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原本有五个神主牌位：马恩列斯毛，现在剩下马恩毛。

最早摇摇欲坠的神主牌位是斯大林。1956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是个变态的暴君和杀人魔王，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因为老毛虽然饱受斯大林威胁欺辱，但怕中共统治合法性受到冲击，也怕自己死后被鞭尸。老毛说斯大林功大于过三七开。这是邓小平说老毛功大于过三七开的先例。赫鲁晓夫对中共领导人说，你们这么喜欢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用火车送给你们。

到了苏共失去政权，苏联解体，俄国历史学者和官方不但揭露苏共和斯大林的滔天罪行，也揭露了列宁也是个暴君和杀人魔王，是一战中拿着沙俄敌国德国政府巨额经费被德国政府护送回国发动内乱的，建立起祸国殃民的苏共政权。中共跟普京政权交朋友后，不好跟俄国官方强辩诡辩这些俄罗斯历史问题，只好把斯大林和列宁的神主牌位去掉，还去掉马列主义招牌，只用马克思主义招牌以及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小招牌。

作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种准宗教，如同国族社会主义（最早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国族社会主义的首字母缩写音译）。

首先，它们被党魁和宣传官员说成真理。几年前解放军报某副社长的一句让人发笑的话是，我们的信仰，乃是宇宙的真理。我在旧文中说过：“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真理’（truth）是个有争议的术语。“真理”首先是个宗教术语，存在于神那儿，也就是存在于先验世界里的抽象客体。类似于宗教的先验主义认识论，也是把真理当作先验世界里的抽象客体，客观存在，被人们发现。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没有真理这种先验世界里客观存在的抽象客体，制约现象的规则或倾向性是人们概括出来的，存在于人们的心智之中。”

其次，马克思主义和国族社会主义都搞个人迷信。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中共怕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联想，改成个人崇拜。苏共原本搞对马恩列斯的个人迷信，二十大后搞对马恩列的个人迷信。中共1938年以前跟着苏共搞对马恩列斯的个人迷信，此后加上对老毛的个人迷信。到了文革，到了顶峰，例如林彪的疯话：毛泽东同志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老毛被老邓三七开后，神性受损。

中共曾试图把周恩来造成神，后来试图把老邓和陈云造成神，但都未成功。为什么呢？巫术文化中，有一种神奇的近乎天赋的领袖魅力。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克里斯玛（chrisma），进行探讨。近现代准宗教造神，需要捏造神迹。例如金正日出生于苏联，金家王朝却谎称他出生于朝鲜古代神话中朝鲜人发源地神山——白头山。为周邓陈捏造神迹。为时已晚。金家王朝，可以一早就为太子捏造神迹，但非世袭制的苏共和中共等政权，却难以早早为第二代及之后的党魁捏造神迹。苏共从斯大林接班人马林科夫开始，都没能被造成神，而中共从老毛接班人华国锋开始也没能被造成神，其他共产党政权也都是如此。习近平不信这个邪，大力推动对自己的造神运动，已经被打脸了，还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

中共剩下的马恩毛神主牌位中，上面说过老毛已经受损，恩格斯是马克思的金主和小伙计，所以神主牌位主要就是马克思了。

从1980年代开始，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和马恩列斯神主牌位有所淡化。原因首先是中共意识形态逐渐从共产主义转向到国族社会主义，其次是中共政权的共产主义实践祸国殃民，再次是1979年柬共政权灭亡和1990年代共产党政权大多灭亡，滔天罪行众所周知。

中共最高层2000年代后期开始试图复辟共产主义，胡锦涛说要学习朝鲜和古巴，薄熙来在重庆大力推动。2012年中共最高层换班子后，这种尝试更加明显。中共投巨资于大量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机构，在北大开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

