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在退休后(或其前?)发表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又围绕这篇口述史发表了其他一些文字，谈他经历过的文革，写出文革历史的一些侧面。作为文革前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的高三学生，孔丹比其他中学生更成熟。几十年后回忆，他仍愿把自己和一些同志描述为稳健和正统的共产党，在运动时节，特别是其初起之际，有别于他所看不起的、类似“勇敢份子”[注一]的红卫兵。　　

他在1966年组织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试图在政府机关瘫痪的局面下建立某种革命秩序。用放大镜看那段历史，“西纠”成立的初衷合乎周总理的需要，似乎触忤了上承毛主席的“中央文革小组”，可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并不是老百姓关心的事。在老百姓的记忆里，“西纠”在当时既持有暴力又持有特权，是个凶物。　　

作为一位有文化知识的共产党员，孔丹一定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一定熟知其中关于国体问题的经典之言：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已故张中行先生指出中共治国施政的一大特点是永远需要“使民战慄”。这个特点的端倪初见，就在一九四零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细味以上那个完整段落的文意，任何人都会同意，它的意思是说，中共“所要的国家”，必得以对内镇压为其开端。如果说，那是前现代的中国特色使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延伸，也是历史的不得不然，那么，对照一九四九年至今的中国历史实际演变，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在社会内部──进而“就在共产党内”──找出政治敌对势力(用毛泽东时代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找到挨整的料)，是“领导一切”的经常性需要。不断地找敌人，不断地使民战慄，目的是什么? 归根结蒂，是要死守《新民主主义论》的窠臼，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注二]永久化，是为了使立法、司法、行政和军队等一干权力公器永远不能从朝廷把持下还之于民、还之于社会，也就是为了使中国永远不走上经由约法(宪章)、对话、求同存异和守则竞选出政权的现代社会的正路。(斗胆说句多余的话，中华文明是否将被孔丹辈所坚信的这条政治邪路导入人类进化全图中的一枝“盲链”而终于消失，目前亦在未可知之数。)　　

孔丹口述史的结语是，此生已矣，无论做人做鬼，他都属于共产党，变不了了。论个人私德，这可以称为一以贯之。可是，如此一以贯之，还不能与诚实二字划等号。以公德鉴之，孔丹无法避开人生于世应当一贯修辞立其诚的问题。笔者比孔丹低三个年级，荒唐时世中属沧海一粟，经历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但也无妨提供本人亲历的并不显赫的历史侧面和个人感想。　　

一九六六年的一个冬日晚间，我和所在红卫兵组织(不大)中十来个人从西单菜市场(今已不存)门前路过，见上着板的大门外灯下壁上贴出一方红纸，大约三十二开横置，上面是银粉小字。在满墙破大字报纸衬托之下，那张新红纸很是醒目，路人多会凑上去看看，看完就走，未形成围观。我们过去一看，马上读出其内容是反林彪。该小字报通篇不提林的名字，但题头两三条毛语录中有“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写法及文意极其明显。看来作者就是要让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懂：林彪正在破坏党的事业，必须揪出来打倒。我们看了，心中激动，意识到自己发现了反动言论。当时商议行动，马上用我们组织“占用”(钥匙是办公室主人的秘书交给我们的，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人员闯进机关大楼，到每一房间都是打开门便住下，故我们的占用行为有类于孔丹的“西纠”，本是对办公室的保护)的某副部长办公室的红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报案。按照电话那端经向上请示后转达的指示，我们又返回西单菜市场保护现场，等待公安部门来人(骑车穿警服的一人先到，开吉普穿军装的数人后至)，然后被命令离开，称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这个案子当时似未引起太大注意。记得那之后数日间使得北京满城轰动的是对 “伊林、涤西大字报”(其罪名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和反文化大革命)的声讨，影响盖过了我们那个“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的得意之举。直到近年来从网上流传的文革材料得到印证，我才得以确定我们那天所发现和举报的是舒赛(王藕)烈士所为。　　

我们做的那件事情与批斗抄家不同。照孔丹的说法，那也不算“勇敢份子” 的行径。我们遵从了革命秩序。我们根本不知道言论者是谁，可以算对事不对人;又据知舒赛出门时就没打算能回家，是自愿赴难，她的被捕不决定于我们的举报。但是，我要告诉后世人，这件事情是我的青春之耻和青春之悔之一。首先，握有军警宪特外加民兵等等一切武力强力的中共何用青年学生去保卫? 我们那三个“保卫”不啻上面洒狗血、下面耍矫情的一脉装逼。其次，我们今天如此钟爱自己自由发言的权利，为何当年在漫天震响的“大民主”声浪里却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政治观点和言论权利? 再扩展一步，自我们成年以后，面对长期汹汹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不发展，我们这一辈人为中国社会做过什么可堪引为自豪值得后人称道的贡献?　　

读过孔丹，也读过周恩来，我的直觉是，从民国过来、有过“国民”概念(参见以上《新民主主义论》引文)的周和成长于毛泽东时代、脑中只有“人民”概念的孔这两代人可能不太一样。上承周恩来，孔丹之辈自认对得起共产党，这是一件事。而共产党，包括周恩来和孔丹两辈人，是否对得起中国和中国人，这是另一件事。孔丹回顾历史，似只思及前一件事。周恩来易箦之际，也许想到了后一件事吧。　　

作为孔丹的同辈人，我们也要把自己知道的历史讲出来。孔丹蔑视红卫兵是有道理的。但他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所为和至今之相信共产党，也同样是屎克郎跟着屁哄哄，没有多少正经。就算你是大号屎克郎，你号儿再大也大不过周恩来，而周总理当时也无非自觉地放弃独立思考、跟着毛主席的屁哄哄者之一。如果孔丹觉着自己如今已经熬成了“屁”的一部分，就是说今非昔比，斯世当以翻篇儿视之咯。不过你这辈子休想再闹到还会有很多屎克郎跟着你去哄哄的地步。　　

注一：所谓“勇敢份子”，原指中共土改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依照中共文献记述，属于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即大凡有“勇敢份子”追随土改工作队出头闹事的地方，本份贫农反而退避三舍，发动不起来，故大不利于群众提高觉悟并团结在党的周围云云。　

注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甩掉了“人民民主专政”中讨厌的民主二字，但现在也已不方便再用。盖因权势集团中人已不再“无产”，而是拥产大大多于寻常，多得不敢公示。新选中的替代语是一句拟于不伦的戏词，叫“红色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