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婆的红筷子——阎连科、梁鸿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4）主要是梁鸿对阎连科的访谈，还有几篇梁鸿评论河南作家的文章。阎连科是名作家，发表了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任中国人大文学院教授。梁鸿是著名人文学者和作家，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这两位都是河南人，梁鸿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河南当代作家。

阎连科回答了梁鸿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梁：你对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呢？

阎：毫无疑问，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让我写一个农民的生活可以，如果让我写教授，你可以想象他的情感和农民相似的一面，但我写不出他们情感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恰恰是他们本质的东西，这却恰恰是我无法把握的。

……

阎：……我眼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问、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于历史沉淀而留下的纸页，而我的所谓的知识，更多的来自于经验和感悟，来自书本的不是最重要的。】（124-125页）

阎连科眼中的知识分子，是读书很多而经历相对不够丰富的，也就是“四脚书橱”。他承认自己读书不够多，这与他的经历有关。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贫苦农家，那里穷得一般人不记录生日，也不过生日。少年时边上学边跟着镇上的建筑队干活，14岁就是三级瓦工。读了两年高中后，因贫困而退学。高二17岁时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此后跟着叔叔去拉煤车。这活儿太重了，实在受不了，叔叔通过朋友让他到洛阳水泥厂，从山上往下运石头。对于未成年的他来说，还是太重，但比起拉煤车轻得太多了。他干双份工，一天推车16小时，挣的钱全捎回家。1977年高考落榜。

1978年入伍。在新兵连出黑板报，写的字和押韵的顺口溜引起教导员张英培的注意。张英培热爱写诗词和书法，看了阎连科的小说后，让他在新兵连结束后到连队搞报道。此后历任营报道员、文化干事、指导员、军医院党委秘书、军宣传干事、二炮影视创作中心编剧。期间曾业余在河南大学政教系学习，1985年毕业。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91年毕业。

知识包含了两类，一类是民俗知识（文化），另一类是专家知识（文化）。民俗知识包含了两类，一类是意识形态（神话），包括价值、规范等。另一类是实用知识。专家知识是匠人的知识，手工艺匠人和教书匠的知识都是。

关于知识分子，我在旧文中说过：“知识分子是顶常用的帽子，却是个西洋货。西洋原意是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传到中国，意思就逐渐变成知道分子，也就是达到某个文化水平、知识水准或学历的人。”

还在写作的阎连科，当然是知识生产者，而不再写文章的教授就退化为知道分子和教书匠了。教授等专业技术人员，知道了一些匠人知识后很容易吃一辈子。恐怕要问问自己，写完最后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更严重的是，很多匠人不再学习，恐怕要问问自己，读完最后一本书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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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知识分子、知识生产者和知道分子

（2015-2-21）

知识分子是顶常用的帽子，却是个西洋货。西洋原意是知识生产者。

知识和信息不同。信息是事物状况的消息，例如生物的神经结点发出的电化学信号。知识是人们对事物现象思考后表达出来的制约现象的规则（例外较少）和倾向性（例外较多）以及艺术图景等。

知识生产者种类不少，主要有：

（1）科学学者，对较小范围现象思考概括出制约它们的规则或倾向性。

（2）技术学者，依据科学知识和实务经验思考表达出实务方法。

（3）哲学学者，对较大范围现象思考猜测的制约它们的倾向性。

（4）艺术创作者，对于现象思考感悟而创作出艺术图景。

此外，史料学者和记者提供的产品介于信息和知识之间，要具体看产品是否包含了上述知识。

中国古代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合格的著作只有载道的古文（文言论述文章），阐发儒家圣贤的微言大义，大多不成为知识。后来出现了少数借此名义的哲学学者，如受佛教哲学刺激启发而建立体系的理学家。其他知识生产者都被看作不正经的。科学学者和技术学者很少，被看作匠人。诗歌、艺术散文、小说话本、剧本等艺术创作整理者被称作文人、说书人、优伶或艺人。

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传到中国，意思就逐渐变成知道分子，也就是达到某个文化水平、知识水准或学历的人。例如中共开始把知识分子标准定为初中毕业。后来定为中专毕业，给予干部身份。再后来提出干部知识化，也是提拔干部有学历标准，逼得小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和硕士李克强都要混个在职假博士。

知道分子在中国古代叫作书生（读书人），就是知书识字的人，很了不起了，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书生的正途是考科举，少数幸运儿（大多家境富裕）一路秀才、举人、进士过关，当上小官，开始升官发财的职业生涯。不第秀才，只能教私塾、给商人记账或依然做农民。不第举人，在乡间有了公共事务发言权以及和县衙门打交道的资格，有人送礼，可以做个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