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拉哈

有人将五四时期由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比喻为中国版的启蒙运动。虽然我不否认新文化运动对于传播民主理念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没有超过知识普及的层次。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大体上起到了一个民主知识速成班的作用。而欧洲启蒙运动，却代表着人类智慧的一次质的飞跃。因此，新文化运动，同欧洲启蒙运动，两者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强烈影响，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新文化运动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结果是，民主运动的道德正义性被大大地弱化。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基本上是围绕着改良和革命哪个更安全来进行的。在这样的氛围下，民主革命，反而成了一个反动的东西。不夸张地说，民主思想刚一到了中国，就已经被胡适给山寨化了。

五四时期，杜威被他的几个中国弟子，包括胡适，陶知行，郭秉文，蒋梦麟等请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待了两年多。在这两年中，他走遍了中国11个省份，开展了一百多次巡回演讲。关于杜威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影响，胡适总结道：“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实用主义哲学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普尔斯(Charle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 三人，被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鼻祖。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出现，同欧洲大陆的分析哲学的发展是遥相呼应的。在英，法，美三国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实用主义，作为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其出现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打个比方，如果将西方民主运动比作盖房子的话。那么民主革命，就相当于主体结构的施工工作。而实用主义思想，就是为了迎合后续的内部装修的需要而出现的。如果将欧洲启蒙大师的地位，比喻为主体结构设计师的话，那么杜威的地位，就相当于装潢，管道，灯光，保温等方面的设计大师。虽然两个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是工种却是不同。

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对于杜威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立场，就不足为怪了。我虽然不能够确信，在中国问题上，杜威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国际政治立场的惊人巧合，是否是出于故意。但是我同样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至于胡适自己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层，则是仁者见仁的事。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匪夷所思现象，是整个运动中，很少能够见到介绍欧洲启蒙大师，诸如康德，培根，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思想的影子。在胡适的极力蛊动下，中国的学者将杜威给捧上了天。据说那时候，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都是重复杜威的讲演稿。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对杜威已经盲目崇拜到了近乎神人的地步。当然，胡适等一群杜威的弟子们出于‘师为徒涨脸，徒为师增光’的心理，拼命鼓噪杜威也是自然而然的。

虽然民主思想最早源于古希腊。但是当代民主思想，从理念的真正成熟到社会实现，却要归功于欧洲启蒙运动。关于启蒙运动的确切含义，虽然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但都与”理性(reason)“二字握密切相关。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代表着人类的智慧，从过去的监护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用心理学的说法，叫自我意识觉醒。类似于一个小孩从不董事到事，或者一个植物人逐渐醒来的过程。自我意识觉醒反映在两个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认清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意识到了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批判思维，演绎逻辑的重要性。在社会学方面，传统自由主义的兴起，形成了个人自由权对传统统治者权力的挑战。人文主义构成对传统神学的挑战。君权天授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也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对国家起源的理性思考，导致了‘人人生来平等’，作为一条普世法则，成为不证自明的。按照盖尔(Peter Gay)和福山的观点，启蒙运动帮助英国人打破了‘君权神授’这个禁锢思想进步的教条枷锁。从此，国王的权利不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于是，世袭贵族(教会)对国王权力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便是英国近代民主的最原始形式。

基于实用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效果上不可能达到，甚至接近这样的标准。不仅那时没有，就连今天也没有。如今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 大体上仍然是处于植物人醒来之前的状态。由于中国不存在一个对政治有真正影响力的宗教，因而民主思想，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借助着宗教这一桥梁，将人文主义，尤其是俗世化的人文主义思想，从知识精英层面传播和普及到一般大众的层面。所以，欧洲启蒙运动，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共同启蒙。在知识精英层面，用老毛的话说，属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不过知识的数量积累而已。然而，知识是代替不了思想的。民主的道德正义性的哲学基础，不是功利主义，而是道德理性主义。因此，民主的传播，自然也离不开理想主义精神的传播。至少说，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里，基本上看不到改良主义的影子。

关于民主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同实现手段之间的重要性的排列关系，波普尔给出了一个清楚解释。波普尔对民主是这样划界的。他认为，一个体制是否是真正的民主体制，关键是看人民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使用革命手段的前提下，就可以选择或者赶走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这里，波普尔使用了他最为拿手的演绎逻辑手段，来判断一个体制是否为合格的民主体制。显然，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民主的道德正义性，要高于手段的正义性。这同欧洲的原始启蒙思想也是一致的。然而很不幸，就在中国最需要用货真价实的启蒙思想，并以此来对独裁专政体制进行最彻底的否定的时候，胡适却给中国引荐了杜威，一个实用主义二手货。如果已知手段的选择是可以对等的话，那么连小孩子都知道选择更安全的一个。问题是，除了算命师，没人知道革命和改良的选择是否等同。因此，我虽然不反对改良主义，但我却也无法从逻辑上排除革命手段。

改良主义者的一个较大误区，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错误定位。作为知识和思想的探索者和传播者，知识份子的正确角色，应当是“文韬”，而不是“武略”。虽然像毛泽东等革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可以另当别论。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人都必须像诸葛亮那样，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前途，给出一个类似于“借东风”，或者“草船借箭”之类的具体妙计。同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鲁迅必须做到这一点。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指责鲁迅“放下手术刀，就跑掉了”的说法，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改良派天天大喊包容。如果包容真的是对等的话，即便不能包容革命的抢，至少也应当包容一下鲁迅的笔吧。

所以，不妨将是否放弃算命师思维，作为判断中国知识份子是否已经真的从植物人状态醒来的一个标准，批判和怀疑，不仅仅是科学的精髓，它同时也是民主思想的精髓。在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道理之前，还是‘妄议鲁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