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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血案：我们不仅要缉捕在逃暴徒 z |
| 送交者: 一枪中的 2014-03-03 08:51:5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
作者：高伐林 随着去年北京金水桥汽车爆炸和这次昆明大规模血腥砍杀，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的局势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心腹之患。一位曾访问过越南和新疆的海外学者比较：他在越南时，虽然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外国，却常常感觉像在中国；在新疆南疆，虽然心里很清楚他是在中国领土，但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国外老高按：昆明火车站大规模砍杀、造成惨重死伤的事件震惊世界。令我震惊之一，是这伙暴徒针对平民、滥杀无辜的冷血暴行；震惊之二，是爆发在昆明这个远离新疆的美丽城市，那里有我安分守己的亲属，也有我的多位朋友和朋友的家庭；震惊之三，是这么多人、统一服装、统一凶器，必然要事先进行策划和准备，在当局的维稳经费达到天文数字、摄像头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居然毫未察觉！ 两天来，此事占据我全副身心，除了追踪了解事件全貌、缉捕在逃凶犯的进展，也探寻这一事件更深远广阔的背景，思索釜底抽薪的根除之道。也巧，就在事件爆发前一天的晚上，我与一位长期在四川藏区帮助当地教育部门编写教材的朋友长时间交谈，这位朋友讲述所历所见，虽然讲的是藏人和羌人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和心理感受，都不是具有自觉政治诉求的追随达赖喇嘛者，更不是维吾尔伊斯兰激进教派的教徒，但还是让我举一反三，得以对昆明事件有了更多维度的观照。 无疑，对暴徒必须绳之以法，他们理应受到强烈谴责和严厉制裁；我也完全赞成咱们万维上不少博客的呼吁：不能被怒火烧出盲目的民族仇恨，要尽力清除种种偏见——包括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应该摒弃一切种族污辱的词汇。同时，我也期望中国官方，尤其是中央和省、自治区這一級执政者，能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摸索出更合理、更有效的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促使各民族能彼此和睦、平等相处。 读到不少各种观点的文章，有助于我深入地思考昆明事件，现挑出两篇贴在下面，供更多人分享。两篇文章，都是昆明事件之前发表的，但是在昆明事件之后读起来，更体验到一种切近感、针对性，讲述的许多情况，过去我基本上不了解，感到十分新鲜。 第一篇是《凤凰周刊》采写的深度报导《新疆：保守思潮的危险信号》，披露全球伊斯兰都在向保守回归，政治色彩日趋浓厚，新疆保守穆斯林群体受到国际环境影响，也正迅猛增长，情况怵目惊心，不容乐观。 这篇文章也让我澄清了某些糊涂认识。例如，过去往往不自觉地在想到维吾尔人时，与伊斯兰信徒完全划等号，读了这篇文章，才明白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伊斯兰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与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并非一回事。伊斯兰教有多种教派，进入维吾尔族社会也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的动态过程。 第二篇文章，是从事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孝荣博士，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撰写的《如何解决新疆民族问题？》，也提供了很多实地考察的翔实例证。他指出：汉族人不满意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一些照顾政策，“还有人要求取消少数民族所享受的某些照顾，认为这类照顾也会强化民族意识”；但作者也指出：少数民族也常常抱怨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性和社会性歧视，而“他们的抱怨并非毫无根据”；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照顾政策”；更有说服力的是，作者指出，在中国这类照顾政策是面向所有少数民族的，而非只是出问题的几个民族。因此，“这类照顾政策不是造成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取消照顾也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 韩孝荣列出的南疆民族问题的六点根源，以及维吾尔人眼中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两种汉人的区分，等等，对我也有启发性。 新疆——保守思潮的危险信号 张弛，《凤凰周刊》 新疆积聚多年的问题与矛盾藉由2009年“七五”事件引爆后，中央政府曾大举派员赴疆调研，从国家层面对治疆方略予以调整，并急调张春贤入疆主政。三年来，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逐步赢得民心，并不断压缩极端势力的存在空间。 但与此同时，疆内规模不等的暴力袭击事件却从未停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还从传统恐怖暴力多发的南疆地州蔓延至经济状况较好、安全态势稳定的东疆吐鲁番，11月28日更祸延内地，在极具政治敏感的天安门制造袭击事件。 而梳理这些频发的暴力袭击事件，都能看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鲁克沁“6·26”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嫌犯，就曾在电视采访中称，自己的杀人动机是通过暴力和杀戮换取进天堂的资格。在新疆历史转向的关键当口，对于这种在维吾尔社会中急速蔓延的极端主义思潮，不仅政府担忧，新疆世俗穆斯林人群亦深感不安。 世俗化的逊尼派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认为，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本土化后，可以细分为四种社会群体。第一种是新疆最世俗化的“文化穆斯林”。这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构成。