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

我和小崔，在成都火车站等车时，遇到第一位打工者。

我们去得早，排在第一和第二个。其他人觉得开车还早，均淡定地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这时，过来一位扛着大包的妇女。

她问我：是去西昌吗?

我说：是的。

她说：可是找到了。

我说：您跟着我吧。不会错的。我还可以帮你背包。

她说：那可谢谢了。她虽是吃苦的人，身体也很结识，可那个超大的行李，还是让她吃力。我这么一说，她松了一口气。

我说：您是回家过年，是吗?

她说：是的。

我说：您是从哪儿来呢。

她说：从宁波来。在那边给人家做饭。做两家人的饭，一家是工人的，有四五十口;另一家是老板一家人的。老板家人的，要做得精细，可口;工人的，是大锅饭，就和喂猪差不多。老板开了一家塑胶厂，雇佣了四十多个人，她也是之一。不过，她是负责做饭的。

我说：那可是辛苦啊。四五十号人，工作量不小啊。只是你一个人吗?采购买办，您也做吗?

她说：我不。我只负责做饭，采购是另一个人的事儿。

我问：那么辛苦的工作，吃得消吗?会生病吗?

她说：不辛苦。和在家种地比较，也不辛苦。生命在于运动。我打工八年了，一次都没有病过，连感冒也没有。老板一家都感冒，也传染不了我。我身体好，不生病。

说着，她脸上掠过自豪的微笑。

我不是领导，但是，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再问：您和老板之间有合同吗?

她说：第一个半年，有合同。后来，就没了。都是口头的，老板人很好，待我也很好。她们老担心我不做了。我要说不做了，她们的孩子也不答应，哭着不让我走。才去，一个月1200元;现在，涨到4000元了。我什么花费也没有，吃他们的，穿他们的，用他们的，洗发水，也是老板家的。还给我买衣服，买了好几件，我都不喜欢。我还是喜欢穿我自己买的衣服。我就把衣服带回来了。

她指着大个子的行李，示意衣服都在里面。

她接着说：宁波那边真是有钱啊，都是有钱人。老板的孩子花钱，都是没数的。老人给孩子零花钱，一给都是一百两百的，也不问花哪儿了。今天给了，明天接着给。孩子的零花钱，比我工资高。

我没插话，可我对这种教育孩子的办法，存疑。老说中国教育不好，其实，中国教育之不成体统，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儿，是学校的毛病;中国的家庭教育，一样不堪。其中，溺爱和毫无规矩，是两大表象。

我问有拖欠工资的事儿发生吗?

她说：没有。老板也不敢拖欠，要是拖欠了，打个电话，就会有人来帮助要钱。

我问：往哪儿打啊?

她说: 电视上有。就往电视上那个电话打。

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拖欠工资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政府头疼不已。我和小崔说：这大概和宁波那边的劳动力供给有关。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者就处于强势地位。再拖欠工资，就没人去了，企业就做不下去了。

我问她多大了，还要干几年?

她说，今年五十八岁了，计划再干五年，到63岁，就不干了。她还强调，只是自己计划，没和别人说。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我说:你可是你们家的大功臣啊。给家里挣了一大笔钱，还带了不少礼物回来。我指指她的行李。

她很腼腆地笑了，说：明天一早就见到他们了。为了接她，家里人今晚就住到西昌市里的宾馆了。

开始检票了。我帮她拖着行李，进站。即便是拖着，两个人，也不轻松。上台阶的时候，除了我帮忙，又有一个小伙子，搭了一把手——大概是受了我的感染吧。我们在4车厢，她在11车厢，距离不近。

小崔把我的背包，拿走了。我一直把她送上车，安置下来。行李太大，行李架放不下，只好放在卧铺车厢两个座位之间。

临走，我很小心眼地想，我这也算做好事了吧，怎么没见给雷锋叔叔拍照的记者同志们呢?雷锋每做一件好事儿，都事无巨细地被记录下来了。我做好事，也不是一件两件了，怎么一次也没被曝光呢?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想是。你们可以说不是。

我做了多少好事呢，小崔同学说，我做了一路——从西昌到成都的路上。这只是其一。

我不会为曝光、为沽名钓誉而去帮助他人，我只是质疑雷锋同志为什么做好事都那么巧呢?或者，他带着随行记者?或者，是后来摆拍的。或者，还有或者。

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

春节假期，山西阳泉，父母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