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贺龙等人在南昌紧锣密鼓准备起义的时候，朱培德突然病倒了。他告诉蒋介石说自已十分疲劳，无法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不得不去庐山休养。

收到朱培德的病假通知，蒋介石倒不是太吃惊。北伐的辛劳、自已的排挤、汪精卫的拉拢，内交外困确实压力太大， 不是老朱这号乡下人能应付得过来的。而朱培德也没忘记自已的工作，他去庐山前把大权交给了好兄弟、好同学朱德，托他全权处理军政大事，结果朱德趁机拉上贺龙和叶挺，在南昌发动了起义。

对这个结果，朱培德的解释是，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兄弟我可是把他当朋友的！

对朱培德的解释，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认为，朱培德太轻信了，生病的时候居然把大权交给共产党，结果被人端了老窝，真是活该。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朱培德很老实，朱德很狡猾，利用兄弟的信任搞暴动，抢兄弟的地盘和人马，实在是件不厚道的事情。

全是扯蛋。

张国焘年轻时的照片。张愤青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见过列宁，政治局里的资格数一数二，周恩来都比不上他，一度是共产国际看好的总书记人选。可惜南昌起义时没有坚决贯彻组织决定，身价大跌，终于再没翻过身来。

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培德三十九岁，不是十九岁。打过反清、反袁、反陈（炯明）等大小恶仗，看过无数次你攻我伐、背信弃义，经历过数不清的文攻武卫、刀山火海，从万军之中走出来的朱培德世故深沉、人情练达，对蒋介石刚中带柔，手段该狠辣时狠辣、该友好时友好，分寸把握得炉火纯青。

要说这样一个人会被朱德几句话哄晕头脑，只有铁道部发言人才信。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是关键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相互翻脸，又天天在杀共产党，两拨盟友随时可能火拚自已，共产党更可能跑来地盘上捣乱，别说还能爬上庐山疗养，就是只能躺在床上打吊针，也必须坐镇司令部，两眼紧盯局势动向，严防意外发生。

但朱培德还是休假了。在接到报告说朱德同“那边”的贺龙、叶挺联系密切、肯定会有异动的情况下，朱培德的反应居然是把军政大权交给朱德，然后派朱德的亲信王均到遂川掌握军队。

做完所有的铺垫，朱培德平静地宣布休假。告别送行的朱德，转身离开南昌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作为军阀，我把最重要的地盘和军队都留给你，我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次分别，我们再也不能见面，彼此分道扬镳，甚至要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可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那个拖着辫子、抱着枪杆，在星空下畅谈理想的兄弟。

能为你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前程凶险好自为之，兄弟！

十年后，朱培德因医疗事故病逝南京，他终于没能再见朱德一面。而死前的遗言是国家医学不发达，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不要责怪医生。

对朱培德，我只有一句评价，他真的是个好人，虽然不是好军阀。

顺利发起暴动，周恩来信心大增，他清点完俘虏枪弹后就离开了南昌，大军按计划南下广东，准备找苏联接应军火。只要能弄到出海口，共产国际的枪炮将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新的工农革命军也会重新北伐反攻，实现革命的再次成功。

南昌起义很成功，共产国际很生气。

明明已经决定不要起义，周恩来还是大胆妄为，而且张国焘也没有制止，在斯大林眼里这就是不听话，是对党性和领袖的公然挑战。虽然隔着几千公里，斯大林还是下令处分张国焘等人，作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惩罚。

打完棒子，还要面对老问题，下一步怎么走。于是在八月七号，共产党人聚在汉口，继续开会。

形势不是很险恶，而是极端险恶；局面不是几乎没有希望，而是根本没有希望。

经过八月一号的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全线震怒，汪精卫公开下令彻底清共，张发奎也在反水，汉口已经不再安全，每一分钟都可能有人上门抓捕。虽然大家都很擅长开会，但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呆得太久，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人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研究问题的根源及下一步怎么办。

问题的根源很容易研究出来。陈独秀已经辞职，而且没有来开会，自然所有责任都是他的。共产国际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再次施展黑锅大法，彻底“帮助”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宣布他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顺理成章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斯大林曰：都是陈独秀的错...），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这正是陈独秀一直要求的）的方针。

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既然大家都批陈独秀，毛泽东自然也批陈独秀，而且表现非常积极，愤怒谴责陈独秀忽略军事、脱离群众等“严重错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让罗明很是欣赏。

毛泽东很愤怒，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先前正是陈独秀否决了他的土地革命主张。

开完大会，共产国际宣布，中央要马上搬到上海租界去，由瞿秋白任总书记主持工作；党的下一步任务是积极发动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对抗国民党。

瞿秋白只是翻译出身，按理说轮不到他当总书记，但几个领头人物都跑南昌去了，最有资格的张国焘也没赶回来，罗明能选上的人只剩下瞿翻译。反正谁当总书记也是听莫斯科的，没有语言障碍的翻译反而更方便凑和着用，所以罗明一拍大腿：总书记就是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