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大眼承鹏写了一本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火得不得了。我想借火势，让自己的书火起来，于是，把李大眼没挑明的意思说出来，叫：中国人民不知道。

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中国人民未必知道。例如，民主已是大势所趋，普世价值乃是人心所向，但在拥有话语权的人看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要搞中国的特色。这种表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翻版，并无新意，可是，还是有相当的中国人，深信不疑。

回到历史。

将今日中国之乱象，归于历史，无疑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也是对现实极不负责任的作法。但，当历史一再重复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断言：中国人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是不到位的，甚至是非常浅薄的。“知耻而后勇”，今日无勇，反证我们没有认识到史上之耻。认识到了，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历史就不会一再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

所以，了解并认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二

中国人民不知道，长城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废物”，不仅没有起阻挡外敌的功能，反而，将整个国家的财力、物力以及活力消磨殆尽。对此，居于长城之外的满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满族入关之后，就再也不修长城了。可是，今天，中国人还把长城当作“奇迹”供人瞻仰。凡有外国客人来，必拉着人家上长城，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事实是，有了长城也扯淡。

中国人民不知道，大运河是另一个劳民伤财的“废物”，对此，1598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眼就看穿了，他质疑到：“维持运河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两白银，对欧洲人来说，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

中国人民不知道，“四大发明”这种说法，有点悬。因为，“四大”中的两大，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凡一项伟大的发明，在时间以及空间上，应该有相当的延续性和扩散性。就像丝绸，与其相关，桑树种植、桑叶采集、桑蚕养殖、缫丝、染色、纺织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四大发明”中，只有造纸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四大发明”的提法，未必合适。

有人会反驳我，专挑中国文化的毛病，专“灭自己人威风长他人志气”。对此，我是有信心应对的。本书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即：有学术风骨。所有文章，我坚持分两步：第一，提出评价指标;第二，对照指标，再作评价。对长城、大运河如此，对四大发明，也一样。对待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也同样。各位有不同意见的人，可先反击我的指标，再反击我的评价。评价指标，就是一个靶子，一个黑白鲜明的靶子，一个供人射击的靶子。有了这个靶子，正反双方的PK，就有的放矢，而不是自言其说了。

为此，我的多数文章，略作修改，即可作为学术论文发表。但我没那么做，一是由于，中国之学术，已经没有“学”，只剩下“术”了;二是，我希望我的思想，能有更广泛的受众。学术论文的面儿，毕竟窄了，可读性也极差。

三

中国人民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彻底完结了。近代中国的“反封建”，其实是“捕风捉影”。之所以出现这种篡改历史的儿戏，原因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者划分的历史进程中：封建主义是不可少的一环，是欧洲历史进程的必然。但是，中国不是欧洲，中国的历史也不是欧洲的历史。但偏偏就有人不惜修正中国的历史，以适应“普世”的理论。

封建主义是一种模块化结构——地方自治，庄园主在对国王承担军事义务的前提下，在庄园内，他是拥有全权的。这种权威，赋予了庄园主一种局部革新的权力。为了保障其与其他庄园主的竞争优势，他是有革新动力的。否则，其领地内的人民就可能用脚投票——溜之大吉。但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里，地方官僚既没有内在激励，也没有权力进行局部革新，帝国之停滞，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人民不知道，大，未必是好的。“大一统”，也未必好。苟如此，秦始皇的历史贡献，就要另行评价了。所以，当政者显然不这么认为，当政者没有不希望天下一统的。连金庸小说里的黑道人物，也高呼一统江湖呢。可老百姓要是和当政者想得一样，就是替人家操心了。或者，是无知。因为，人民的幸福并不与国家规模成正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基本上生活在小国里面。

中国人民不知道，公平和效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耗尽千辛万苦，开疆拓土，是因为西班牙国王答应哥伦布作殖民地的总督，并且，对往来于新旧殖民地的货物征收税款。郑和之所以，把七下西洋当成了公款旅游，是因为即使征服了殖民地，也没有一寸土地是郑和的。所以，何必呢!

中国人民不知道，“天人合一”，是一个假大空的口号。天，是永恒的;人，是易变的。一个永恒的，如何与一个易变的合在一起呢?再看，奉“天人合一”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是如何对待动物、如何对待自然界的一切生物的，即可知“天人合一”之虚伪。儒学没有众生平等，没有不杀生的概念，如此，能叫“天人合一”吗?

