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永续红色种姓制，杨改兰一家人就是这种姓制的悲惨贱民。
种姓制的起源
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创立的。“种姓”这个词儿是从是梵语“Varnā”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照他们的说法，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族，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Dravida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界限的。后来随着工作和职业的分化的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自己中间起了反映，于是有四姓四个种姓的划分。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Brāhmana，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到后来婆罗门也可以当国王；其次是刹帝利Ksatriya，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Vaisya，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最下的种姓是首陀罗Sūdra，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种姓有它的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混乱。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特别订有法律，给予一种贱名，如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名为旃陀罗Candāla。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着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种姓制度不仅订在法律里面，而且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宗教教义和教条中。在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中国”地方，种姓制度最严格。 尽管印度独立已将近六十年，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仍是强大的，仍在阻碍印度现代化的步伐，这是印度社会的不幸。 中国身份等级制度 中国自古没有严格意义的种姓制度，不过，与之类似的身份等级制度自古就有，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管仲把国人分成“士农工商”并搞职业世袭，到魏晋有九品中正制（最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身份等级制度在元朝强化了，而且越到后面，越加严重。 元朝的身份划分是由种族矛盾带来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开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从成吉思汗开始，将天下百姓强行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国民）、汉人（金、辽遗民）、南人（南宋亡国奴）四个阶层。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种族歧视，其他隶属国君主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比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汉人和南人考左榜，难易程度有别。就这样，在种族矛盾和腐败政治的交织作用下，元朝统治维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飞烟灭了。明朝取代了元朝后，“以其道反治其身”，朱元璋通过人口登记，建立起乐户、丐籍、堕民等歧视制度，一般针对两种人：一是留下来的蒙古人，元代降将，其二是普通罪犯。明朝政府明确规定，这些人只能为普通民籍、宦籍服务，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在江浙一带，一直到清末民初，都还有不少家庭沿续着乐户人家的生活传统和习惯，男的以出卖技艺和力气为生，女的为当地大户或达官贵人家庭提供服务。到了清朝，种族歧视仍然非常严重。它实行种族隔离，实行满汉分区居住，严禁异族通婚。除了满人的八旗子弟，其它民族的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满人拥有特权，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至将相，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减等、换刑的优待。而汉人，即使在朝廷担任高职，在满臣面前也要下跪，开会的时候，满人昂然上座，汉臣只能跪在旁边，地位甚至不如满人的家奴。在清朝建国一百多年之后，统治阶层开始中原化，从雍正开始，将乐户、贱民等“非良民籍”制度取消，被称为“普世平等”的一大善政。同时，实行蒙满一家、蒙满汉化，并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项政策，化解了异族之争，所有外敌都变成了中国人，敌我矛盾也变成了内部矛盾，清朝的版图因此急速扩大，由一个异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泱泱大国。中国由元朝开始，因为等级制度而带来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才得以缓解。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新的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二元身份制”。这项政策，起初是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考虑的。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加码，在城乡二元身份之外，又有了政治身份的划分，出现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贫农、中农、干部、工人等不同群体，其政治待遇的不同，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的登记、档案和各项社会活动。计划体制下，城乡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工人、农民、资本家、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现在，针对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暂住证”虽然取消了，却冒出了同类性质的“居住许可证”；同样是车撞死人，城里人要赔40万，农民则只有20万不到，这个价码显然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待遇、福利、不同社会地位估量出来的。在身份制度与社会待遇的共同作用下，公民分为不同等级，貌似平等地“同在蓝天下”，实际上却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追求。非公民社会中，“身份”不是经济自然形成的产物，不是行业、职业、生活状况的集合，而是由国家政策、血缘、地缘、行政等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身份制度在各项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当中，根本作用只是在于控制、约束，人为制造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左右人们在创业、居住、教育、社会福利、迁徙等现实生活。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配套，与市场经济不配套，于国民政治、人生权利方面有负面的约束，显示出对国家经济越来越大的制约。中国无疑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的分割不光受经济、文化地位等影响，还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上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 从印度的种姓制度，到中国的身份等级制度的对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维护国民在身份、待遇、权利的平等，营造文明和谐发展环境，建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有职业、出生地、文化背景的不同，没有党派、地域、种族、公办和私立、国企和民企之高低贵贱，不戴标识身份的帽子，只需要在《宪法》宪政的制约下，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共同享受国家的阳光雨露，国民对这个国家，才可能有共同的认知和共同的责任。无论哪种身份歧视，客观上都在制造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不和谐，在事实上起到分化国家的作用。因此，取消种姓制度，取消各种各样人为的身份定义，消灭所有与身份挂钩的歧视性政策，势在必行。 红色种姓制度
儒家血统论。鸡鸭鹅狗猪马牛羊畜生都自然实行的血缘亲情，儒家孔丘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在动物都是不必言明的自然本能，孟轲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 马克思主义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石的。
达尔文信仰的是获得性遗传，也就是“老子聪明儿聪明”之类，这在中国叫血统论，在西方就是种族主义。“劳动使猿变为人”的后天“获得性遗传”被证明是错误的！ 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表现为种族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表现为种姓主义。马克思强调单个人隶属于他所在阶级，就是血统论；因为每个人最初总是随着父母生活，因此，家长的阶级地位就成了每个人的“成分”，这就是种姓主义的血统论！马克思将社会存在归结为阶级存在、强调人的经济状况、尽情渲染人的阶级性。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写道“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力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6页，此“种族”=印度的“种姓”）。工人是代代相传、世袭的？有的巨富出身于工人家庭，例子多矣。难怪在共党国家，特别毛时代的年，唯成份论、血统论泛滥肆虐，皆源出马克思的教导。 1966年7月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北京市6中高三学生王光华提出异议，被老红卫兵活活打 死。随后，遇罗克发表《出身论》谴责“新的特权阶层”，要求人人平等，结果被周恩来下令枪毙了。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周恩来是共产党党魁之一，对要求人人平等的的人权思想恨之入骨！ 胡耀邦曾因重用平民出身的“青红帮”（即“团派”）而得罪了党内保守派，1986年，陈云针锋相对地提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干部子弟接 班，不会掘祖坟”，能确保革命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如今官场上的裙带之风越演越烈，组织部门提拔干部，不是首先看他的业绩，也不是看他的经验与能力，而是看重身外之物，血统。习近平称之为“红色基因”。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能忘本，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他要求军人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所谓“红色”就是马列主义和共产共妻的红色邪教。现在兴起洞房夜抄党章，就是要把红色基因通过笔端注入子宫，从而实现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代代传”的中共世袭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