马克思这个中共官员说是死后要去见的老祖宗，有这么神吗？马克思是个学者兼社会运动活动者。

作为学者，马克思的主业是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就是劳动价值假说，也就是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剥削工人。现代经济学者一般不接受这个假设，而是认为创造价值的是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等全部生产要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都没有市场，因为那会煽动工人造反，而且做老掉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是做经济学史，不是做经济学，奏折都没法写。所以樊纲等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老家伙早就改投在张五常门下，而张五常是美国制度经济学者科斯的学生。制度经济学跟政治经济学还能勉强扯上点关系。

马克思的学术副业是哲学，基本假设就是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是假设物质决定精神。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属于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本体论的问题很多。辩证法属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叫做逻辑学），是假设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上升。马克思假设辩证法适用于一切现象。

作为社会运动活动者，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假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推出了社会主义这种乌托邦假说的新版本——共产主义假说。把按主要生产方式划分的西欧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改换为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劳动价值假说和辩证法，资本主义的否定上升就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参与社会党国际（第一国际）的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假说比国族社会主义假说更加极端和危害性严重，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唾弃。

马克思的徒子徒孙和迷信者，没有什么像样的学者。被造成神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家三代君王等，都是暴君和杀人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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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2015-1-16）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共同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马恩也把共产主义叫做科学社会主义，论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

共产主义者首先在俄国执政，然后蔓延到东欧和东亚。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在意大利执政，然后是更强的德国。德国纳粹党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通常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字母简称。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差别在于：

1. 共产主义实行全面的极权制，而民族社会主义主要实行政治上的极权制。在这一点上，意大利法西斯党政权学习了苏联政权，而德国纳粹党政权学习了前二者。

2. 共产主义剥夺大部分私有财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民族社会主义只是对私有企业加以限制。

3. 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的，而民族社会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

共产党政权还剩下五个：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朝鲜和古巴还坚持共产主义，而中国、越南、老挝已经演变为民族社会主义。

近日凤凰卫视爆出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谈要大干一场，就是企图以复辟共产主义为幌子，利用民众的仇官仇富，搞第二次文革，夺取党国最高权力。

或许有人认为我是拿法西斯主义来丑化共产主义和中越老，我并无此意，而且法西斯主义丑化不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更丑恶。

法西斯主义在大陆被批臭了，通俗化成了惨无人道的意思。法西斯主义是墨索里尼用的名称，实际上还是民族社会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是放不进去的。

说中越老现在已经演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也没有丑化的意图，因为这三国的国内现状还不如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的意大利和德国。

至于极端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意德那样的对外军事扩张，越老太小，可能性不大，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这个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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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经济观、政治观和国族观的左右光谱

（2015-2-17）

上个月我写的两篇文章里说过：中国、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早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演变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他们不是意德那样原生的，而是共产主义搞不下去了，只好改革。演变包含三个方面：（1）从全面极权主义到政治极权主义，（2）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还有可能到经济命脉公有制），（3）从革命国际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

所谓“民族社会主义”或更常见的译名“国家社会主义”，更为人所知的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人们喜欢放到左右光谱里，便于把握。共产主义一般被说成极左的，而民族社会主义过去一般被说成极右的，近年来有人认为是极左的。

从开头说的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三方面差异可以看出，这两种意识形态各自至少包含了经济观、政治观和国族观，所以必须在不同方面区别左右，不能笼统地打上左右标签。

在经济观上，共产主义主张公有制和指令经济，是经济极左派。

民族社会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张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系。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主义还主张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体系。这是经济激进左派。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北欧西欧社会党和美国民主党等）主张高税收高福利，有些还会主张企业员工入股乃至集体所有制。这是经济温和左派。

经济温和右派主张对自由市场经济有所限制，以较低税收和福利阻止贫富差距扩大。

经济极右派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尽可能减少税收和福利。

在政治观上，共产主义主张全面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也就是政权全面控制社会和个人，行政权为王，实行人治。这是极端专制派。这在中国被称作政治极左派。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政治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也就是政权控制媒体、教育等政治相关领域，政权为王，实行人治。这是政治专制派。这在中国被称作政治左派。

