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扑溯迷离的历史，其中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果逻辑存在于两个比邻事件之间，比如发生在1956-57年的反右，和其后随之而来的三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之间，就有着几乎是必然的逻辑关系。

反右的起因，是当时的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鼓励下，积极为国家建设建言而导致的一场知识分子和无知的当权阶层之间的争夺领导权话语权的斗争。最后当然，无权的知识分子们被镇压了，50万右派从此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甚至有些遭受了人身迫害。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曾做过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中国人口中的识字率不到10%，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是更是凤毛麟角了。50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个数目是惊人的。

其政治结果就是，处于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人各自危，“宁左勿右”成了当时社会上政治正确的必要铁律。谁敢怀疑领导？谁敢怀疑制度？谁敢怀疑党？谁敢怀疑政策？。。。。 这都是不可触及的禁区，全社会都从自己身边那些遭遇悲惨的右派身上学会到了明哲保身的信条： 坚信党的领导，别胡思乱想。

之后，大跃进时期，这个宁左勿右的铁律和信条，导致了全国从上到下无人敢说真话的诡异政治气氛。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亩产达到了十几万斤，大家都听着邪门，却无人敢出面质疑它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更加悲惨的社会现实，一个没有真话的社会。农民本就愚昧，共产主义到底是个啥，谁见过？谁知道？于是吃大锅饭，放卫星，成了当时农村的极乐世界，也许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吧？拿着数据没人敢质疑，更不敢去查，送上去的报表不管数据多么离奇，报纸新闻都敢登，都敢发表。当时全社会都进入了一种疯狂，无知的人为成就兴奋，造假的人相信自己是在为社会贡献正能量！一辆只有发动机而没有軋的车，沿着下坡飞驰着！终于，到了1959年，吃光了库存和种子，荒废了农田，养懒了的农民也不收割地里的谷物，终于酿成了和平时期的一场社会悲剧，饿死人，而且是饿死上千万。

我母亲最近请了个安徽老家的保姆，年纪大约是六十出头，刚好是那个饿死人年代的过来人。我问她，59年饿死人到底有没有？她说：她们那里很严重，她兄弟姐妹一共七个，最后只活了三个。我没有直接做过社会调查，这算是我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吧。总之当时全国大范围发生了饥荒，饿死了很多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我们说什么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啥意思？就是说，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必然的前后的因果关系。穷人翻身做主，改变不了愚昧无知的状态，而做主是需要能力的。那么1949年的所谓“解放”，到底是全国认知能力上的，或还是政治统治上的？中国人真的“解放”了吗？当那些通过枪杆子夺取了政权的农民，他们以自己的无知坐天下，就不需要付出代价了吗？天下哪有掉馅饼的事呀？反右就是他们当政后的必然作为，而饿死人也就是必然的。就像中国人用汉字，就必然要为使用这种复杂难用的文字付出代价一样，铺天盖地的愚昧，低劣的国民素质，幼稚的国家认知能力，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都是使用汉字的必然！就像中医，八卦，风水，对联，韵律诗词，。。。。，都是汉字的必然文化结果。

此外附加几句：

1.  建政之初，毛泽东确实希望知识分子能够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所以才鼓励他们畅所欲言，百花齐放。后来知识分子发现和那些当政的权贵们几乎讲不通任何道理，于是提出：这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中共应该在夺取政权后让有知识和能力的人来领导国家，。。。。 这些言论触犯了中共当权阶层。他们都到毛泽东那去告状，而毛泽东当时并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城里的那些军阀们都把自己的亲信安置在了各级政府部门。毛泽东必须谨慎地在各军阀之间搞平衡，妥协是他能自保的必要，而妥协的结果，就是牺牲知识分子而顾全军阀们。

2. 反右之初，毛泽东坚持只抓少数领头的，不要扩大化。但当时反右办公室主任是邓小平，他被调入京城不久，急于在执政能力上表现自己，50万右派是邓大人的杰作。讽刺的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大人经过文革的磨难，终于意识到了镇压右派的做法的问题，出面给右派平反。这一打一揉，反倒让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真是没有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呀！毛泽东反倒为此背了黑锅。

3. 彭德怀在庐山为当时的时局向毛泽东进言。毛泽东估计也不知道真相如何，而具体执掌政府工作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彭德怀关起门来和毛泽东谈和自己调查的结果和一个报告，毛泽东提醒彭德怀：这是个大事，是需要有人负责的。彭德怀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始终坚持抨击大跃进，而不是某个具体负责人。他这等于是向毛泽东叫板，当然落不了好，于是毛泽东反手把彭拍了。

4. 很多人喜欢为中共的内斗做道德上评判，我认为那是无意义的。中共领导阶层彼此之间的瓜葛，纠纷，矛盾，冲突，。。。太复杂了。有政治上的对既往的报复，有利用这一派打那一派的，有嫉妒的，有利益的，有投机的，。。。。，基本上属于用汉字民族的酱缸文化之必然。比如：彭德怀整粟裕，整刘伯承也从不手软呀! 所以，为中共的内斗做道德评判的人，都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