这部分人很少参加念经、封斋等宗教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有农民、普通市民，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活动的实践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常人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就是常说的瓦哈比教派，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平时严守戒律，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经由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人群发展而来，以宗教“改革派”为旗号，政治色彩明显。 瓦哈比教派是近代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为沙特阿拉伯国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传入新疆哈密地区，至今哈密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保守穆斯林。 但新疆的瓦哈比教派并未照搬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和习俗。比如当地人并不穿沙特的罩袍，全县也看不到一个蒙面的女人。虽然许多民众认为看电视会影响清修，但并不排斥汽车，亦多使用手机，有实力的人也乐于购买大房子。 吐尔文江告诉《凤凰周刊》，不仅瓦哈比派在新疆的本土化中不会完全复制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本土化的过程体现出：“我接受你的宗教思想，但拒绝改变民族传统”。例如，在喀什至今仍很盛行的占卜、算命等活动是萨满教的习俗，而针扎“小人”的巫蛊之术是汉民族遗风，这些都是伊斯兰教教义绝对不允许的，但在新疆并没有被维吾尔族人丢弃，反而得以接纳和保留。 并且，想要在维吾尔社会推行瓦哈比教派思想其实并非易事。该教派教义严苛，禁烟、禁酒、禁赌，不能看电视，不能穿花里胡哨的东西，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唱歌跳舞，因为这会扰乱心智，影响对真主的虔诚。尤其对女性，从着装举止到日常生活，更有诸多限制。此外，该教派传入新疆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被禁锢多年的维吾尔族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许多民众愿意追求世俗化的时尚生活，自发排斥瓦哈比教派。 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穆斯林一直在维吾尔社会中占据主流，但随着这个群体近年来社会阶层的逐渐提高，人数却越来越少。以前该群体中还有小商小贩或者自由职业者，到目前基本只剩下公职人员和干部以及一部分大学生群体。而人数众多的世俗穆斯林群体，也越来越趋于保守。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正后来居上，快速侵蚀上述两个群体。 保守教派的兴起 瓦哈比教派信众规模迅速扩大，主要途径是通过私办经文学校的方式培养信徒“塔里甫”。在发展之初，瓦哈比教派打着宗教改革的旗号，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图，而更像是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斗争，因而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人士介绍，瓦哈比教派只是伊斯兰教的一种改革运动。此教派认为，现在的伊斯兰教已经发生了变异，只有穆罕默德时代才是公正的（在穆罕默德时代，有一些诸如反对暴力、反对高利贷、反对歧视女孩、主张解放奴隶等主张），因而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寻找伊斯兰教义的本来面目。 瓦哈比教派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修学门坎低，容易被大众接受，且来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所以很快便形成气候。进入新疆后，因为提倡简化礼拜程序，扶贫济困并传授科学知识，也得到年轻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党政官员的支持。 但是，由于瓦哈比教派可以“凭经立派”，每个传经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衍生出对于经典的不同解释，在表现形态上也显得五花八门。伊朗的、沙特的、阿富汗的、埃及的、土耳其的，有时连信众自己都搞不清楚。 而这一教派在新疆积极推动社会生活领域的伊斯兰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凸显。思想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妇女不再穿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一袭宽大黑罩袍。南疆某些地区甚至禁止音乐、传统歌舞、绘画、雕塑等社会文化活动，并指责维吾尔族婚丧习俗违反伊斯兰教义等。 尤需注意的是，瓦哈比教派催生出极端主义者，如新疆瓦哈比教派最具盛名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及其培养的“八百弟子”。阿不力克木原本是阿克苏库车县的一个农民，他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 上世纪50年代，阿不力克木曾因分裂主张被判入狱20年，1977年刑满释放。因为其宗教学术上的修养，出狱后的阿不力克木当选了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从1987年开始，他开始创办经文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全疆各地追随他学经的学员约有800余名，号称“八百弟子”。他曾组织学员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这些学员后来遍布散落全疆，成为各地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 而更多诞生于中东的伊斯兰新教派，也与瓦哈比教派几乎同时进入新疆，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伊扎布特”，“伊扎布特”更常见的称呼是“伊斯兰解放党”。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该组织宗教色彩浓厚，坚持“非暴力”理念，但在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开始转型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已宣布“伊扎布特”为恐怖组织。 公开资料显示，“伊扎布特”最初在新疆以办学讲授阿拉伯语的方式进行发展。其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 保守主义的扩散，已经开始在新疆维吾尔社会世俗化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反弹，并成为政府意识形态管控的对象。