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主张个人合法权利不容侵犯，民间团体和媒体制约政权，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民选，政权中三权相互制约，法律为王，实行法治。这是自由民主派。这在中国被称作政治右派。

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自由不受政权限制。这按照中国式光谱，可以算政治极右派。

在国族观上，共产主义主张革命国际主义，是国族极左派。

一般的国际主义如欧盟的理念，是国族左派。

一般的国族主义，是国族右派。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极端国族主义，是国族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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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

（2015-1-17）

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源远流长，流派繁多。

早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不满和药方，提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其最早实践就是欧文在美国的新村实验。这类实践延续至今，例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美国最著名的极左派乔姆斯基（麻省理工的退休语言学教授）是犹太人，年轻时和未婚妻去这种农庄生活过，差点决定留下来。

此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出很多版本，最著名的就是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实践就是欧亚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还有一个著名流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通常译作：国家社会主义），是对一战后国际经济危机困境的不满和药方。民族社会主义不是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是很粗糙的意识形态。最著名的两个说教者，墨索里尼是记者和街头政治活动者，而希特勒是退役下士和街头政治活动者。民族社会主义包含了政治极权主义（独裁主义）、极端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意大利的民族社会主义也叫做法西斯主义，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在意大利语中，法西斯原是当中包着一把斧子的一捆木棍，曾经是古罗马执政官的仪仗，象征着权力和威信。19世纪被用来指称激进团体。与这个象征物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口号之一是“力量来自团结”。除了力量或权力和团结，这个象征物还让人想到古罗马的荣耀。国家法西斯党通过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上台执政。

希特勒在微型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Z、纳粹）的街头闹剧啤酒馆政变后，被捕判刑。在狱中，希特勒写了民族社会主义的书《我的奋斗》，出狱后通过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获得总统兴登堡任命，担任总理。然后通过警察抓捕其他党议员，获得了国会多数，在兴登堡去世后，被国会任命为德国元首。

法西斯被苏联和国际共运及左派当作政治极右派的代称，是从西班牙内战开始的。受到纳粹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军人专制派与共和派开战，支持共和派的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赴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参战。苏联宣传机器把佛朗哥称作法西斯。

苏联后来把入侵的德国也称作法西斯德国而非纳粹德国，把二战称作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是把德意日都称作法西斯。实际上，在二战初期，苏联是和德国签约合作的二战侵略发动者。苏联与德国签订密约，互不侵犯，并瓜分波兰，并且德国同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德国进攻波兰，苏联就出兵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苏联还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密约。

二战后，德国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曝光，纳粹和法西斯臭名昭著。

去年至今的乌克兰事变和俄乌战争，普金把原乌克兰反对派和事变后的乌克兰政府称作法西斯，其控制的俄国宣传机器就都这么说。

法西斯在中国也是早已扩大化，泛指残暴统治、惨无人道等等。民国时，中共和左派盟友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法西斯，侵华的日本是法西斯（跟着苏联说的。至于大屠杀，日本对华清末就有过旅顺大屠杀）。毛泽东说，我死后，共产党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江青说抓捕她是搞法西斯。老干部说文革中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搞法西斯迫害。

中国、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早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演变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他们不是意德那样原生的，而是共产主义搞不下去了，只好改革。演变包含三个方面：（1）从全面极权主义到政治极权主义，（2）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还有可能到经济命脉公有制），（3）从革命国际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和意德的民族社会主义一样，不是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很粗糙。

发达国家的其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欧社会党的，包含高税高福利和部分企业国有化。在19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破产后，西欧社会党放弃了部分企业国有化的主张，如英国工党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向中间方向移动。另一类是北欧社会党和美国民主党的，就是高税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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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4）

