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斤品

提要：中国要改变人心，第一个是通过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

一，引论

“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中国古人的什么“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人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地有12经水，人有12经络”等等“天人合一”“天人对应”的说法，都是极端荒谬的。

当代的法轮功，仇恨充斥大脑，完全不会思维，自相矛盾。譬如，张艺谋交超生罚款，法轮功的石涛说：张艺谋是江派，活该倒霉。事实上，交超生罚款是国家政策，怎么会专门针对江派？现在张艺谋导演“西湖歌舞几时休”，难道他是洗衣粉派？法轮功整天这派那派，完全是胡思乱想！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走捷径，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中国要改变人心，第一个是通过真正的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儒教不可能确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而且主张为了孝道应该包庇盗窃、杀人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十诫”道德为整个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感性思维和指鹿为马的丛林思维模式。

二，易中天：点评韩寒的“逻辑论”——中国逻辑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确实如此。比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态度不好。其实，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好，他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不好，也没抄，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呢？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

第二，问动机，不问是非。动机是第一重要的，事实和是非则可以不顾。比如一个贪官为了保命，揭发另一个贪官。难道因为他“动机不纯”，纪检委就不查了？当然，一个人的错误，如果是“无心之过”，应该原谅。但这总得在认定事实之后嘛。

第三，问亲疏，不问道理。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三， 野夫：“中国逻辑”是逻辑的天敌

日前我与一位在法学院执教的朋友茶叙，他感慨教育之难，尤其是教化初入校门、被教科书的意识形态阴影长期禁锢了头脑、思维方式原始的大学生。他需要破解的难题，不是事实之争，而是观念之争。论前者，真相是击碎谎言与谬误最有力的武器，将《历史的先声》、《一寸河山一寸血》摆在学生眼前，他们不得不去正视这个国家的过去与自己的过去。论后者，真理本是至上利器，然而你的真理，却可能是他的邪说，你的正路，却可能是他的邪路。观念的战争，往往会陷入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困境。你对一个做惯了奴隶的人述说自由的美好，磨破嘴皮，他只冷冷回一句：“我现在的生活好极了，为什么还要自由呢？”你将自由的价值塞到他手上，不够独立的他，终究不会享用，反而使自由贬值。

他问我：你当年如何反洗脑，如何消解高中政治课的余毒？我不禁苦笑。高中三年，我一直畏政治如虎狼，高考五门课，惟政治成绩最差。然而，即便不曾深入门径，依旧受其荼毒：我在大二之前，都是辩证法的虔诚信徒。好在比起大多数同代人，我中毒尚浅，消毒工作相对简易——据我的经验，一是读胡适、王小波等，不仅要看他们说出了什么道理，更要看他们怎样说理；二是学一门逻辑课，若读法学专业，则十分便宜，记得法学院都开设“司法逻辑”或“法律逻辑”课程，学完这门课，可试用逻辑之刀解构政治教科书上的宏大理论与话语，一刀见血，刀到病除，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几乎毫无逻辑可言。这第二点经验，其实包容了第一点，胡适、王小波说理的力量，恰恰在于其严守逻辑。所以若由我现身说法，药方只有一剂：逻辑。

说到逻辑，我想起了那句名言：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在中国，逻辑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中国逻辑；因为严格来讲，后者并不配称为“逻辑”，其实质毋宁是反逻辑，玷污了逻辑之名。

中国逻辑到底是什么玩意？

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我的归纳不如他缜密，却更具体，所指更为鲜明。

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心之为心，动机之为动机，恰在于不可测问。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烈。你批评一位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附会。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就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就说：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酷吏。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贪官和酷吏，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就受损伤。扪心自问，我亦不敢说自己健全，所以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点，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然而，你要想“读懂中国”，就必须洞察中国逻辑的本质，洞察的前提，你必须具有逻辑。这正可以回答，逻辑为什么重要。

四，结论：制度决定论不成立

野夫宣扬制度决定论，是错的。野夫说“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这句话也对，但需要深究一步——制度改了，是不是一切问题就能解决？

清朝倒灭之后，我们是不是改过一次制度？辛亥革命成功了，一派新气象，欣欣向荣；但是，仅仅多少年，腐败混乱就滋生成癌了？

中国人在国外的社区，可以说政治制度变了，然而犯罪率也是很高的。香港最初的总督评价华人居民说：作为个人，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差；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道德败坏是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英国人所谓的道德，显然就是指的公共道德。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可能很讲道德，但是组织共同体的事务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在算计每个人，恨不得把别人坑死才算了事。所以按照欧洲人的公共道德观，中国人就是一个只会弱肉强食而没有德性的人。

国人道德败坏的原因是国人只有唯物主义的利益追求，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说：儒教道教佛教追求都是物质利益，儒教讲国泰民安，道教讲长生不老，佛教有送子观音，中国人信这些教，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并不是真信仰，必然导致道德败坏。西方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是真信仰，所以社会道德秩序井然。日本人在地震灾难面前，没人顺手牵羊哄抢物质；中国出个汽车交通事故，总有顺手牵羊哄抢物质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国民。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是走捷径，不搞实质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中国要改变人心，第一个是通过真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儒教不可能确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多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而且主张为了践行孝道应该包庇盗窃、杀人犯罪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十诫为全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丛林思维模式。

中国人逻辑就是指鹿为马的丛林思维模式，有两个段子为证：

其一，俗云：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

其二，肖洛霍夫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兔子没命地狂奔，路遇狼，狼说，你跑那么急干嘛？兔子说，他们要逮住我，给我钉掌。狼说，他们要逮住钉掌的是骆驼，而不是你。兔子说，他们要是逮住我钉了掌，你看我还怎么证明自己不是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