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在《新疆日报》撰文认为，刻意通过这种手段来强化民众的宗教身份意识，目的在于逐步侵蚀甚至灭绝维吾尔传统民族文化。 经文学校的影响力 除了瓦哈比教派和“伊扎布特”，对新疆影响较大的还有被称为“伊吉拉特”的“迁徙圣战组织”。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虽然没有类似于“东伊运”完整统一的组织，但是它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并将职业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该组织于2005年在新疆喀什制造恐怖事件后被关注，目前已发展成为当前新疆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制造者。“伊吉拉特”还是2012年6月和田劫机事件的幕后黑手。 这些外来教派，几乎皆由地下经文学校在新疆发挥影响。对于伊斯兰教信众来说，《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语言，要经常诵读。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和离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古兰经》经文，而且只有诵读阿拉伯文本的《古兰经》才有意义。 在非阿拉伯语系的新疆，宗教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经文学校来实施。传统的经文学校分为三个等级，高级学校设在喀什、莎车等地大寺院内，专门培养上层宗教人士；中级学校设在较大的县镇寺院里，是成年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的场所；初级学校则遍及乡村，入学者基本为少年儿童。学习内容包括宗教仪式、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哲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在维吾尔社会，经文学校不止传承宗教知识，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个体系曾被上世纪50年代以后长达30年的无神论运动打破。1950年，随着新疆教育部门对疆内小学进行接管和改革，各地学校停授经文课。尽管此后考虑到宗教界的要求以及新疆的实际，恢复过一周两节的经文课，但因初级和高级经文学校陆续停办，宗教学校及学生一直在减少。到1958年，自治区政府再次明令取消经文学校和经文课。 “文革”以后，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民间很快又出现了大量的经文教学点，有的地方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到了80年代，疆内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宗教人士擅自开办的经文学校或教经点。随着他们的影响日渐扩大，新疆政府开始从“疏导解散”转而“查禁取缔”。 不过，随着1999年以后席卷全球的宗教思潮复兴，各地私办地下教经点再次出现，只是场所更加隐蔽和分散，学经人员也呈现出低龄化和女性化趋势。由于曾经历近30年传承中断，伊斯兰宗教人才断档，导致异端迭出、外来教派横行。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在《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分析》一文中分析，私办经文班持续不衰根源于普通教众学习经文的需求，一直未从合法渠道得到解决。文章认为，新疆民众学习经文的需求，既有宗教原因、民俗习惯，亦有道德希冀。很多送孩子入经文学校的维吾尔族家长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懂得起码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如参加葬礼时，口诵经文就是礼仪的重要部分；并且学习经文、接受宗教礼仪训练的孩子更懂礼貌，更听家长的话。尤其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乡村，有宗教常识并遵守宗教规范的孩子会受到村民赞誉。 但以新疆现有的宗教教育能力，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仅有一所设在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中级经文学校有5所，分别设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的硬性规定，现在遍布全疆的初级经文学校均属“非法”。 有观察者认为，维吾尔社会全民信教，且大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遍布新疆城乡各地的地下讲经点像一股暗流，左右着新疆未来的走向。1997年“伊宁事件”就是由地下传教热潮中的极端主义观念发展为信众在伊宁街头的暴力恐怖行为。在喀什地区叶城县，甚至发生过多起利用婚丧活动传播极端宗教主义思想事件。 从80年代开始，一些人通过结婚时不给念“尼卡”（穆斯林结婚时的一种教法仪式），死后不送葬，过节不拜节等做法，向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包括党员干部施压，使其在本族人中孤立，强迫其信教。而宗教在风俗礼仪中的强化，又促使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成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 据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介绍，当地政府前几年就发现有人劝说民众不要去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鼓励找不到工作的维吾尔族青年撕毁政府颁发的毕业证书。在这种宣传鼓动下，很多家长不愿再送孩子去学校，而是到地下经文学校学习宗教知识。 然而，地下经文学校的虐童事件屡有发生。2012年5月，在库尔勒一学经儿童因背诵不出经文被殴打致死。一组由维吾尔民众上传至微信的照片中，一位学习经文的小女孩被非法教经人员用电线抽打，从头到脚伤痕累累。 打击遍布全疆的地下讲经点，已成为目前政府反恐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政府查处力度的加大，在疆内私办经文学校的空间缩小，成规模组织新疆青少年到内地的经文学校、阿拉伯语学校学经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类学校多以学习《古兰经》为基本内容，同时灌输民族分裂思想，鼓动学经者在未来为“圣战”奉献自己的一切。 全球穆斯林“往回走” 吐尔文江认为，新疆保守穆斯林群体迅猛增长，与国际大环境有关。目前全球伊斯兰都在向保守回归，而且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包括曾经铁腕推行世俗化运动的土耳其。 