四

中国人民不知道，中国教育的目的，在于把人分成贤愚两类。然后，由贤管理愚。所以，教育和考试的目的，就是把“贤能”之士选拔出来。只要能把人分成两类，手段是无关紧要的。唯一不可取的是抽签——因为，抽签意味着人人平等，这是西方的价值观，和我们格格不入。因此，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有一个与普世价值不同的价值观。这种教育，能弄好，简直是痴人说梦。

中国人民不知道，孔子之“万世师表”，是乾隆皇帝封赏的。换言之，千万不要把孔夫子当成社会、当成大众的老师，我们用不起——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样皇家的东西，是老百姓可用的、用得起的。孔子受了皇恩，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必须要踏踏实实地为皇家说话，而且，只说好话不说坏话。这是孔子的荣耀，也是儒家的荣耀。但却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文化的悲哀。

一个“教育家”，教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你们愿意把孩子让他去教吗?一个秀才，教过的孩子，超不过秀才;师范毕业的，教过的学生，超不过师范，你能说他是好老师吗?但偏偏有这么一位万世师表，当代和后世，没有一个学生能超过他，却被称为最伟大的教育家!

中国人民不知道，“尊重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每一个人都要尊重，何来“尊重知识分子”之说。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特别的尊重，势必要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待遇吧。如此一来，岂不是对其他阶层之歧视和冷落吗?所以，这个口号纯粹是忽悠，但是，它却很流行，很有市场，很欺骗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感情。如此不合逻辑的口号，居然大行其道，可见，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思辩能力之弱。为此，我写了《我反对尊重知识分子》一文。我把拙文email给茅于轼先生，先生只回复一句话：对。

五

中国人民不知道，儒学纵有千般好万般好，但有一样最要命的不好，即：等级制。等级制将人分成高低贵贱不同的阶层，高贵的人，过高级的生活——住宫殿、穿绸缎、吃鲍鱼海参，等等;低级的人，过非人的生活——住破房子、穿布衣、吃粗茶淡饭。流毒至今，干部以及特权阶层，拥有数不清的房产、衣服、山珍海味，甚至数不清的“二奶”，老百姓却为温饱而奋斗、而日夜操劳。

如果说，今日中国之官场腐败、道德败坏、民生艰苦和环境恶化，全是儒学造成的，大概言过其实，但是，如果说，和儒家的遗毒没有瓜葛，则更是不可理喻，是缺乏对儒家文化足够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我宁肯把它当破鞋一样，扔掉。

对待传统文化，有一个人所尽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屁话。为什么?因为，没有确定原则。如果没有原则，那么，你认为是精华，我恰恰以为是糟粕;反之，亦然。

还有一种说法，即：在评价传统的时候，不能用当代的标准，要用古人的尺度。这是又一句屁话——我们评价传统，取舍传统，究竟是为今人所用。今人所用，为什么要用古人的标准呢?今人穿鞋，难道要用古人的尺码吗?所以，这又是一个极为愚蠢的说法，不值一驳，但是，受骗的群众不在少数。要是以古评估的话，太监、小脚、下跪和万岁，岂不千秋万代不可终日了吗?

王小波是一个被埋没了的英雄，虽然有些人对他喜欢、念念不忘，可是，毕竟抵挡不住主流的有意淡化，我问过自己的学生，多数不知道王小波何许人也。然后，我就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王小波的书，要看。尤其是他的随笔，实在是汉语文字的最高峰。他写传统、国学和儒家的，也有几篇，不多，我觉得不是他不能写得更多，而是他对儒学有一种彻底的轻蔑，但是，他永远以自己的方式说话，他在一个故事里，将儒学比喻为一块口香糖，一块被反复咀嚼的口香糖。既然已经反复咀嚼了，没味儿了，怎么办?吐了呗。但不要随地吐，以免坏了环境。

孝，是儒家伦理的第一要素。所有中国人被儒家迷惑，也在于儒家死死抓住“孝”道，不放手。这既是儒家的高明，也是中国人缺乏思考力的明证。事实上，“孝”是农耕时代的道德规范——小农生产，世居一地，孝子贤孙，都在老子可控制的范围内。老子不行了，孩子们都聚在一起，伺候以及善后。即便如此，小家之“孝”，也是不可靠的。例如，鳏寡孤独，怎么办?有儿孙，儿孙却残疾，怎么办?有儿孙，却没能力，怎么办?

