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水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增加很多归口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及功能类似的委员会（如国安委），习近平戴了很多小组长和主席乌纱帽，这显示了中共顶层权力分配的非制度化和不稳定以及权力争夺的激化。这类小组长的权力扩张，在江泽民时期就已经相当严重，被讥讽为小组长最大和小组长治国。周永康挟中央政法委主任的权力，与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结盟，图谋太上皇的地位，就是小组长之乱的一个表现。

中共中央的这类小组或委员会，出现于1950年代，但1990年代开始的权力扩张，与中共十三大开始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削减有关。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从苏共学来的。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六大决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随后选出11名组员。1917年中央委员会设立由列宁等4人组成的议事机构中央执行局。1917年8月设立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书记处，成员有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5人。

1919年1-2月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执行局改名为中央政治局，由中委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组成。另外设立由5名中委组成的办事机构组织局。书记处由7人组成。规定三个机构地位平等。1919年12月，俄国共产党（布）八大把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名字和职能写进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和以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

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决定设立书记处总书记，随后的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组织局主席。

中共从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到1956年八大之前设立的的中央书记处，基本上就是政治局常委会，只是有一小段时间，同时设立政治局常委会，而少数政治局常委不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6年中共八大设立的新的中央书记处，类似于苏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指示，大政方针（决策）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协调和执行）在书记处。书记处和政治局平级，对政治局行文用平咨，不用报告。

文革开始后，中央书记处突然死亡，代之以中央文革小组。由于该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秘书或宣传人员出身，缺乏其他方面的实务能力，因而毛泽东安排他们与部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频繁开会，称之为中央碰头会，实际行使中央书记处职能。1969年中共九大撤销中央文革小组。

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恢复。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修改党章，去除中央书记处的协调权力，保留执行（办事）权力。

中共的领导小组之类，不是学苏共的，而是自己发明的。

中共建政初期，学习苏联，党务和政务协调和执行权力分开。党务协调和执行权归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1950年10月病死。1954年4月，毛泽东提拔核心毛派成员、中央委员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中组部长），政务协调和执行权归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兼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府党组干事会下辖政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军务协调和执行权归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和刘少奇因此而日益坐大，引起毛泽东的忌恨，削减他们的权力。

1952年4月密调军委副主席兼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进京取代周恩来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952年9月开始调五大诸侯进京当官：调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进京兼任计委主席。计委是新设的，在政务院之外，与政务院平级，后来下辖从政务院划过来的多个财经部委。这是剥夺周和陈云（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务院财经委主任）的财经权。毛还多次与高密谈对刘和周的不满，甚至说思想不改，就要换换位子。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计委委员，1953年9月起兼任一年财长。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进京任中组部长，节制刘的亲信、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进京任中宣部长（取代陆定一）、政务院文教委党组书记兼副主任，1953年9月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3年1月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进京任计委副主席，筹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并兼任部长。这被说成“五马进京，一马（高岗）当先”。实际上是六马进京，二马（彭德怀和高岗）当先。

1953年1月和2月，毛泽东借新税制风波指责周恩来等犯了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吓得赶快投降交权，主持起草中央决定，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重新规定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5个中共中央小组：财经小组（组长是中央副主席陈云）、政法小组（组长是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外事小组（组长是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科学小组（组长是中央委员聂荣臻）及文教小组（组长是中央委员陆定一），这些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这些小组是决策和协调机构。这些小组取代了1953年2月分工的政府工作六个方面归口负责：计划、政法、财经、外交、文教、其他。

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党政军高层权力体制演变，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战争年代的独夫谮主之下的党机器一元化领导：谮主毛泽东之下是决策、协调和执行机构老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设立协调和执行机构新书记处，其下是党政各方面归口机构或负责人/1958年开始的归口决策和协调机构——多个中央小组等，其下是党政军各部门。这个体制延续到文革开始。

198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去除协调权力后，中央协调权力收归政治局常委会，但政治局常委会不是日常办公的机构，而日常办公的中央书记处对归口的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具有决策和协调权力）以及协调小组的控制力减弱。这些小组和委员会的权力也就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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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苏共和中共执政后的最高权力继承

（2012年5月24日、6月7日）

中共在执政前做苏共的马仔，执政后到与苏共决裂是做小兄弟。那时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苏联从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开始快速自由化，1991年年底苏联和苏共解体。这不能不让人推测中共统治可能步苏共统治的后尘。苏共和中共的执政之路有同有异，最高权力的继承也是这样。

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执政后，列宁掌握了独裁权力，但最高层还有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布党执政前的1912年六大决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随后选出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11名组员。1917年8月设立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书记处，成员有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5人。1917年成立内阁（人民委员会），列宁自任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党中央设立了由列宁等4人组成的议事机构中央执行局。1919年1-2月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执行局改名为中央政治局。由中委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组成，设立由5名中委组成的办事机构组织局，书记处由7人组成。规定三个机构地位平等。1919年12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把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名字和职能写进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和以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 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决定设立书记处总书记，随后的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组织局主席。