世俗政治仍是多数土耳其人坚守的价值堡垒，头巾则被视为伊斯兰政治的象征。根据土耳其“基汉”通讯社（JEHAN）的描述，该国民众认为，禁酒、戴头巾、留胡子，与国父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价值取向格格不入。但对于遵循圣训的人而言，这是他们的宗教自由。2008年2月，曾有超过10万土耳其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取消伊斯兰妇女戴头巾的禁令。一名抗议者声称，他们的抗议并非针对戴头巾的妇女，而是针对那些无视头巾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意义的人。 2013年10月底，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四名女议员首次在议会当中带着头巾出席会议，打破了该国90年来的惯例。11月16日，土耳其国家电视台首次出现了戴着头巾的女播音员的画面。很多人开始担心，这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不介意别人戴头巾或者天天去清真寺，但是，我也不希望别人要求我的女朋友戴头巾，还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指指点点。” 女性服饰装扮上日趋伊斯兰保守化被看作全球穆斯林“往回走”的一个重要表现。一些已经建立世俗政权的穆斯林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多民族国家，都开始不同程度遇到所谓“头巾问题”困扰。 与新疆相邻的哈萨克斯坦情况也不乐观。2011年3月，西部省份阿特劳州的一所大学，曾因拒绝一名身着阿拉伯黑罩袍的女性进入大学校园引发全国激烈的论辩。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后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哈国妇女穿着阿拉伯黑罩袍。哈萨克斯坦最高宗教首领也呼吁哈国民众按照自己的传统和礼节行事，而不是穿上阿拉伯或阿富汗妇女的服装。 “头巾风波”甚至在新加坡出现。今年10月，一名理工学院讲师在一场论坛上提问有关回教护士戴头巾的问题，引起网民发动请愿。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就此回应称，政府有责任平衡不同社群需求。《联合早报》亦刊文呼吁国人提防种族宗教暗流，避免国家陷入危机和动乱。 而新疆目前面临的状况，似乎比这些国家更棘手：除了“头巾”，亦开始出现妇女蒙面。过去在南疆，维吾尔族妇女外出不蒙面要受到“卡孜”鞭挞责罚。1950年后，由于民众自己有了选择权，蒙面、封斋人数减少，到80年代蒙面现象重新出现并不断增多。如果说蒙面算是一种宗教行为，那头巾则是维吾尔族女性传统服饰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旦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酝酿社会负面情绪。 极端主义风向 在吐尔文江看来，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地区经济衰落，社会矛盾丛生。“近年来维吾尔社会遭遇到严重挫折，就业率大幅下滑，整个社会贫困面大幅度提高。维吾尔人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边缘化。”“如果维吾尔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什么极端主义来了都没用”。但现在，诸如“岗位都被汉族人抢走了，我们的资源一车一车都被拉走了，工厂里都是汉族人”等言论，成为极端主义者煽动信众的最好说辞。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伴随日益加剧的维汉矛盾，维吾尔社会愈加趋于保守。这种趋势先是反映在服饰上出现的长袍面纱。多有维吾尔族妇女迫于社会压力重新蒙上面纱，蒙面的方式也由传统的白色、棕色的长幅蒙面巾变化为中东国家传入的黑色面巾和黑色长袍。一位在乌鲁木齐定居的女士回和田老家参加婚礼，惊讶地发现以前的女伴不但全部蒙面，连短袖的衣服都不敢穿，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如不这样做，这些女子在村子和社区里就会遭到斥责和排斥。在和田地区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的一个乡村，《凤凰周刊》记者甚至看到一位幼小女童亦被包裹黑巾。 一位在霍尔果斯口岸工作的维吾尔人士披露，他见到由境外进口到新疆的“吉里巴甫”（具有穆斯林原教旨色彩的黑色长袍面罩，是女性服装）一个批次就有5万件。这些黑色罩袍用料考究，做工精湛，价格不菲。在乌鲁木齐的高阶人士中，偶尔能看到穿着这种衣服的年轻维吾尔女性，只露出两只眼睛，黑色罩袍的丝绸面料闪耀着光泽，脸上蒙的黑色面纱甚至与名牌手包一样成为时尚的象征。 维吾尔男性服装上的变化不太明显，但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仅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一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砸坏。男性做礼拜的姿势也由新疆传统的双手相握自然下垂改为交叉抱肩。他们还被说服让妻子辞掉外边的工作，重新蒙上面纱并穿上代表纯洁、坚贞的黑罩袍。根据一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和田维吾尔族青年观察，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颇有一些口碑不太好的年轻女性为了把自己嫁出去而重新蒙面。 除了服饰，保守甚至趋于极端的观念慢慢渗透至日常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强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热木”（不清真）的区别：如内地食品、汉族人种的蔬菜、政府发的结婚证、送给贫困户的电视机、盖的抗震安居房等等都是“不清真”，而与政府对抗就是“清真”。在南疆和田乡村，目前维吾尔族人的很多婚礼已经禁绝音乐与舞蹈，葬礼则不再有哭声，也不再给去世的亲人上坟。 喀什也流传着一些连能够背诵《古兰经》全本的宗教人士也没有听说过的新观点。比如“女人出去工作、做生意赚的钱是不干净的”。这个观点的盛行，导致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维吾尔族女性被迫回家，失去经济来源，而因经济不再独立遭遇“合法”家暴的维吾尔女性日益增多。 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照片即会遭到辱骂，许多身着及膝连衣裙的维吾尔女孩，遭遇莫名其妙的辱骂和殴打，有的还在婚礼现场被扔西瓜皮。保守势力称类似的行为是“维吾尔净化运动”划分“真正的穆斯林”和“异教徒”，并用暴力排除异己。今年8月，吐鲁番市亚尔乡一位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被3名来自和田的极端主义者杀害。