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粉赞赏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人伦法则是不可取的。因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别人想要的。儒家的真实用心是为王权服务的－－那就是君王、家长可以把“己所欲”强加于人；父母官们高唱道德高调：“妈妈打子女是为了子女好”，儿不嫌母“丑”，因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样，儒家就以仁义孝道掩盖了残暴的本质。 中国人曾相信：父母的痼疾，只要吃了子女的肉，就可治愈。这些肉应该做好后、让父母无意中吃下。清代北京《邸报》上经常出现这类事例。显然，这类“己立而立人”的故事过于愚昧野蛮。 另有“一荣俱荣”的故事， 儒家当官发达后,“达”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大舜皇帝就要让流氓象弟做诸侯。这类“己达而达人”的故事过于腐败贪婪。 儒家推己及人的处世观，强调的是“己”，而不是公义。什么都用“我”来做标准，用“我”来衡量一切，这就陷入了“唯我独尊”的“定于一”的专制逻辑。孔子的思维的根本错误就是“以己推人”，这就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假大空主义以及“唯祖是从”的复古主义。 儒粉吹捧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普世真理。我不喜欢的东西或事物，我不会施舍给你。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实不然。因为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的原始的感性思维。其实，我不喜欢的东西或事物，也许是别人喜欢的，因为人的嗜好并非人人相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最好规则是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潜在的含义是：如果是你自己所“欲”的，便有理由“施于人”即“己欲立而立人”。由于孝道为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变成了“父不喜欢的，子就必须不喜欢；父喜欢的，子不能反对甚至必须接受”，强制性地向子女灌输家长认为的对子女“有好处”的事物。这就陷入了专制的泥潭。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己所欲而施于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抽烟者要他人被吸烟，嫖赌者要朋友嫖赌，否则，三缺一，不好办……在公共领域里，领导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实行“己之所欲，大施于人”、“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大量的“政绩工程”、“拆迁工程”，危害极大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拥有话语权的大师、名人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实行“己之所欲，大施于人”搞奴化教育、洗脑教育…… 儒粉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合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是处理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积极自由的范围。这里的要害就在于那“施”字，一旦“施舍”，平等荡然无存也。 当然，站在孔子时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孔子时代，社会就是丛林法则，没有自由平等；强权与武力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法则。那时如果能够成功地劝说暴力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在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但这句话很难做到。譬如：孟子不喜欢别人骂他，他就不应骂人；他怎么骂人是“禽兽”？孔子不喜欢别人杀他，他就不应杀人；他为什么杀少正卯？可见，一个社会只要还存在着“施”的行为，那么就意味着强权垄断与暴力压迫难以避免。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无论怎样“施”或者“勿施”都是会出现问题的。也就是说人类美好的人际关系与利益的实现，再好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换一个背景，比如一个社会里已经是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强调“施”还是“勿施”吗？在民主法治社会里，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其利益的交换，权力的转移，都是在充分发育了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而市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有自由平等的“选择”权，交易的结果是达到双赢。 假如你有一种东西，你是不喜欢的，可以放到市场上去卖，也许有人就喜欢出高价买进。假如你喜欢一种东西，你也可以用钱买来。甚至权力的选择，都可以通过自由选票市场来进行。民主制，其实就是政治权力的市场化。各自的货色都摆出来，让大家来选择。得票多者胜出。服从多数，保护少数。 可见，在自由民主时代，无论孔子的“立人达人”，还是“施”或者“勿施”都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孔子时代行之有效的东西，在今天，这些话就没有多大意义。孔子的仁爱是一个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爱圈。离自己越远，爱就越淡薄。而且这种爱与亲情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数千年来，唯有在熟人圈子里才可能有信任，在亲人那里才有爱的可能。即使这些“爱”，都是打上了世俗功利的成份。中国人数千年来，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只有政治联姻，权力算计和功利计算。这种风尚一直保存到现在。结婚就是吃喝送礼，新娘新婚之夜，最大的兴趣就是数数收到多少礼金，置新郎于不顾。以孔子的伦理来拯救世界，实在是一种痴人说梦，那是一种病态的自大狂。这种情绪与《中国不高兴》所表达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人还是先救救自己吧。只要我们还在“施”还是“勿施”里转圈子，我们就还是被救的对象，而不是拯救的角色。 泰勒斯(前625年～前547年)说：“不要做你讨厌别人做的事情”。有人说，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马太福音》里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如果别人不愿意，那么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么不妨听之任之（自由），而不要认为他错了。 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不是根据“欲、不欲”和“施、不施”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是否侵犯人权来划分。社会正义的标准只能是蕴涵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说教只适合于幼儿的理解力，经过2000多年，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阶段，实在可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