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复新

乾坤正气赋流形

容我从头说与君

国破偏逢轮转教

时艰必显义和民

挥毫谱就封神榜

泼墨书成讨逆文

昧理公知徒作巧

中央毕竟有高人

2014年11月14日，中共各大媒体刊登了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文章《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读后我深以为然，由衷赞叹。将朱维群和文中那些企图向中共传教的宗教狂热分子、无耻文人相比，朱维群眼光高远，见解深刻，与我的认识不谋而合，不禁让我感慨，虽然中共早已腐朽不堪，老迈昏聩，毕竟还有朱维群这样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在尽愚忠，死保红二代们的荣华富贵不被轮运公知夺去，只要有这样的人在，中共的水平势必比公知教徒轮运们高，无论局面多么被动，任其夸张表演，喊破喉咙，也不为所动，江山终不会被公知篡夺。可叹公知、教徒、轮运错生了年代，既生瑜何生亮，朱维群等不死，回国执政，祸乱朝廷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只有白费唾沫，这辈子恐怕没指望看到以宗教、政改忽悠掉中共江山的那天了。

朱文主要从几个方面来打消宗教狂热分子们的妄想。

第一、强调党员不能脚踏两只船，既要公开宣誓信仰马列唯物主义辩证法，白天做无神论的工作，阻碍他人求道，骗取高官厚禄;晚上又偷偷信有神论，烧香拜佛，弥撒阿门，去骗神佛得“另外空间”的福利。中共不需要这些心口不一，行走在人妖之间毕福剑之类的两面派。不允许忽而是人，忽而是鬼，台上是五毛，台下是公知，有多重身份，扮演几个脚色，各方的利益都要捞完。

第二、文章从越、古、俄等他国现实出发，证明党员信教后，国家不仅没进入童话世界，反而有更多恶心的事。并一针见血地质问这些公知教徒，为什么从来就对越、古、俄等国看不上眼，唯独对其“党员可以信教”这一点上，要不遗余力鼓吹、推介?点破了公知教徒的险恶用心，揭穿了它们荒谬性。

第三、文章还进一步对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加以区分，说明当今道德败坏问题是世俗道德缺失的问题，也就是“正气”缺乏的问题，而不是信教人数太少的问题。而且，世俗道德大幅度缺失正好发生在信教群众快速上升、宗教活动过热的阶段。似乎宗教越普及，社会道德越成问题，有的时候正因为宗教的扩散加速了道德危机，引发了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战争与动乱。在中国，宗教已经成了贪官们最好的辩护律师和避风港，成为它们明火执仗、违法乱纪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文章指责这些宗教已经被人利用，已经邪变，不仅不能把社会道德危机归咎于无神论，相反，有神论应该为社会的腐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最后，文章再一次揭露了那些向中共传教的“学者”们的丑恶嘴脸，奉劝这些人起码要有点信徒应有的勇气，以虔诚教徒的身份堂堂正正地来讨论问题，不要试图耍小聪明，假装以中间人第三者的身份，以阴谋诡计来兜售伟大的宗教，即使中共真的哪天被忽悠垮台了，那也只是中华民族最阴暗毒辣的“三十六计”的胜利，而不是你那宗教及其神灵们的胜利。实实把这些无耻文人羞辱了一番。

可以看出，朱先生写至末尾似乎意犹未尽，碍于得罪其它宗教界的人士，生怕冲了这些“善男信女”们的肺管子，弄不好学轮子包围自己的衙门，坏了自己的乌纱，只对海外洋教徒作了批判，点到为止，不敢对宗教本身再作进一步的评论。如果让他打消顾虑继续说下去，我肯定他一定会说，宗教本就没有提升社会道德的功能，当年黄梅五祖弘忍把衣钵偷偷传给惠能，竟然引得几百名弟子抛弃了平日伪装出来的慈悲淡泊，疯了般下山追杀。可见起码远在唐宋，宗教就不能使最著名寺庙的出家人道德从本质上得以提升，何况净化社会?