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阿里木·热合满认为，运用这些极端手段是为了逐渐地侵蚀和消弭维吾尔民族传统宗教文化，重塑地方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充斥着暴力思维的极端思想也经由现代传播技术进入新疆。在很多南疆青少年的房间里，都挂着塔利班战士的照片，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古兰经》。这被一些青少年奉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从他们的智能手机里，能找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一个人在用维吾尔语宣讲，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是一排排拿着枪的阿拉伯兄弟。 民心争夺战 新疆地方政府的许多汉族官员认为，目前出现的保守宗教势力兴起除了源于境外势力影响，亦因为中共曾放松新疆宗教政策，但维吾尔族官员则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如何赢得民心。一位和田县维吾尔族官员称，这里99.98％都是信教群众，宗教极端思想又在渗透，要想赢得支持，需要更细致的工作，“那些宗教人士的‘群众路线’走得比我们都好”。 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证实，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主张，一些宗教人士常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们扶危济困，借贷也不需要偿还。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一个村一年只有几万元，基层政府连过节慰问贫困户都成问题。这导致一些宗教人士在当地乡村的声望，远超基层官员。 而存在于乡村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官员的粗暴做法，更激化了矛盾。新疆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毕业后在南疆做种子培育实验时遇到大旱，但所在村庄始终不予供水，直到这名学生塞给村支书3000元人民币的“红包”，才得以取得水源。 许多维吾尔族官员支持目前新疆发展经济的民生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压缩极端势力生存空间，为新疆政府争取民心（详见《凤凰周刊》2013年第15期，总第472期报道）。此外，新疆当地学者认为，目前新疆政府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亦旨在增加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化因素。但如何使“现代文化”发挥社会影响力，放眼世界，新疆也找不到学习的榜样。 如何解决新疆民族问题？ 韩孝荣，联合早报网 原文编者按：从事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孝荣博士最近前往新疆，实地考察当地在发生鄯善县鲁克沁镇流血冲突之后的情况。他为联合早报网撰写专稿，分享他在新疆的观察，探讨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些可能性。 2013年7月初，我在宁夏短期逗留后从银川飞往乌鲁木齐，禁不住回忆起2008年6月那次始于南宁终于拉萨的旅行。这两次夏季旅行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起点都是一个长期以来平安而宁静的民族自治区，而终点都是另一个刚刚出过大事、在人们的想象中还不那么宁静的民族自治区。那次西藏之行发生在拉萨三一四事件三个月之后，而这次的新疆之行距离导致近30人死亡的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流血冲突只有两个星期。如果我们把中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按照社会的和谐程度做一个排名的话，那么广西和宁夏应该属于最和谐的一类，而西藏和新疆则很可能要被归入最不和谐的一类。不论宁静、和谐与否，每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结构都自有特点。广西与宁夏的宁静呈现着不同的风格和色调，而西藏和新疆的不和谐也是由不尽相同的原因造成的。 高压下的宁静 “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逻队中走在倒数第二排的战士都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走在最后一排的战友可以随时观察到巡逻队后面的任何可疑人物。这表明在武警战士们看来，危险是真切存在的。” 七月的新疆，有太多出事的理由：四年前的七五事件使新疆的七月变得如同西藏的三月一样敏感，并因此成为一个在人们想象中特别容易生出事端的月份；七月也是穆斯林的斋月。虽然这是一个追求祥和的宗教仪式，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封斋期间所表现出的对于宗教的热诚难免引起当局的关注，而历史上也不乏在斋月期间发生冲突的先例；此外，2013年上半年所发生的几起血腥攻击则使人相信这一年的七月可能会特别不平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有关危险事件的预测和警告，新疆的七月却相当平静。当然，这是高压下的平静。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和南疆重镇喀什的主要街道和重要政府机关周围，都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和巡逻。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逻队中走在倒数第二排的战士都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走在最后一排的战友可以随时观察到巡逻队后面的任何可疑人物。这表明在武警战士们看来，危险是真切存在的。有些人认为站岗、巡逻这类震慑和防范措施非常有效，是和平的保证，是新疆没有出更多大事的原因。而另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则认为这是“政府自己吓自己。”显然，在他们看来，即使没有这些震慑行动，也不一定就会出事。 武警、警察、军车和武器，都是有意摆在大街上让人看的，而一般人看不到的还有政府内部的紧张气氛。为了维稳，基层干部们都要加班加点，甚至必须住在办公室，以便随时处理紧急事态。我在去喀什的一趟班车上碰到过某县政府的一个干部。他趁着下午的一点空闲时间去喀什办一点私事，但却不得不在事情办完之前就匆匆赶回，因为晚上九点还有一次点名，如果缺席就要被罚款并通报批评。和全国各地的干部们一样，喀什的干部们也要讨论中国梦，而其中一位干部的中国梦就是希望能多睡点觉，并且能每天和家人多呆一会儿。加班之外，基层干部们还要面对生命危险，因为最近几次武装冲突中都有地方干部丧生。虽然有不少人为他们的付出所换来的宁静感到欣慰和自豪，但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还是使得一些基层干部颇有怨言。 