体制、即天皇制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体制下，市民社会极为脆弱，资本家阶级没有自立，而是满足于通过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勉强守护住自己的利益。

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相结合、政治比经济更占据优势地位、市民社会缺乏自立性、国家比个人和社会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等特征，在后发展起来的近代化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并不是来自于国民性的特征，而是源于后起性的特征。是对于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中谋求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挑战者国家来说，印刻在其市民社会的难以回避的历史性特征。相比于英国的法国、相比于法国的德国、相比于德国的日本，历史上都曾显示出市民社会自立得更晚的特点。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显现、官僚比民众更为获利、行使国家权力比保护个人权利更为优先等等，都是事实。将所有这些都归因为国民性、文化或是传统来论述的话是很荒谬的。

后起国家以挑战者国家的姿态对抗霸权国家，想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更有利的业绩的话，支配着市民社会的统治阶级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权力，国家同样要做出回应，努力维持其霸权，这是必然的。这种近代化的路径（一般被称为“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曾是后起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路径。尽管如此，笔者却无意为上述后发国家的历史性的落后做辩护，而是主张进行历史性说明的必要性。当然，挑战者国家挑战霸权国家，在对于后起国家有利的条件下能够赢得竞争的时期是有限的。即便如此，源于挑战者国家的后起性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或是在某种意义上会成为模式。

如果能够看看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源于普鲁士的话，就很好理解了。但是，这种关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竞争的持续，也会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如果从以日本为开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接受美国的法人资本主义，告别古典自由主义，进而追求大规模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来看，就很好理解了。而成功的模式一夜间转为失败模式，想一想泡沫经济前后对于日本型经营的毁誉褒贬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曾经一派繁荣景象，称赞日本经济“成功”的声音响彻全世界，而促成日本“成功”的即是所谓的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当时，日本式经营作为成功的范例受到广泛赞誉。然而，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一陷入闭塞、衰退的长期恶性循环中，日本式经营又顿时成为日本经济失败的罪魁祸首，企业纷纷放弃日本式经营，现在再无人理睬日本式经营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进入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较晚、却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推进近代化或市场经济化（资本主义化）的挑战者国家，与面对挑战、试图保住霸权的帝国主义霸权国家之间在世界市场上产生的竞争问题，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阐述过了。

中国模式的未来当然不存在要依赖于“中间阶级”的政治方向性的问题，而是依赖于福山误以为“中产阶级”的劳动者阶级的主要部分的动向，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国民整合的国家官僚和经营者阶级（“官商阶级”）的政治影响力。问题在于市民社会内部的阶级构成的现实状况，深究的话，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在怎样的力量关系中将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整合起来的问题。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产业资本家们从事国家事务、研究哲学”[ マルクス『資本論』第3巻第3章。Marx, Capital, vol. 3, chap.3.]的时候。

【作者：[日]渡边雅男 清华大学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译者：谭晓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察网摘自：渡边雅男：《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