我不在仕途上走，没有这个顾虑，愿意替朱先生继续写下去。我看现在的宗教更是成了恶人教，对好人的吸引力远低于对恶人的吸引力，远志明先生和柴玲女士就比我们这些没有弓虽女干过别人、骗死人不偿命的人，对宗教更感兴趣。当年远先生欲火焚身，无法控制，连长柴这样的都不肯放过。既抵制不了泻火时的快感，又怕因此下地狱，这才信了教，企图利用耶稣的血来替自己当年的弓虽女干罪行买单，至今拼死抵赖，不敢正视，还把自己打扮成羔羊般地圣洁，欺世盗名。有远先生柴女士这样的“圣徒”在教会里，还有哪个好人愿意入教和其为伍呢?

一、昧理公知徒作巧，中央毕竟有高人

毕竟中共还没有老糊涂，而且情报机构那么发达，对远先生柴女士们的历史远比我们了解得清楚，知道他们和自己一样，彼此彼此，也是人渣，也是喜欢乱搞男女关系的奸夫淫妇，干净不到哪里去，无须对待圣徒那样敬畏。因此，无论公知教徒们怎样忽悠中共按它们的意思做出改革，中共只是冷笑，半点看不起他们，清醒地看穿了它们的真实企图，自然不会为其言辞所动。公知坏，我党更坏，公知奸，我党更奸，中央毕竟还是有高人的，水平到底比公知高，公知妄想通过三寸不烂之舌，无论是卖宗教的狗皮膏药，还是借推销普世价值，忽悠中共上当去政改，借机搞垮中共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机。可以预见，中共是忽悠不垮的，即使亡于敌国，亡于内斗，也决不会亡于公知之手，你们还是省省吧，Cut it out。

二、信仰大事极其危险，须慎之又慎

理智的人懂得，信仰绝非儿戏，“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个人信教尚且要慎之又慎，何况国家?中东信伊斯兰而恐怖，中国信马列而疯狂，因此决不能随便定某种学说为“国教。洋教公知们从不计这些后果，也不吸取历史教训，和那些体制改革狂一样，固执地要中共按自己划的道走，实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小人。

如果一个人心态不正、品性粗鄙、缺乏理性，即使练练静坐也会走火入魔，即使只是练练拳也会搞成义和团，把国家闹得天翻地覆，即使只是念经诵佛，都会升起莫名其妙自心生魔的念头，觉得自己有来头，看不起不信教的人，从今往后，口出狂言，何况有了信仰?极易引发不良的后果。我从不随意介绍他人信奉宗教。虚云老和尚作为高僧大德，从没见他拖谁入教，他自己修禅宗，可别人要向他求法，他总说“去念佛去念经”，仅此而已，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不是修炼的料，谈信仰太奢侈，能念几句佛为来世种点福田就已经不错了。所谓“见高于师，方可传法”。除非遇见比他见地还高的人，他才肯传法。可愚人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头脑一热就说自己发菩提心了，就“大乘”了，以为一合掌，做出虔诚的表情，演戏给佛看，“一顶礼就上层次了”，真是可发一笑。

三、自净尚难，何以救世?

党腐偏逢轮转教，邦危定出义和民。社会有多腐败，宗教就有多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绝不会是出淤泥的莲花。一个国家不行了，势必有雷哄稚先生这样的X教主出现，一个朝代不行了，肯定要出义和团，这是一种应运而生，相辅相承的同步关系。现在中国的宗教，乃至洋教，是贪官和贪僧们相互勾结，合伙诈骗百姓钱财的产物。宗教自净尚不可能，洋教公知居然打算以腐败宗教的脏水来洗净腐败的社会，无异于以盲导盲、梦中说梦，好笑之极。

四、请神容易送神难

请神容易送神难，洋教徒朋友们喋喋不休向我党传教的真实目的中共心知肚明，如果中共真的上了你们的当，定了“国教”，你们就成为上帝的代言人，真理的化身，就相当于洪秀全请了杨秀清来帮忙，反要受其摆布了。一旦你们不喜欢中共的政策，也会学杨秀清那样自称神灵代言人，装神弄鬼，谎称“天父天兄”下凡，附体上身，逼迫习大象洪秀全那样跪下接旨，变相篡夺中共的权力。你们也不想想，以前苏联妄图在意识形态上替中共做主，尚且被中共摆脱，现在怎么还会吃饱了撑的，请你们回来当婆婆来管自己呢?

