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萨达姆就有民主了？

可以从伊拉克战争中汲取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当分析师分析情报时，他们的假设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因此，有缺陷的假设可能导致缺陷巨大的政策。几乎所有人都假设萨达姆不配合联合国检查者是因为他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事实。事实上，他隐藏的是他没有这些武器这一事实。

类似地，在开战之前，许多决策者相信，一旦萨达姆倒台，民主很快就会出现。确保这些重要的基本假设接受“红队”——即不支持相关政策的人——的检验应该成为标准操作流程。

另外一个现实是，推翻政府尽管困难，却比为新政府营造安全容易得多。新政府需要这一安全在众目睽睽之下巩固它的权威和赢得合法性。

在一个缺乏许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社会里创造像民主这样的东西，是一个需要耗时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任务。

被漏掉的“战争遗产”

报告对伊拉克战争的遗产几乎只字未提，但考虑这个问题很重要。首先，伊拉克战争搅乱了地区实力平衡。伊拉克不再能够牵制和平衡伊朗，反而被伊朗的影响力所笼罩。伊朗不但可以自由地发展有意义的核计划，还通过代理直接干预多个国家。宗派斗争毒害了整个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关系。被遣散的萨达姆军队官兵离心离德，这助长了逊尼派叛乱，并最终导致所谓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崛起。

伊拉克战争不但对伊拉克和中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英国议会在2013年投票反对参与任何旨在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军事行动，后者罔顾不得在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明确警告，这显然与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是一场失败的观点有关。导致大部分选民支持“脱欧”的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可能也有一些源自伊拉克战争的经验。

类似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也影响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思维，当众多美国人出现“干预疲劳”时，奥巴马政府几乎没有兴趣在中东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当然，危险在于教训可能被过度汲取。武装干预必须只在它们是最佳可行战略并且结果可能证明值得为之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利比亚是违反这一原则的最近的干预例子；叙利亚的干预代价更大，代价来自不作为。

伊拉克战争的代价足够沉重，人们却没有从中正确地汲取教训。这才是最大的讽刺之处——也让这个悲剧更加惨痛。

（理查德·哈斯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著有《必要的战争、选择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