当地的一般民众，在经历了多次流血事件之后，也总结出一些防身之道。其中一条就是避免在他们认为比较危险的时刻出现在他们认为比较危险的地方。到乌鲁木齐的当天下午，我就急着想去二道桥的维族聚居区看看。在向一位行人问路时，他警觉地问：“你这个时候去那干什么？”他解释说，要逛街或找吃饭的地方，可以去汉人聚集的大西门或小西门。七月份最好不要去二道桥。我当天听了他的话，但隔了几天还是禁不住去二道桥走了一遭。感觉不像有什么危险，但我在那的确没有看到多少汉人。在喀什的前三个晚上，我住在市郊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中。第四天我搬到了维吾尔族聚居的老城区的一家小旅馆。当地几位汉族朋友看了我住的地方，便极力劝我立即搬去汉人区住。他们认为那家小旅馆周围的小巷子里充满了危险。其中一个朋友说：“要是某个巷子里窜出个人来把你杀了，把你的尸体扔了，都不会有人知道。”小旅馆的主人是来自东部沿海的汉人。他告诉我说，喀什城里很安全，危险分子都在乡下。一些当地的汉族朋友还告诫我，喀什的东巴扎尔一带最好不要去，因为那儿维族人多。我后来去了那儿，确实看到了很多维族和很少的汉族。而喀什的步行街一带，则显然是汉族人聚集的地方，但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不少维族同胞。恐惧感似乎是单向的：汉族不敢去维族区，但维族却敢于去汉族区。当然，汉族朋友中也有人认为，维族区并不可怕，因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有个乌鲁木齐的朋友就认为：二道桥其实最安全，因为那儿武警最多。 其实，即使那些最害怕维吾尔人的汉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同胞都非常纯朴、善良，绝不会伤害无辜，而危险分子只是极少数。也有地方干部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整个维吾尔民族和伊斯兰宗教当做维稳的对象。但问题在于，没有人能把极少数危险分子从广大的维吾尔人群中识别出来。于是便产生了前述种种关于这些危险分子藏身之处的臆想。有人认为他们隐藏在城市中的维吾尔聚居区；有人认为他们不在城市，而是躲在乡村；还有人相信他们是在没有警察或是警察比较少的地方。大家都赞同的是：危险并非无处不在，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人们都凭着各自的判断去规避危险，但似乎总会有人无法逃避危险，而对于那些不幸被危险吞噬了的人们，民众们私下常常作出的的评论就是：谁碰上了谁倒霉。 也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识别极少数危险人物，政府方面就不得不加强对整个维吾尔民族的社会控制。本来如果知道这些危险分子是谁，那么一个武警小分队就可以把他们解决了，现在却不得不把大批武警和警察布置在大街上，不得不让基层干部们历尽辛劳以图准确掌握每个村镇居民的动向。不只一位维吾尔族朋友向我抱怨：政府不给维吾尔人发护照，限制维吾尔人出境。一位想去澳洲进修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个多月前就递交了办理护照的申请，但至今还在痛苦地等待着消息。一位做皮衣皮帽生意的喀什商人希望能去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进货，但也无法取得护照。显然，政府方面是为了阻止少数维吾尔人出国后加入“三股势力”而不得不限制所有维吾尔人出境。这些针对少数危险分子却给许多一般维吾尔人带来不便的具有株连色彩的防范措施，虽然可能具有阻止危险行为的效果，也有可能使一些维吾尔民众因为感到不被信任而产生离心倾向。 宁静中的不平静 “司机师傅对高速指示牌上汉字和维吾尔字的规格差异也深表不满。‘汉字那么大，维吾尔字那么小。我可以读汉字，所以没有问题，但汉语不好的维吾尔人就惨了。有人向政府反应过，但没有结果’。” 虽然真正属于所谓三股势力的危险分子人数很少，但不少维吾尔人，包括一些官员和学者，都有一些不满情绪。他们的有些抱怨，例如对于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和环境退化的不满，是全国性的和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抱怨则带有新疆的地方和民族特点。这些特殊的抱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不同方面，而这些抱怨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激烈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大多数人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和乌鲁木齐一位维吾尔族出租车司机的闲聊就触及到好几个方面的不满情绪。我们的谈话从自治区政府中谁是维族中最大的官开始。他说是努尔·白克力。不过，他很快就补充说，努尔·白克力并不是一把手，他事事都要听张春贤的。的确，自赛福鼎·艾则孜之后，就再没有维吾尔族官员做过新疆的一把手，而在全国各自治区中，彝族的伍精华也是最后一任少数民族出身的自治区一把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喀什期间，我了解到县、乡一级的一把手也大都是汉族。司机师傅本人是新疆大学大专毕业，而且学的是热门专业，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出租车。他的太太是新疆大学本科毕业，也是不错的专业，但同样找不到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只好去公共汽车上卖票。他们夫妻俩都亲身体验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后来碰到一位专门研究新疆社会和历史的维吾尔族学者。他对当地报纸有关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80％的最新报道表示怀疑。他的估算是今年的就业率不超过60％，而其中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远远低于汉族学生的就业率。司机师傅对高速指示牌上汉字和维吾尔字的规格差异也深表不满。“汉字那么大，维吾尔字那么小。我可以读汉字，所以没有问题，但汉语不好的维吾尔人就惨了。有人向政府反应过，但没有结果。” 司机师傅虽然没到过南疆，但认为南疆经济、文化和教育都比较落后。他本人可以说很流利的汉语，但认为南疆维族同胞的汉语水平很差。这些都为我后来在南疆的所见所闻证实。我在喀什碰到的很多人都反复提到南疆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教育特别是汉语教育的问题。以出产手工制作的精美小刀著称的英吉沙县，民众的购买力很低。县城的新建住宅楼，每平方米的售价只有1000多元，可还是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县城的出租车，只要两块钱就可以坐到县城的任何角落。政府、学者和一般民众都公认南疆的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苏是新疆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根据10年前的一项统计，这三地州的贫困人口占全新疆贫困人口总数的88％。