列宁1924年1月24日病死后，最高层看到他的“政治遗嘱”。其中对他们都有褒贬，没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实行集体领导。此时的政治局委员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次大后中央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

此后发生多次派系斗争，斯大林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都被赶出政治局。托洛茨基还被流放、驱逐出境，最后被斯大林命令暗杀了。托姆斯基自杀。

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上，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兼市委书记基洛夫当选中委得票第一，反对票3张（代表1966名），斯大林当选中委得票最少，反对派270张。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借此发动大清洗。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逾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动，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被处死。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的有1108人，占56%。十七大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委中，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占70%。

斯大林1953年病死，也没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实行集体领导。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排名第一的保守派马林科夫(51岁）出任总理（部长会议主席），保守派贝利亚（64岁）负责警察、秘密警察、情报和核导弹计划，自由派赫鲁晓夫（59岁）成为排名第一的书记处书记（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

此后发生多次派系斗争，贝利亚12月被处死，马林科夫和保守派卡冈诺维奇后来被赶出政治局。赫鲁晓夫成为头号领导人，兼任总理。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解除其第一书记职务。次日又解除其总理职务。

其后的集体领导以保守派的第一书记/总书记勃列日涅夫（58岁）和总理柯西金（60岁）为首。

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病死，也没有指定接班人。

自由派、前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68岁）接任总书记，1984年2月9日病死，也没有指定接班人。 

保守派契尔年科（72岁）接任总书记，1985年3月10日病死，也没有指定接班人。

自由派戈尔巴乔夫（54岁）接任总书记，1990年当选为苏联总统。1991年8月19日，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和军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发动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三天。此后苏联的主体加盟共和国俄罗斯退出苏联，并筹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1991年12月25日成立后，戈氏只好宣布离职，苏联和苏共正式解体。

苏共的最高权力继承，不指定接班人。独裁者列宁和斯大林病死，引发非常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是集体领导中的权力过大者，被赶下台。自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集体领导开始，权力斗争较为缓和，集体领导的最高权力继承实现了程序化和平稳过渡。

在1949年中共执政前，毛泽东已获得不受制衡的党内最高权力（七大决议：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已是独裁者。执政时党内最高议事机构是中央书记处（原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是毛，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最高办事机构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是任、邓小平（1954年4月开始）。最高军事执行机构中央军委，主席是毛。49年设立政府执行机构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总理是周。1956年中共八大将中央书记处改回原名政治局常委会，常委是主席毛、四个副主席刘、周、朱、陈以及邓。中央秘书处改名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邓。1958年，林彪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邓之前。 

1962年1月-2月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大跃进开始的问题，讨论14天后形成报告。29日刘在代表中央作报告时，脱稿谈了3小时，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点名地指责毛，引起许多代表强烈共鸣，提出还有话说。会议延长再讨论，小组会争先发言不点名指责毛泽东。毛在大会上自我辩护并授意林大会发言帮忙辩护，但也被迫承认有领导责任。会后，毛基本上不再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这些会议改由刘主持，但毛对不合心意的会议决定仍然可以推翻。 

1966年5月，毛大反扑，发动文革。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政治局常委增加4人，排名为：主席毛、副主席林以及周、陶铸、陈伯达、邓、康生、刘、朱、李富春、陈云。设立最高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康生，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真正老大），副组长张春桥。一年后，刘、邓、陶被打倒拘禁，朱、陈云、李靠边站，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剩下：毛、林、周、陈伯达、康生。1969年九大，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毛、副主席林以及周、陈、康生。党章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会后撤销中央文革。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陈等攻击毛小圈子中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姚文元。陈被打倒拘禁。会后毛持续反击林。71年南巡与地方高官谈话中点名批林，林乘飞机出逃摔死。1973年十大，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毛、五个副主席周、王洪文、康、叶剑英、李德生以及张春桥、朱、董必武。1975年，李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邓复出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长。康、董病死。1876年，周、朱病死。4月，邓被撤职拘禁，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代总理。 

9月，毛病死。10月，华、叶（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和汪东兴（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长）合谋拘捕四人帮——江青（毛派老大、政治局委员）以及张、王、姚等。政治局常委剩下华和叶。政治局会议批准拘捕四人帮，任命华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毛任职到死，与苏共独裁者列宁、斯大林及以后党首一样。毛只有一次指定接班人即林，但只是为了引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支持自己打倒刘、邓等大批反对自己的人，利用完了，就要打倒势力急涨的林。没有集体领导、权力制衡和继承制度，结果和列宁、斯大林一样，死后发生暴力的权力斗争。 