五、信教可能会增添烦恼卷入纠纷

有的人喜欢动不动就说什么信仰缺失，好像大家非得信个教，国家一定得有个国教才会有个精神寄托，否则就六神无主。但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因执政者信教而亡国败家的比比皆是，秦始皇、嘉靖、雍正都因乱食丹药而送命，梁武帝因佞佛亡了国。

其实中共不是没有信过教，以前和许多国家一起信仰马列，结果闹出许多不愉快，中共不信教是因为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当初，共产阵营国家小弟可以假借信仰赖在大哥身上骗吃骗喝，不久就受不了大哥颐指气使的做派，民族主义思想抬了头，纷纷阳奉阴违抬杠。翅膀稍微长硬，便声称自己搞的才是正宗马列，都以嫡传衣钵的弟子自居，别国都是盗法的旁门左道。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在意识形态上争个长短，纷纷引经据典，搬出马列教条，你骂我左倾，我就说你右倾，你批判我修正主义，我就“酒瓶”你沙文主义，闹得不可开交，对共同的敌人美国反而抛出了橄榄枝，最终大家撕破了脸，为了捍卫所谓的信仰大打出手，共产阵营分崩瓦解，我党见势不妙，只好找了个托辞，谎称要根据国情发展马列主义，搞起了“特色”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头也不回地转向了资本主义。

在中国国内也有类似情况，毛思想被红卫兵造反派当作宗教来疯狂信仰，各路造反派都自称对毛思想理解得最深刻最正确，对毛主席最忠诚，其他的都是阶级敌人苏修美蒋冒充的，为了证明这点，那些还在上初中高中的小年青精力过剩，和现在的公知一样，先写大字报相互辩论，文斗不行就武斗，抱着冲锋枪就干上了，不知为此死了多少人。说来这教主老毛也有点缺德，你就公开表个态，指明究竟是“湘江风雷”，还是“百万雄师”，或者是“清华井冈”是你的真传弟子，继承了你的衣钵，不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吗?可他偏不作声，笑眯眯看年轻人为他自相残杀。

没有信仰的国家大多太平安详，有国教的国家多半贫困，经常为了信仰而卷入神魔之间的战争。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信仰带给人的未见得是好事，有可能反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正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无论何教，只要有了点市场，有了几个信众，就有了利益的争夺，无不分裂出各宗各派，均标榜自己为正宗，指责其他教派低级、假冒、错误、邪见，为此争斗不断，争夺对教义的最终解释权，常为一句话而展开漫长的辩论，从此再无宁日。就连那轮转教也是一样，雷哄稚还没死，手下的弟子就已分化为无数派别，抛出各自编造的所谓“山上小范围讲法”经文，居然奇货可居，气得雷先生上网破口大骂。我们常看到它们在海外论坛里为此吵架，原教旨主义派轮子骂大妓院派的弟子是旧势力魔鬼，大妓院派的弟子就骂对方是江曾派来的共特。