自1994年国家开始发布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以来，新疆一直有27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其中有19个属于上述三地州。教育、文化方面，南疆还有不少年轻人普通话水平不过关。年长的维族同胞受教育程度应该更低。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说，他所在的村中50％的村民是文盲。最近教育方面的一个积极进展就是政府已经决定为南疆少数民族学生提供12年义务教育。这个9加3模式已经在西藏和南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得到实施，而南疆地方政府也将采行同样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员相信，这项新政策不仅能提高一般维吾尔民众的教育水平，也有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他们认为初中毕业就走向社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还没有定型并缺乏谋生技能而容易被极端势力利用，而让每个年轻人多接受三年义务教育将大大降低他们被蒙蔽的几率。 对于维吾尔族同胞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的群体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一些维吾尔民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外来人群、特别是外来的汉人对于工作机会、市场和资源的抢夺。很自然地，他们也迁怒于允许这种抢夺发生的政府。一些汉族民众和官员则强调某些维吾尔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而一部分恨铁不成钢的维吾尔族官员和学者也附和这种观点。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挑战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激剧的社会变迁。在旧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维吾尔族民众不需要与汉人直接竞争，他们只要接受政府的安排就行了，但在更加自由、开放的新体制中，他们却要直接与汉人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他们并不占有多少优势。他们在这两种体制中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汉人。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汉人大多是官方系统的人员，受政府的严格控制，接受过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到新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和保卫边疆并且帮助少数民族。而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汉人则大多不受政府的直接管制，不曾受过民族政策方面的教育并因此更容易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人数更多，而他们到边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他们不但没有帮助少数民族的义务，而且为了挣钱有时难免要伤害少数民族。这群“新汉人”令维吾尔人和其他一些边疆民族深感惶惧。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这种发展的速度、模式和结果往往并不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愿望和利益。 要找出新疆民族问题的真正根源 “一位曾经访问过越南和新疆的海外华人学者曾与我分享过他的感受。他说他在南疆的时候，虽然心里很清楚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但常常却觉得自己是在国外；而在越南时，虽然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外国，却常常感觉像是在中国。” 要解决新疆的问题，使得新疆在高压措施撤除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宁静，并把暂时的宁静转化为永久的和平，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出新疆民族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且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动乱之源。同时要把极少数极端分子和绝大多数一般维吾尔民众区分开来并予以区别对待。极端分子再危险，如果得不到绝大多数维吾尔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前途，而要争取和保持维吾尔民众对统一国家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和社会就必须尽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分歧并认真对待维吾尔民众的合理抱怨。 因为极端势力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动员和号召，一些人便把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别看做民族冲突的根源，并主张采取文化同化政策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一位曾经访问过越南和新疆的海外华人学者曾与我分享过他的感受。他说他在南疆的时候，虽然心里很清楚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但常常却觉得自己是在国外；而在越南时，虽然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外国，却常常感觉像是在中国。造成这种感觉错乱的原因就是维、汉之间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别。当我那天中午时分在英吉沙县城花了近两个小时都找不到一家封斋期间仍然开业的维族餐馆时，我差不多要赞同我这位朋友的评判了。但宗教和文化的差别并不是民族冲突的必然原因。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超过10个，可是只有南疆维族地区有比较严重的民族问题，说明宗教本身不是问题的根源。应该受到限制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和利用。汉、维两种文化传统之间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但蓄意的文化同化政策不但不会消除现有的民族矛盾，反而会加剧民族冲突。 