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遐想:中国人到底信不信宗教？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中国文明并没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权力极大的僧侣阶级。皇帝自身便是国教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但民间的各种信仰也会被容忍（只不过其僧侣的政治发展空间会被缩减）。这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欧洲产生强烈对比，在欧洲教会压制了现世的统治者，而且统治者和人民所抱持的信仰都是一样的。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 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新教则 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

中国宗教衡量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而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中国人世代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信不信宗教？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都不信，又好像都信。我认为这与宗教的本质有关。宗教有一个人们司空见惯而又常常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解决很多世俗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简单。人们对世俗的一种观 念、伦理，或者一个法律的认同都要经过一番论证，而宗教不需要这样，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验证的，上帝是不需要验证的。

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 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 一代下去， 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麽，活着有什麽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 。

中国人的“灵魂得救”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根本不需要“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会铸下不得超生的大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在古中国，神的慈爱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

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中国人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关大心到生命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了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人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民，只有比我 们更文明些。

中国人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後，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

中国的文人、君子，他们的理想是很实际的：正因为它很实际，所以也是不稳固的。因为现实生活在不断地变化，你讲天人合一，看起来好像很稳固，天和人不分 嘛，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嘛。但是实际上，你把人世的变化看作就是天道的变化，你必须随着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信仰。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我们 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可以追求，它都是随时代而变、随环境而变的。比如说爱国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 主义历来是跟忠君分不开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超越的东西，它总是跟现世的某个当权者、某个君主联系在一起，爱国忠君嘛。从屈原到王国维，都是这样的，用忠君来代替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