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事物结构过程描述是否属实作判标，不要把做事转为做人问题 /无内容 - 凡哥笑 03/09/15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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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柴女为例给愚蠢之人讲讲如何搞传播学 |
| 送交者: duobaota 2015-03-07 04:26:2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
国内穹顶之下炒热天，隔壁军坛静悄悄，再证军坛发帖的全是五毛 因为没有党的指示，五毛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反华导演阿诺的《狼图腾》不放，《穹顶之下》仍然不放，回避封杀不是办法。以柴女为例给愚蠢五毛讲讲如何搞传播学。柴静纪录片制作的特殊效果，就是要带你入圈套(转载) 作者：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关心片子制作背后的复杂事实，只要片子的内容数据真实、充分，揭发了重要的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可以了。 这听上去确实很方便，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自己的大脑可以判断。 但不方便的事实是， 现代传媒可以制作非常强大的视觉效果、画面剪辑、声音组合，同样的原始素材在经过不同的编织组合之后，会表述出全然相反的意见或结论。当一个片子动用所有 的声画资源、所有的修辞手段，用来营造一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和习以为常的逻辑，就对我们批判性地回应此片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很难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意识到哪些关联是巧妙嫁接的、哪些数据和意见是被掩藏的、哪些人说的话经过了剪辑和处理，从而制造出一些特殊的效果。 比 如那段对贴假国四标的车企老板的电话采访，语无伦次的声音之上用字幕营造出特殊的滑稽效果，我们方便地鄙夷和嘲笑这个在记者连珠炮似的追问下丑态百出的、 看不到面孔的声音，方便地认可90%的车辆油品标号全都是假的，我们之所以受雾霾困扰，就是因为有唯利是图的车商、石油企业和监管不严的政府与法律。至于 货车环保装置不合格率是怎么得出来的、车的油品到底对雾霾贡献程度有多大，油品升级的成本扯皮背后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机动车过多、我们依靠私家车的生活方 式是否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等等等等，这些不方便的议题就在片子的情绪引导下被方便地轻描淡写或者干脆忽略掉了。 它给了我们发泄的对象、指责的标靶和行动的快感，但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题思路。我们在演讲台上风姿绰绝和镜头中犀利睿智的记者的带领下，完成了对于困难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和对雾霾风车堂吉诃德式的进攻。 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小时酣畅淋漓的视觉震颤和追击罪证的狂欢之后，有多少人只记住了12369和那个能显示周边排放超标企业的APP，而没有精力跳出这个片子的强大气场，仔细回味一下片子中的每一个细节，想想在其剪辑和编排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声音、其他的生活、其他的利益、其他的诉求、其他的合理性？ 比 如那个山西小女孩对着镜头说从来没有见过白云的催泪桥段，是不是有可能找到更多更可爱的小女孩对着镜头哭诉因为北京治霾的政治压力导致河北钢厂强制关闭， 父母下岗，自己有学不能上、有病没法治?河北的钢铁产业是几十年积累布局所致，涉及到多少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和集体记忆，其意义肯定并非超标排放和低 端落后产能这种冷冰冰的标签所能穷尽的。如果镜头也能像爱抚柴静的女儿那样爱抚这里的钢铁工人，煽情的方向和效果恐怕就要有所逆转。 再比如那个在镜头中只 会惹人厌恶地说“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谈标准制定”的石油行业标准负责人，他和柴静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吗?其他还说了什么?他有没有更充分地解释石油的战略 重要性和市场化可能面临的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因为镜头中的他是一个在记者追问下理屈词穷的形象。 回到上一段提出的问题，正因为整个片子的生产过程与展示形式是封闭的、单向度的、居高临下的、独白而非对话的，我们确实需要在激动之余扒开幕布的一角，去探查一下后台的状况。是 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与哪些人合作、获得了哪些资料、哪些机构的支持，怎样完成的制作、怎样确定的发行时机与方式、怎样制定的传播策略……只有知道这 些，我们才能合理分析出为什么片子的视角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些人是正面形象而另一些人是反面形象;我们只有了解创作者的阶层、经历、趣味、视角，才能理 解片子所呈现出来的美学趣味和价值引导。 因此，当有些评论者声称片子的主要出品人柴静的私生活——她在哪里生的孩子、开的什么车、是否抽烟——与片子的观 点无关时，我并不同意。是柴静本人把一次精心制作的公共传播产品描述为一个与雾霾的“私人恩怨”，她也确实在片中全方位地精致塑造了“柴静”这个个体的私 人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纪录片的最终产品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公共话语资源的雾霾调查和讨论，另一个就是这个调查的执行者与传播者——柴静的个人形象。面 对公共传播的话语，我们有义务去探查话语生成背后的权力机制和资源配置，以确定这种话语的指向与怎样的利益诉求有关;而面对自我塑造的个人形象，既然这个 形象成为了公共传播的发出者，我们也需要质询这个塑造背后的真实性。可惜的是，在早已准备好的各类主流媒体推广与访谈中，我们只能得到进一步神秘化了的、 带有光环的主创者的媒体形象，这个媒体形象和纪录片中所展演的形象完全是互文的、一体的，无法区分台前台后，真实和表演。 如 果对比一下做了同样事情的崔永元，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崔的纪录片的生产过程更加开放，他事先张扬，在论辩中生产，并且把未完成品放入公共领域，因 而他对最终产品和传播效果的把控远逊于全程隐秘、震撼出场的柴静。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崔永元是一个具体的人和主体，有性格有特点有缺陷，可以与之论辩、争 吵或对话，而柴静更像是一个膜拜和消费的符号，所有的细节都是装饰过的，不是一个平等对话的对象，而是需要去仰视的客体。 如果柴静的纪录片能够更加开放一 些，她是有这个条件的，让她片子里出现的人物和机构不仅仅作为记者本人英雄行为的见证者和反衬者，而是作为言说的主体多表述些复杂、不方便的事实：环保专 家的持续努力与困扰、汽车、石油、钢铁行业转型面临的具体条件和阻碍，北京的中产阶级和河北的钢铁工人对雾霾的个人体验，观众会得到更丰富的有关雾霾问题 的知识、辩论、语境和思考框架。但是，抛弃了这些不方便，公众得到的，便只剩下一些关于雾霾的震颤性信息，和对于纪录片制作者鹤立鸡群、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仰慕。公共传播的产品成了个人形象产品的垫脚石。 一切都被完整包装和设计好的产品都会引发拜物教，尤其是当产品本身与其生产过程被精心隔离和隐藏的时候。在公共传播中，批判的公众 在不断打破拜物教，把产品的生产过程置于理性批判之下，而消费的公众在不断维护拜物教，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拒绝看到和听到与心目中的神话不相符合的画面与声 音。我努力做批判的公众，也选择公开唤询批判的公众，因为“穹顶之下”的问题不是一个私人消费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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