（2016年2月6日）

5. 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剑指凡是派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1978年5月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胡耀邦和叶剑英的观点的论证。前面说过：1977年9月21日、2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布置编写党史教材的会议上提出两项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97页）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12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发言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20页）。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之外，由叶剑英推荐，兼任中组部长。

1978年二三月间，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兼《理论动态》杂志主编吴江和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起，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哪一个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孙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说，1978年3月，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孙长江写作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在处理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得知孙长江也在写作同类主题的文章时，4月13日，特意邀请孙长江和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及报社理论部的编辑，共同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方案。4月 21日，杨将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吴江和孙长江。

吴江看了稿子以后，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他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定的题目。文章最后由吴江修改定稿后于4月 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吴江特地在电话里向胡耀邦报告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

5月 3日，胡耀邦审阅了文章，完全赞成发表，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5月 6日，胡耀邦召集吴江等人在家里开会，又仔细审阅了文章。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都追随胡耀邦。胡耀邦还得到时任中央委员、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瑞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支持，罗授意《解放军报》5月12日转载此文。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做沉痛检查，吴江也感到了周围空气的沉重，考虑再三，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就是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在军报发表也是罗瑞卿打招呼的。

这篇文章突破了当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那么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才展开了。

胡耀邦和叶剑英的观点和这两篇文章，都是套着哲学马甲的政治话语，剑指“两个凡是”，后者也就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真理”（truth）是个有争议的术语。“真理”首先是个宗教术语，存在于神那儿，也就是存在于先验世界里的抽象客体。类似于宗教的先验主义认识论，也是把真理当作先验世界里的抽象客体，客观存在，被人们发现。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没有真理这种先验世界里客观存在的抽象客体，制约现象的规则或倾向性是人们概括出来的，存在人们的心智之中。因此政治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真理”改用“政策”就清楚了。

这些政治话语中的“实践”范围太大，哲学和科学概括一般不用实践来检验，而是用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来检验。技术、政策等实用性的东西用效果检验，效果好的推广，效果不好的改进。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成“效果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就清楚了。

真理标准讨论，结果是省部大军区级干部的政治表态，赞成实践标准，也就反对凡是派。在党内全面反华国锋和汪东兴等凡是派的形势下，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资历最老的中央委员陈云（1934年至1942年曾任政治局常委）带领多数与会者批判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两个凡是”等，迫使华国锋做检讨，失去老大和政治局常委权力。汪东兴也失去政治局常委权力。

12月18日到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陈云为中央副主席，真正有权的政治局常委的实际地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官职任命。首先是政治局委员。反华国锋派获得全会增补3名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其次是中央委员，全会增补了9名反华国锋派：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第三是恢复中纪委。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全会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任免。首先是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副主席之外的所有职务：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和党委书记、毛著编委办主任。其次是免去华国锋派吴德的政治局委员。第三是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免去其中组部部长。任命姚依林为中办主任，宋任穷为中组部长，胡乔木为毛著编委办主任，。

这一系列重大官职任免，使得反华国锋派在下列党中央机构和御林军都占据上风：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纪委、中宣部、中办、中组部、毛著编委办、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

1979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赵紫阳和彭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主任，次年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重要官职任免。首先是增选胡耀邦、赵紫阳（4月任副总理，9月任总理）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有权的政治局常委的实际地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

其次是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重设中央书记处是因为决策老人叶邓陈李无力处理日常事务，需要有人代劳。

第三是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的请求，免去或提请免去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 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达成共识，免去华国锋的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建议，叶剑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叶年过八十，不会接任，希望叶因此提议他接任。叶剑英回答，我不当，劝你也不要当，让胡耀邦当。陈云打圆场说，不要争了，就是你们两个矮子（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接任耿飚的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的人马赵紫阳接任总理。

邓小平军权到手，扩张势力，排挤叶剑英，逐渐成为第一号人物，陈云成为第二号人物。叶剑英1985年因为疾病和受到邓小平等排挤而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1986年10月病死。次年1月，胡耀邦被邓小平组织批斗后辞去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