另一些学者则把南疆和西藏的问题归罪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张废除民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虽然间接地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但并不是西藏和新疆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同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广西、宁夏和内蒙古就没有民族关系方面的严重问题。另外，民族自治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自治权利，与内地的省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论是保持或取消民族自治区都不会对现状产生重大影响。还有人要求取消少数民族所享受的某些照顾，认为这类照顾也会强化民族意识。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照顾政策，而在中国这类政策也是面向所有少数民族，而非只是出问题的几个民族。因此，这类照顾政策不是造成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取消照顾也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 南疆民族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下列六点： 一是这里直到清末才在政治上融入中国。这种融入并非完全是主动的。这里的主体民族还保留着对融入中国前的那段历史的回忆，其中有些人还没有想清楚是不是一定要做中国人； 二是融入中国之后南疆的人口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维吾尔人依然构成南疆人口的大多数。这本来不是问题，但当这些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怀有不满情绪时就成了问题。人口聚集使部分当地居民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有些维吾尔人常常把南疆甚至整个新疆看做是维吾尔人的故地和家园，而把其他民族看做外来者，并且常常把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归罪于这些外来者； 三是南疆经济上的贫穷和落后以及维吾尔族与汉族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使得一些人看不到前途，并且因此对国家、政府和其他民族产生怨恨； 四是教育方面，特别是语言教育和技能教育方面的失败。这使得许多维吾尔人不能与其他民族进行有效的交流，并且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剧了一些人的挫折感； 五是社会上依然存在的民族歧视。这加重了维吾尔人在就业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困难； 六是外来影响，特别是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这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维吾尔人怀有不满情绪，其中一部分人并不完全认同中国这个国家，而极少数人甚至为了分离主义或其他极端思想而不惜诉诸暴力。 这些因素中，第一项的历史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包括现在与汉族保持和谐关系的壮族、回族、苗族、瑶族，等等，历史上都经历过与汉族长期磨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常常充满了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较晚融入中国的维族和汉族现在正处于磨合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可以从汉族与其它民族的磨合过程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以便缩短汉族与维族的磨合过程。南疆作为维族聚居区的现状也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吾尔人将继续构成南疆人口的大多数。有学者曾提出把新疆划分为两个或多个省份的建议，但这种办法并不能改变南疆的基本人口结构，也无法根本解决南疆的民族问题。近年来，中央政府已允许南疆的汉人生育两个孩子，这可能反映了壮大南疆汉族人口的愿望。目前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发展经济和教育并消除歧视等方面。经济上喀什已经正式被列为经济特区，但还需要制定严格的政策以便确保维吾尔人将会从发展中受益，并确保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将逐步缩小。 在教育方面，应该争取在最近的将来，每个维吾尔族青少年都能读完中学并且能自如地使用汉语。中国每年花很多钱在国外建孔子学院，推广汉语，而自己的公民，却还有很多人不能使用汉语。这是个非常令人难堪的现实，需要立即改变。虽然一些汉族人喜欢强调政府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同胞的一些照顾，但有些少数民族同胞却常常抱怨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性的和社会性的歧视，而他们的抱怨并非毫无根据。消除歧视是建立民族互信的重要途径。如果在经济、教育和消除歧视方面有积极进展的话，那么历史和地缘的离心因素就会减弱。至于外来影响，一般只是在内部有了问题之后才能发生作用。在内在的动乱根源被削弱或消除之后，外来的不良影响自然就会因为缺乏受众而逐渐减弱。要迅速彻底地消除一切现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要在不动用大批武警的情况下恢复和维持新疆的宁静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 （作者介绍：韩孝荣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杜兰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夏威夷大学西瓦湖分校、三一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巴特勒大学任教，现为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近现代中国与越南，重点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国与越南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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