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谷闲人

孙立平生于1955年5月，辽宁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是中国现下流行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外号“公知”。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有人曾在博客中称孙立平当过习近平的老师。孙立平则在个人博客发文，就流传的有关他曾担任习近平的“论文指导教师”予以否认。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培养的太监婊子理论家。这类货色话虽然说的不错，却是以“劝说”、“直谏”得方式说出来滴，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忠臣”。其实，这类货色自以为很高明的指出了中国的问题，自己洋洋自得，底下专门有二流、三流……太监流氓吹捧。其实瞎掰，共党独裁体制一日不除，这类腐败透顶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不可能有任何“改革”和“改进”。

中国的这类自以为“无才补天”的破石头，多了去了，这位传闻是习近平二大爷导师的“师爷”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中国就是个大粪坑，所谓：茅坑里的石头都是又臭又硬滴。不过，话还是有道理滴，要想混个一官半职、混进“习核心”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不说点“对话”、“有科学根据”的话是不行滴。据他说：

中国经济基本症结是社会的寄生性，（社会寄生性是这孙子自己创造的名词。谁寄生在谁身上，这孙子不敢说或不愿说）表现在五个环节：

一，沉重的税费负担；

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

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

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据他说，是“江泽民的经济政策陷中国经济于混乱无法自拔之地。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不可能长期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现在速度降下来了，政府收入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但养的那么大机构和那么多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准备对外打仗，还要用大量的钱维稳。在这种情况下税费不可能降下来。

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

这里，有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还有一个问题，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提供部分经费，余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

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处境艰难，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但金融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经济。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研究，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已经接近200万亿。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

第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

所以这类中国式“理论家”的特点就是能用“文明的”理论预言，把土匪流氓抢钱的过程说得天花乱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