我们不必到庙里教堂里调研，因为那里的教士和尚道士忙于挣钱，真有信仰反倒不多，他们懒得为信仰争论。倒是网络上的“末学”们才是真的痴迷，我常去他们的论坛参观，发现他们那里找不到一丝祥和，个个都像宗教红卫兵，凶相毕露，思维怪异，态度偏激，显宗的骂密宗男女双修是喇嘛教，密宗的诅咒这些人要下地狱，用词极其恶毒，无所不用其极。一旦业内出了个有点名气的居士、和尚，无不被人打成“邪师”，被揭露出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而且总是有人能找到其错误言论，从而证明其人是“邪魔转世”，是来“断人慧命”的。幸好这些“末学”没有掌握国家机器，否则也会像中国自卫反击越南，苏联教训匈牙利那样为信仰相互大打出手。人呢，历史的正面教训从不引以为戒，总是为了利益引用反面教训为戒，非要信什么教，好好日子不过，去卷入无聊的争执，平添烦恼。

中共深知信仰的危害，自己好不容易从马列邪教中突围而出，如果又被公知忽悠进了宗教，就会平白无故把这些宗教内无聊的争端传染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才出龙潭，又入虎穴”。原本那些争端只局限在少数疯子之间，平常人不去关注根本感受不到，那时就会升级为国家大事。以前姓社姓资、国有私有、先富共富、毛左普世、政改经改的争论已经够热闹了，如果再加入这些，谁也别想过上正常日子了。从此国民个个都像当年红卫兵那样，上街刷大字报，瞪上血红的双眼研读宗教经典，会比ISIS还要ISIS，人人都闹着要“捍卫真理”，从文斗迅速转化为武斗，天下大乱，还谈什么道德提升?

这些公知教徒的目的也在于此，他们只对自己个人的内心快感负责。至于它们的教会不会把国家带进亡国灭种的深渊，他们是不管的，也不会为自己闯下的祸承担一丝责任，他们只会为能骗翻中共而感到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向他们的神去邀功请赏，美美享受成就感。

六、智慧的人有信仰愈加智慧，愚昧的人有信仰愈发愚昧

佛即法，法即佛，我赞成信佛，但不必信教，更不必传教，我看不惯宗教狂热分子见人就要传教，硬拖人入教的做法。我认为“教”，是人搞出来的组织，和神佛没必然关系，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宗教是“特色”宗教，里面已经带有大量后人塞进去的私货和糟粕，有不少带有险恶居心的成份，极不可靠，和圣解大相径庭，若是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终究害人害己。

在我看来，宗教具有双向性的作用，智慧的人有信仰愈加智慧，愚昧的人有信仰愈发愚昧。信仰绝不是头脑发热就可以简单做出决定的，必须心理健康，并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才有可能不出偏差。而现在的世人，绝大多数潜伏着各种心理疾患而不自知，其实就是隐性神经病，再加上普遍智商低下，发心不正，即使这个宗教是个正教，如果没有得遇明师指导而盲信，也会让他们走上邪路。宗教原本只是少数特定人士的事，我们凡夫就该尽一个凡夫的本份，老老实实地生活，追求人间的乐趣，享受家庭的幸福，不该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妄想。一般人不信教还好，一旦痴迷上了什么信仰，反而产生妄想，表现得就和公知和教徒一样疯狂。这无须我多说，只要看看大家身边的信徒是什么样子，自可做出结论。

正教从未试图参与政治，只是不同形式的修炼，只关乎自己的未来，顺带利他，是为自己人品、肉体、灵魂的改造，是为离开这五浊恶世，是符合人性的。如果用“功夫”一词来形容信仰和修炼，更接近于真实。不煽情，不定华而不实的目标，不自不量力背负“度人义务”，就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被人利用，毕竟绝大多数人没这么高尚。

然而，强调苦修、原汁原味的南传佛教，却被贬成“小乘佛教”。中国唐宋以前的佛教，和“小乘佛教”差别不大，开悟的人非常多，此后越是讲普渡众生，越是讲有求必应、烧香磕头、保佑发财，越是讲究入世，问题越是严重，开悟的人越少，到现在面目皆非，来历不明的经书越来越多，加速走向了末法，人们误以为那些不靠谱的“生活禅”、“现代禅”、“智慧名言”、“心灵鸡汤”，甚至趋吉避凶的“四旧民俗”就是佛教，若大众都这么认为，那佛教也就真的只有那些东西，这样的佛教还有什么高尚可言呢?

