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新航標 誰在活用薄熙來的遺產

花言

自從薄熙來下台後，“唱紅打黑”、風光無二的重慶模式從道德高位上驟然倒塌，很快便退出了公眾的視野。但在沉寂近三年後，一些重慶模式的餘熱開始在各大官媒陸續升溫，而隨着黃奇帆等重慶主政官員的活躍，新的重慶經驗正以某種默契的央地同步樹立起來。

北京時間11月1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文談重慶發展，稱重慶區域發展一體化已告初成，各區縣差異發展、特色發展、協調發展、聯動發展，各美其美。

這已是近期重慶又一次登上黨媒頭條，10月中旬，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帶隊前往重慶調研，直言“這次調研，意在梳理、總結重慶經驗”，此言隨後引發輿論熱潮，在經濟下行壓力依然的嚴峻形勢下，重慶一枝獨秀，如不出意外，將繼續領跑2015年中國的GDP增速榜。

與此同時，黃奇帆等重慶領導的曝光率也有明顯提升，參加中美省州長論壇、列席中央深改組會議、頻頻出境談發展……黃奇帆成為中國經濟界的一個指標性官員。

從重慶模式到重慶經驗，其中又有何揚棄呢？

薄時代的重慶模式，在官方語言中，就是“宜居、森林、暢通、健康、平安”五個重慶建設，包含“唱紅、打黑、反腐、建立公租房、官員下基層、藥品、戶籍、環境等民生工程”。當時薄的聲勢如日中天，各界對於重慶模式一片讚譽，但仍有一些人對此模式的生命力持懷疑態度，原因是重慶模式的邊緣化做法，其發展方向異於全國，所秉持的理念更近於復古，是將曾在特定歷史階段發揮作用的政治方式放到現在照搬應用，但畢竟時遷事移，其後果然流產。

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重慶模式的破產，不能簡單的歸咎於模式本身。從2007年到2012年3月，五年間中國的GDP增速是10.5%，重慶是15.8%；基礎設施的積極改善，吸引了眾多廠商落腳重慶；確認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農村流動人口因此獲得城市教育、醫療保健和養老金，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廉租房建設面積明顯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增長迅速。

而同時，在高增長和高投資的背後是債台高築，工業和投資在經濟中極端傾斜，第三產業的比重被嚴重壓縮，和國家總體的經濟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了解重慶模式的專家指出，不能因為反對薄熙來就否定全部的重慶模式，客觀評價一個人，自需兼顧功過是非。重慶模式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其走的始終是一條人治而非法治的道路，儘管當中有不少可取的亮點，但當人為高壓的因素只作用於特定目標，不論目標是否實現，都難以避免透支帶來的破壞。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治理方式，如果脫離了制度而僅僅依靠個人，尚未見成功案例。

12日《人民日報》的文章說重慶現在“政策體系給力”，“整體效能提升”。目前重慶實施五大功能區域的發展戰略，根據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等因素，將全市分為核心區、拓展區、發展新區等五個功能分區，該文的標題是《“靴子”合腳 步穩行更遠》，也正是給差異發展作了解釋。

去年5月，黃奇帆曾經發表文章，闡述新型城鎮化的思考和實踐，指出重慶自2010年啟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以來，並未增加城市負擔，反而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力，“這是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紅利，也成了重慶改善投資環境的撒手鐧”，黃奇帆如是寫道。可見當年的重慶模式並未消散，而是擇善從之，生根發芽了。

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十三五的目標已經定下，前路坎坷，如何過關？中共再度注目重慶，或是因為重慶模式這隻舊靴子已經被改造合腳，正能助力現在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