1977年十一大，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华、四个副主席叶、邓、李先念、汪东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此时华、汪被批判为左倾路线错误，实际上已无实权。最高决策层自此开始是：邓、陈、叶、李。 

以华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会，实行了集体领导。由于继承毛的路线，仍然没有其他权力的制衡，这个最高集体还是极权统治者。继承毛的路线，也因为华、汪派系实力太弱，只好打着毛旗号吓唬权力觊觎者，但还是在权力斗争中被踢出局。 

1980年，汪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胡耀邦、赵紫阳升为政治局常委。1981年，华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变为：主席胡，副主席叶、邓、赵、李、陈、华。军委主席是邓。1982年十二大，政治局常委是：胡、叶、邓、赵、李、陈。重设书记处，总书记是胡。 

1985年，叶辞去政治局常委，最高决策层剩下：邓、陈、李。 

1987年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赵、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陈、李先念撤掉赵、胡，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姚、宋平、李瑞环。 

1992年5月李先念病死，最高决策层剩下邓和陈。 

10月十四大，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1995年初，邓和陈病危，政治局常委会获得最高权力。4月，陈云病死。1997年2月，邓小平病死。 

以邓为首的四元老，也实行了集体领导，但除了叶剑英，都和毛以及苏共领导人一样，把持权力直到病死或病危。四元老部分放弃了毛的极权路线，但仍然没有其他权力的制衡，这个最高集体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苏共政治局一样，是专制（或威权）统治者。 

1997年9月十五大，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江、李鹏、朱、李瑞环、胡、尉健行、李岚清。2002年十六大，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胡、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2007年十七大，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胡、吴、温、贾、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四元老之后的政治局常委会，实行了集体领导，但还是专制统治者。实行了退休制，这比苏共和中共以往领导人有进步。 

苏共自勃烈日涅夫时代开始，集体领导的继承比较平稳，但因为没有退休制，老人政治，大多为保守派。出了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几个自由派，实属偶然。自由化还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危机深重，统治着不得不做重大变革。中共自江泽民时代开始，集体领导的继承也比较平稳、虽然有了退休制，但也还是老人政治，大多为保守派。中国的自由化，恐怕难以寄希望于高层，有待于中产阶级壮大或社会和经济危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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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中共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1）

（2014年9月26日）

中共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由来已久，在习近平班子决定增设多个中共中央领导小组类议事机构后，越演越烈。

中共建政初期，决策权归毛泽东及其属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毛泽东、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1950年10月病死）、候补书记彭真、陈云（1950年10月接任任弼时为书记））和政治局；党务协调和执行权归刘少奇和任弼时（兼中央秘书长。1954年4月，毛泽东提拔核心毛派成员、中央委员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中组部长），政务协调和执行权归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兼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府党组干事会下辖政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军务协调和执行权归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

这样的权力分配，主要是因为无冕皇帝毛泽东生性懒散而且没有实务能力。毛在机会主义方面（即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最像朱元璋，但是没有朱的勤劳和实务能力。朱在胡惟庸案后，首次取消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丞相，由皇帝兼任。朱每日除上朝议政之外，批阅数百件奏章，工作量惊人。类似的劳动模范还有雍正等。毛虽然早已读过朱的传记（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但懒于学习朱的勤劳，所以把党政军具体部署委派给手下，甚至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都时常不出席，后期更是罕有出席，只是听会议汇报和看会议决议，拍板同意或推翻。这是毛的权术之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但是权力有其自身逻辑，使用越多越久者越有权，刘和周日益坐大，特别是周。毛为此而发牢骚：西花厅（周办公和居住的殿堂）车水马龙，丰泽园（毛办公和居住的殿堂）门可罗雀。

毛因此着手消减刘和周的权力，1952年9月开始调几大诸侯进京当官：调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进京兼任计委主席。计委是新设的，在政务院之外，与政务院平级，后来下辖从政务院划过来的多个财经部委。这是剥夺周和陈云（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务院财经委主任）的财经权。毛还多次与高密谈对刘和周的不满，甚至说思想不改，就要换换位子。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计委委员，1953年9月起兼任一年财长。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进京任中组部长，节制刘的亲信、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进京任中宣部长（取代陆定一）、政务院文教委党组书记兼副主任，1953年9月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3年1月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进京任计委副主席，筹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并兼任部长。这被叫做“五马进京，一马（高岗）当先”。实际上是六马进京：1952年4月密调军委副主席兼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进京取代周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1952年12月30日到次年1月初的新税制风波，给了毛痛击周的机会，毛迅速扔出石头，1月15日写信给周、邓、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但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借小事震怒，周恩来吓破胆交权。除了此前被剥夺的军权，周先交出统管政务院、计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再交出外事权之外的所有权力。毛的主要整治对象变为刘少奇。刘当然也心惊胆战，但其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中共中央具体部署（类似于后来的邓小平的总书记）并且有时代理毛主持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没有毛的党中央工作分散主义的指责，也不好冒然提出辞职。毛对刘猜忌深重，已起杀心，让高岗调查刘过去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这个定罪思路发展到文革中把刘定为大叛徒。