七、由于汉人当官必定贪污，所以汉人信教也必定入魔

信众走向了两个极端，一种人太俗气，以“受者”面貌出现，信教就是为了得现实的好处，求财求寿，求官求子，认为佛教无非是有求必应、烧香磕头、有个心灵寄托。另一种人太“高尚”，扮演“施者”， 口口声声要“续佛慧命，普渡众生，为众生做牛马”。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怎么会冒出这么多有高尚思想的人，肯定绝大多数是那种个人利益不能被碰一点，吃不得一点苦，没一点奉献精神，不打算自己为别人牺牲一点利益的骗子，往往是在社会上无法存活的懒汉、变态。这些人从不坐下来修禅，也不见他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不喜出家的主业而爱偏门。他们赶上了“党的好政策”，得以自由在社会上“行善”，他们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收钱，就可断定这些“施者”的出现是应那些愚昧的“受者”的出现而出现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者”，他们施的是空头支票，得到的都可兑换成现钞。

还有的人信了教后起了“我高你低”的分别心，开始疯疯癫癫，自高自大，看不起不信教的人了，一脸的鄙夷，动不动骂人家南传佛教是“小乘”，是“焦芽败种”，似乎自己就比人家高明，无端引发矛盾，岂知即使修“大乘”，也必须先修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小乘”，起码还得守“小乘”的戒。他越这样说越说明他一知半解，越这样说越证明他信的教传得有问题，说明他信的教没有能力把他往正道上引。我就宁肯被人骂成“焦芽败种”，因为我谦虚我低调，我不虚伪，我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自己摆在卑下的位置，不攀比所谓的“慈悲心菩提心”。

现在的汉传佛教可以说根本就没修行方式，有的以为吃饱饭后发几句感慨就是人生哲理，说点谁也听不懂的江湖黑话就是禅话，喝口下午茶聊点闲天翘二郎腿的惬意就是什么云门饼、赵州茶，吃几顿做成荤菜一样的素菜就是修行。他们不重当下，懒得象南传佛教一样靠自力真修，完全依赖佛菩萨的他力，把希望寄托在临终时的接引，算盘打得挺好。

层次越高的宗教危险越大，越容易出问题，所以不能普传。只有当了官有定力经得起诱惑不贪污的人修道才有可能面对功境中的美女不动心，而汉人当了官，必定要贪污，少有例外，所以汉人信了教，也必定会走火入魔，难有例外，这是根基决定了的，也是一种心态问题。难怪虚云和尚很难找到可以传法的人，他明白随便传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害死人的。其实汉地众生最无法普度的，他们普遍缺乏理性，即使不是信教，仅仅信了什么共产主义、朴实价值等学说，无论正邪，都会使他表现得象个神经病，而这个精神有重大遗传问题的民族却偏偏爱讲“最高层次”的普度，吹嘘自己有“大乘气象”，我不知这其实是不是一种讽刺?另外只有一种解释，这种普度，其实层次根本不高。而那种扯一些人生哲理、江湖黑话、喝茶聊天、吃素吃斋的伪大乘修行方式，虽然相对安全，更啥也不是。

八、为迎合低级趣味而降低格调，遗祸无穷

也有人对此这么解释，说如果汉地佛教还和唐朝以前那样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不拿现实或未来的利益去吸引信众，恐怕早就在汉地灭绝了，寺庙前的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为了有市场，只好忍痛舍本逐末，靠降低格调，轻贱戒律，靠故意把教义搞得似是而非，布满陷阱，一味凑人头充数，不择手段，不管黑猫白猫全部哄来信教，这才得以传播下来。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南传佛教拒绝变异，照样能够传承。至今有成就者层出不穷，远多于汉地。如果为了迎合汉人天生的行贿心理，而以供养瓜果香烛、积德累福来兑换名利富贵等方式开拓在汉地无知官民中的市场，不仅不会使他们通过信教对天地神明产生敬畏感，相反让他们产生重大误解，以为天地神明是自己作恶的帮凶，相信自己今生可以作恶是因为前世积的德太多，有享福的资本，相信可以借神力保佑自己为非作歹。其弊远大于利，和佛教的原义是背道而驰的，难怪这么快就走向了末法。