所以，即便在小农生产方式下，儒家的“孝”，也是靠不住的。比较一下西方，就会发现，儒家之“孝”是“小孝”，是小范围的。基督教的博爱，是打破小家的、基于教友之间的互助与养老，才是可靠的，才是“大孝”。今天中国的大都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今天中国，依然沿袭孔老夫子拟定的小家“孝”行，而事实上，这种模式已经将很多家庭拖累得精疲力尽。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如果中国人固守所谓“孝道”，不走上社会化养老之路，看得见的未来，很多老人将孤苦无依。

六

中国人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好东西，一直是被忽视的，至少是重视不够的。这就是老子及其思想。和老子比起来，孔子只是小儿科。但是，老子倡导的“小国寡民”，当权者不喜欢;老子倡导的“隐逸避世”，当权者还是不喜欢——要是你们都跑到“世外桃源”玩儿去了，谁给皇帝缴税纳粮，谁给他们抬轿子捧臭脚啊。老子倡导的“无为”，更让当权者打心眼里不喜欢——“无为”，这不是让最高统治者放权吗?不是让领导靠边吗?

所以，孔子的想法，简单，招皇家待见;老子的思想，高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集权者不理解，也不知道如何操作，就被搁在一边了。但令人欣慰的是，道德经的文本，没丢，流传至今。老子的思想，也就依然散发着经久不灭的光辉。“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终能成其大。”一个志在伟大复兴的大国，该时时记住老子的谆谆教导!

中国人民不知道，“兵家”之道，就是一个“诡”字。一个将兵家之道，奉为经典、奉为圣经的国家，如何奠定诚信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场如战场的说法、教说和实践，甚嚣尘上。还有人借日本人的光，说日本人都在用孙子兵法指导商战呢!

商与战，究竟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在《商战十戒》一文中，本人借用博弈论的基本原则，说明：所有商业行为，都是重复博弈;即使在竞争对手之间，也是一样。例如肯德基和麦当劳，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微软和苹果等等，不可计数。但是，战争行为，必是一次性博弈。所谓的“三十年战争”、英法百年大战以及八年抗战等，不是想重复博弈，而是谁也难以“一剑封喉”。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一次博弈和重复博弈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商业行为，也不应该和战争行为，采取相同的行为模式。此所谓，各行其道。将商战混为一谈，再一次显现中国人思维力薄弱。

七

为同一个主题，前后写三篇文章，在我，也是第一次。在自然科学领域，“单位”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如“度”是热力学的基本单位，没有“度”，就没有热力学。人类社会，何尝不是一个“单位”不断进化的过程。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单位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单位是氏族;封建主义社会，单位是家庭和家族;资本主义社会，单位是个人。

由原始公社而个人，“单位”是逐步细分的，越来越精细。或言之，人类早期吃大锅饭，越现代，锅越小，终于，一人一碗吃份饭，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当然，这是西方。在中国，家、家庭、甚至家族，依然是经济计量的最基本单位。在家里，夫妻、父子、父女，是不算账的;只有在两家之间，才会斤斤计较。这就造成，在大家庭里，总有偷奸耍滑、不屑子孙不劳而获，总有抽大烟、赌钱、胡吃海塞、嫖娼的败家子横行，为此，傅斯年先生说：家庭是中国最腐败的组织。细想，其实不错，哪一个组织能允许吃喝嫖赌的蛀虫存在呢?没有。但中国的家庭里，其人其事，罄竹难书。

因此，从社会组织上，比较中国和西方之差异，则中国是以家为单位的，西方包括日本，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中国社会要进步，必须由“家”而“个人”，计量单位更精细，否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家”是儒家、也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概念，离了家，中国人就像孔夫子一样“惶惶如丧家之犬”了。可是，“家”也恰恰是“双轨制”和中国社会一切不平等组织的根源。“家”，有亲疏，而无是非;有尊卑，而无平等;有和睦，而无和谐;有权威，而无民主;有妥协，却无真理。家内家外不一样，亲疏贵贱不一样，如此手段，岂能由“小家”而“大家”，齐家治国呢?更别提天下!儒家的逻辑，讲得通吗?讲不通，又如何行得通?