在毛的支持下，高岗挑动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共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新税制风波狠批政务院政务委员、财长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这不但打击周，也打击刘，因为薄是刘派中第二号干将，仅次于彭真。毛不参加会议，但派人听会，每日听取详细汇报。

高7月中旬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

毛泽东8月12日到会讲话，作政治性结论。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1952年年底开始，毛考虑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并且为了偷懒和揽功诿过，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此外，还考虑是否学苏联，设立部长会议。

高岗想借此把自己在财经会议上的政治胜利兑现为官职提升。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升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或部长会议主席积极活动。他对人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他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高获得的支持已有东北、华东代表人物饶漱石、西北代表人物习仲勋，对刘少奇的势力范围华北不抱希望，接下来就是游说中南和西南代表人物等。他南下游说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获得支持。他游说过去在东北私交很好的陈云："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同意了。邓小平回忆说：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1953年12月，毛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在他休假期间的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借此在书记处扩大会议（扩大到高岗、彭德怀、彭真）搞了一次针对刘的官意测试，问道我休假时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是否由少奇主持？刘知趣地推辞：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有几人表示还是由少奇主持，高岗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见此官意，陈云和邓小平向毛举报高的游说。

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反手一巴掌，把高饶定罪为另一个司令部。然后去杭州度假70多天，把高饶扔给刘少奇等撕咬。

毛为什么在整治刘和周的大好形势下抛弃卖力并有功的打手高饶呢？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整治刘和周，支持者不够。

高为了反刘，提出苏区党（或军队和根据地党）和白区党的对立。实际上，到延安整风为止，中共的正确或错误路线和派别主要是苏共说了算。陈独秀执行苏共协助国民党的指示，但国民党反苏反共，陈就成为替罪羊，犯了右倾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执行苏共城市兵变的指示，但失败了就是替罪羊，犯了左倾错误。瞿周去苏联，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犯了更大的左倾错误。毛1938年获得苏共支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1940年代搞延安整风，是要全党信仰毛一贯伟光正，绝对服从毛。对于党的干部，以历史上对毛的态度划分路线和派别。支持毛的是核心毛派（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拥毛派，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扩大到没有反对过毛的刘少奇派（以华北地下党为主）、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和高岗派（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干部）。反对过毛的分为两派：一个是王明派（教条主义派），另一个是经验主义派（周恩来等）。就派系实力来说，经验主义派最强，人多资格老。毛派弱很多，而且其中刘少奇派干部文化水平等素质比苏区干部高。王明派人很少。周恩来等经验主义派，在延安整风中已被打断了脊梁骨，在大会上长篇检查求饶。刘少奇派是延安整风中的打手。

毛当然想对刘和周痛下杀手，以绝后患，或者先干掉一个。那就要大清洗经验主义派和刘少奇派或大清洗其中一派，需要除了刘少奇派之外的毛派同仇敌忾或与另一派合伙。可是书记处扩大会议中只有高岗一人反刘，会后经验主义派陈云向毛举报高，反对整刘而希望整高；核心毛派邓小平也向毛举报高，反对整刘和周而希望整高。一叶落而知秋，权术大师毛觉察到整刘和周的支持者太少。

抛弃高饶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嘴巴太大，把毛跟他说的私房话泄漏出去，让毛觉得被动。

毛只是想让高饶做替罪羊，以后再起用，特别是再整刘和周时。没想到高自杀了，让毛非常愤怒，觉得奴才可恶，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1954年2月6日─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岗。会后，副总理李富春兼任计委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成立国务院后，计委改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4月邓小平取代饶漱石任中组部长，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补任弼时、高岗之缺）。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1958年5月25日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选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毛泽东规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平级，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邓小平取代刘少奇而获得党政军工作具体部署权，刘少奇保留了代理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5个中共中央小组：财经小组（组长是中央副主席陈云）、政法小组（组长是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外事小组（组长是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科学小组（组长是中央委员聂荣臻）及文教小组（组长是中央委员陆定一），这些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这些小组是议事协调机构。这些小组取代了1953年2月分工的政府工作六个方面归口负责：计划、政法、财经、外交、文教、其他。

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党政军高层权力体制演变，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战争年代的谮主之下的党机器一元化领导：谮主毛泽东之下是议事机构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中央书记处，其下是党政各方面归口机构或负责人/1958年开始的归口议事协调机构——多个中央小组等，其下是党政军各部门。这个体制延续到文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