九，恐吓是宗教得以存活的常用手段

有人不知深浅就喜欢传教，还专门喜欢传玄之又玄的所谓“大乘佛教”。他既吃不了南传打坐修禅的苦，又读不懂唯识、中观的经典，更不肯守最基本的五戒十善，却在“大乘佛教”中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弘法”、“参学”、“普度”的旗号，借机游山玩水、题字献词、结交权贵、发家致富，成了社会活动家，好不热闹。还有的人，自己的蝇头小利不能被别人触碰一点，吃不得一点亏，只想索取，不想付出，却也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修菩萨行的。这些和尚居士把自己的种种邪见都说成是佛法，不许别人反对，还禁止外人揭露他，说他穿了僧衣，就代表了佛的形象，谁要暴露了他背后见不得人的生活，谁要说他的见解不正，就等于“谤了佛”，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为了免于大家都一不小心踩了地雷下地狱，最好国家出台政策，赐予他们胡作非为的特权，犯了罪警察都不能抓，这是对大家好，否则不小心触犯了他也算对佛不敬。

我猜想雷哄稚老师就从他们身上受到了启发，也学会了这套，以此拒绝社会对轮子任何形式的监督与批评。照它的说法，宇宙都是它的法造就的，一个人要是连这法都不信，“那还怎么在这宇宙中生存呢?”言下之意，谁要质疑了他，或者告密他偷了税，都算是反对了宇宙的法，是要“形神全灭”的。因此，他叫弟子，为了世人不至于因为不信这法而被这个法消灭掉，要利用一切手段不许世人对它，乃至弟子的荒谬言行说三道四，一旦有谁提出异议的，就全体出动，上万人到他家门口堵着，强迫他道歉，这才算对这个人慈悲，免得他下地狱……

十、悲心愿力不是造作出来的，信教要看心态

如果真的仅仅为了自己的解脱，我看还是老老实实修南传的好，汉传藏传的再好，你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这料，你真的发心愿意舍掉自己一切为众生，你修“大乘”，我由衷赞叹，怕只怕心口不一。没这心量偏要自欺欺人。这有点像买彩票，小奖虽小，中奖机率已经算很虚幻了，但得中也能解决自己财政危机，大奖虽大，中奖可能更渺茫，你说你该买哪种?心态正常的人就买小奖，好高骛远的人往往买大奖，结果白扔钱，即使中了，那么多钱也没有用，反而招来危险，自己死了，钱没用完，便宜的不知是谁。信教和炒股票买奖券一样道理，也是个心态问题，修南传的要想有成就，脱离苦海已经不易，有人偏要为了突出自己，以大乘自居，明明吃不起苦，也没那根基，更没那个心却贪图功德，自欺欺人，最终白忙一生。

慧能说：“愚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就是道。”绝大多数信众都把求福消灾当作道，如果你是正信教徒，有人告诉你，他也信佛，你得好好问问他，究竟信的是什么佛教?到什么程度?他口中的佛教和你所说的佛教是不是on the same page，否则极易造成误会。汉代佛教几千年发展过来，参杂了当地民俗、传说，甚至文学、戏剧和其他宗教，到现在，在芸芸众生眼里，烧香拜佛、求名求财、念念佛号，就算是佛教。和他们谈论信仰，鸡同鸭讲不说，还很容易把自己和这些人混淆起来，弄得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而丧失道心。

十一、朱维群到底在骂谁?