梦想复兴儒家的学者们，能否别扯得太远，先回答回答我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何如?

八

对中国人的道德“跳水”，中国人都失望了，不抱希望了。外国人反倒不这么看，在《200年前，英国人对中国国民性之评价》一文，我引用了1892年随马格尔尼来中国的约翰.巴罗的一段话：

一个天性既不残忍，也不阴郁暴躁，而是和平、温顺和快乐的民族，其性格之中却有这些令人不快的特点(注释，就是上文所述：冷漠、自私、缺乏公德、不诚实)，只能归之于习俗的教化和无时不在的权威的胁迫。这一推断可以由大批不同时期来到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现在印尼)、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的移民行为得到证明。在那些地方，他们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

......

“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的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被认为只有在后一方面，才是出类拔萃的。

英国人虽然是我们的“世仇”，可是，约翰.巴罗的话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就是说，200年前之道德滑坡，并不是中国人人性使然，而是专制制度的压迫、虚伪的道德说教灌输所致。

因此，只要没有专制与强权，没有违背人性的空洞的道德教条，民风淳朴、秩序井然、白发垂髫、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自然来临。不要以为这是陶渊明式的空想，事实上，我去过的温州治下、距离大陆三十海里、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的南麂岛，就是现实版的桃花源——岛民的房子，大门敞开着，全无大陆居民的高墙，以及“坚不可摧”的防盗门，若不是治安良好，无盗无贼，岛民能一天到晚地“开门迎客”，唱空城计吗?

南麂岛给了我一个经验——道德，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环境，必然产生不同的道德。最悬殊的环境，乃大陆与岛国。大陆是一个无限、开放市场，岛屿则相反，是有限和封闭市场。不同的市场结构，造成了交易次数之反差。在大陆，多是一次性博弈;在岛国，则表现为重复博弈。显然，一次性博弈与重复博弈的策略选择，是迥然不同的。进而，大陆与岛国，其道德准则也必然是迥异的。

由此，认定日本乃儒家文化圈一分子，日本人的道德准则，也是儒家那一套，是缺乏理论根基的。《道德的真相》一文，对道德之起源，进行了博弈分析。如果，该文的分析是扎实可靠的，结论是可信的，则，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日本人的道德律，和中国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对中国文化，还有一种论调：同化说。即，外族入侵之后的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衰微，反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把外族同化了。元代的蒙古、清朝的满族，都被同化没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可在文化上，是胜利者。这种说法，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很有市场，实际上幼稚可笑之极。

在我看来，“同化”乃奴化——蒙古族和满族，和中原汉族相比，人数少得可怜;但作为一个统治集团，也够了。以少数统治多数，而且是数量悬殊的多数，怎么办?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要服从多数，接受多数的文化。接受了这种文化，就被奉为正宗，就可以高高在上、面南而治，何乐而不为呢?这种同化，没有不成的，没有不欢迎被同化的。

要是“同化”果真成立，为什么满族坚持“留头不留发”呢?自慰式的文化自豪，徒增笑料。

九

傅斯年先生说：“两件事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

思想式，就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之旧称——吃西餐，不能使我们成为西方人;穿西装，也不能;坐飞机上互联网，玩3D游戏看西部片唱美国黑人歌曲，也不能使你成为美国人，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你成为中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傅斯年先生的看法，是领先于潮流的，不是一般的领先，而是遥遥领先。

中国人的思维有哪些特色呢?

本书归结了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

我写了三篇半文章论述我的观点，三篇分别讨论类比、联系和大局观，循环论证因为在其他文章中出现过。为避免重复，只是引用了一下，没有复制，所以，叫三篇半。

类比使中国人对问题的理解，表面化，如家国类比。联系，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如人事不分、时空不分、程序结果不分等。大局观使中国人空谈大道，不为小技;坐而空谈条条是道，起而实行一事无成。循环论证使中国人倒因为果、因果互证，陷入永远不能跳出的死循环。

十

感谢窦海军兄，没有他的提醒和支持，这本书不知道啥时才出呢!我感谢他，也希望未来的读者，多多感谢他。你们的感谢，比我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