宗教最能吸引的不是善男信女，二是大奸大恶、奸夫淫妇和卑鄙小人，后赵石勒石虎叔侄一边杀人如麻、残暴荒淫，一边又要慈悲普度，远先生、柴小姐在大洋对岸的仇家——李朋鸟家族、江蛤蟆家族、无邦国家族更是笃信宗教，这是自古以来宗教界难以解释的一种现象。据传蛤蟆就曾躲家里拼命抄写《地藏经》，有报道说它还专门去五台山礼佛，以为这么干它家贪的钱就不会被清算了，这也未免too simple, too naïve了吧?我还看见大屠夫朋鸟一家在佛像前双手合十装神弄鬼虔诚礼拜的照片以为装出虔诚的样，把不义之财拿出少许“供养”，佛菩萨就会和它们是一伙的了。无邦国一退休，头一件事就是跑白云观磕头烧香，今天又有报道说，他为了能躲过反腐这关，不被王岐山追究责任，跑到龙虎山索要了一张代表化解噩运增添福禄的最高法令——“天师平安符”让人觉得它是宗教安插在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这回终于完成任务回到组织身边了。

常委们知道自己的罪恶十个地狱都装不下，个个求仙拜佛，它们出于恐惧而信教，又因信教而更加大胆，它们觉得念了经，消了罪，和神佛交了朋友，产生有恃无恐的心理，愈发肆无忌惮，再加上身边总有自己豢养的妖人方士告诉它们，它们能做这么大的官，都是前世“供佛供僧”的果报，使它们更相信佛菩萨和人类一样，也是喜欢别人送礼的，也是能用行贿摆平的，现在自己送了那么多供养，佛菩萨肯定已经把自己当亲人看待，处处都会保佑自己。于是不贪白不贪，更不肯金盆洗手了。民众惊讶地发现，那些落马贪官明明是马列教徒，实际几乎都是“洋教、土教”中人，据说连习大彭麻也觉得自己因信教而积功累德，果真保佑他当了皇帝，连他弟弟远平也因此富可敌国，娶了女星张澜澜，出巨资为其开影视公司，高价请多位影帝给她当配角。这不由得让我等感慨，现在的宗教真是人才济济，非富即贵，难怪这么兴旺。如此看来，宗教不仅对提高社会道德没有帮助，相反对贪腐更起了促进作用。

我就在暗想，朱维群主任的这番话到底是在影射江蛤蟆呢?还是习大麻、无邦国、李朋鸟呢?

恶人总是选择性地接受宗教中对行恶有帮助的部分。当它们听到戒律，听到金钱戒，听到四部《阿含》，都摇头不感兴趣，说到供养、赎买、脱罪、功德，精神就来了。现在很多寺庙的住持方丈，是那些在俗世连小学都毕不了业的人买通了宗教局的领导当上的，只会唱几句“度人”的高调，就纷纷成了群迷膜拜的“大师”，搞些“法王、活佛、上师、金刚上师”的名头戴上，成了专职赚钱机器，又是办酒店，又是搞旅游，又是房地产，又是文化节，忙得不亦乐乎，搞一次经忏水陆，几十万几百万随便赚。据揭露，这些人身价都几十亿。佛教原本是要远离名、利、色、食、睡的，即使接受供养，也仅限制在维持寺庙和僧人基本生活之内，甚至托钵乞食，不接触金钱，今天不存明天的粮。现在“供养”上不封顶，可以和当地党政官员坐地分赃，存在亲属账号里，无后顾之忧。在大陆的洋教也是如此巨大利益在里面，拼命拉人头。

之所以宗教骗子能大行其道，和汉地众生愚昧有关，这样的人文环境根本不该有信仰，中共搞无神论倒是对了。当然，我这里只是谈论普遍现象，并不否认可能有个别还想好好修行的，有传辽宁海城大悲寺就坚持金钱戒，方丈带头苦修，但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百衲衣似乎并非穿旧了缝的，而是新衣服，故意作成了那个样子，如果真的这样，倒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所谓信仰正与不正，全在“发心”。若像李朋鸟一家为了贪污而信佛，像江蛤蟆那样为了作恶不受惩罚而信佛，宗教再正，在它们手里也变邪了。还是让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把两者硬扯在一起，不知道会起什么化学反应。

附：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文章《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据人民网报道，中央巡视组在向今年第二轮巡视的各省区市、单位反馈意见中，批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它表明，少数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投向宗教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方面重视，并纳入纪律工作的视野。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本来是我们党从建立之初起就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近年这一原则屡屡遭到质疑和否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些“学者”在故意搅浑水。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

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说共产党不能信仰宗教，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是对信仰认识的专制与僵化。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党在政治主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情况十分复杂，并无普遍适用之规。有的政党只对其成员的政治主张有所规定而不要求世界观一致;有的政党完全建立在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甚至明确打着宗教旗号;也有的政党只着眼一时选票，既没有长远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当然更没有党内世界观的认同。

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正是由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一步一步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实现初步富裕，而不是引领人民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和祈祷，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通过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探索和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灵于神灵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也才能从世界观上为党保持统一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奠定坚固的基础，而不是把党搞成党员各信各的神灵，为眼前一时利益而聚散的松散团体。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实现全党团结的组织优势。没有这一世界观基础，党的全部思想、理论、组织大厦就要坍塌，我们就不叫“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如果有人把这也叫做“专制和僵化”，那么他离开这个党就是了，而不应一边挖党的墙角，一边又声称这是为了党好。

他国政党的政策不能作为改变中共政策的依据

还有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现在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允许党员信教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学习他们。事实上，以上几个党所处社会的宗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都非常复杂，党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与我们党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差别。经历“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人们早都认识到各国政党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制定自己的各项政策，没有哪一个党的政策天然可以成为其他党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

时至今日，还有人企图把他国政党的政策拿来作为改变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依据，使人仿佛看到历史的倒退。我们不否定以上政党依据本国国情制定自己宗教政策的探索，也不排斥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但客观地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整体发展并不比他们差，中国执政党宗教政策的整体效果也不比他们差，还需要抛弃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去照搬别人那一套吗?更何况别人那里宗教领域混乱、头痛的事并不比我们少。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越共、古共、俄共等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而唯独在“党员可以信教”这一点上，鼓吹、推介不遗余力，这种怪象不应当引起思索吗?

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谬说

还有一种影响较广的认识误区是：宗教信仰缺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有那么多的党员、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倒下，就是因为缺少宗教道德约束。其实，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谬说。

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两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国人道德建设的主要支撑，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至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属于世俗道德，我们民族历史上仁人志士，大多数是在世俗道德熏陶下长成的。宗教道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生活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是因为其有益内容同样是从世俗生活中产生并与世俗道德相契合，只不过加上了神灵的光环。因此，说信教人数不够多导致中国人道德缺失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党的任务是引领宗教界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帮助他们把社会更多的人乃至共产党员变成宗教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总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有待专门分析。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谓“世风日下”，与这些年社会信教人数不正常增长、宗教活动过热同时发生;世界范围内宗教团体(如梵蒂冈)道德危机频繁出现，并不比世俗社会少;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人群之间，与无神论并无关系。就我们党内产生的腐败分子来说，固然其中有不信仰宗教者，但是也不乏丛福奎、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等诸多宗教狂热分子。

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作用，但如果认为宗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影响下的欧洲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而文艺复兴则是多余的了;达赖统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应当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则是多余的了。

有人想向中国共产党“传教”

顺便指出，现在有的极力宣传“党员可以信教”的“学者”，实际上早已皈依基督教，这种宣传已带有向共产党“传教”的性质。笔者希望这样的人有勇气以虔诚基督徒身份同笔者讨论问题，而不要刻意装扮出纯客观、无立场的模样。

今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指出，党员要坚决执行不信仰宗教、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规定，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同时尊重和适当随顺民族风俗习惯，以利于更好联系信教群众，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这再次表明，“党员不能信教”原则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关论述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党政治上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只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其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