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终于道歉了，为1966年卞仲耘的惨死而道歉。作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文雅、秀丽的卞仲耘，是被一群红卫兵用带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的，而宋彬彬是这群红卫兵的头，极可能就是这起杀人案的主凶，或凶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认自己是凶手，并声称她不知道凶手是谁。

　　然而，凶杀案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公安部门立案侦察，断无可能查不出凶手。

　　宋彬彬的道歉并不真诚，她说：“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好一个“保护”!那时候的她，一个红卫兵头头，何曾想到“保护”二字?在她那颗被毛思想烧昏的脑袋里，有的只是“消灭”二字，“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群人消灭另一群人，从肉体上消灭，从地球上抹去。残杀。

　　据说，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斗、第一起残杀。随后，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宋彬彬，说：“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应该把名字从“彬彬”改为“要武”，她果然照办，兴高采烈。显然，毛事先已经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故而有此接见、有此改名一节。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然说自己“从没有正式用过这个名字。”

　　在由毛鼓动、宋彬彬等人牵头的“红八月”里，红色大恐怖蔓延，仅在北京，就有近1800人惨遭虐杀，其中，大部分人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如果宋彬彬们真有悔罪之意，应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要求公开审理当年的一桩桩凶案，为受害者昭雪。

　　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推诿;与其说是向人忏悔，不如说是自求平衡;与其说是为了别人，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那个男主角意识到，自己的忏悔，不过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另一种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笔下的男主角，至少还为了那份忏悔而奔走、为受害人做尽可能的弥补。

　　而宋彬彬们做了什么?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报纸，再次“扬名天下”?不久前，已故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语调稍微真诚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权”以及未来“中国法治”的必不可少。

　　宋彬彬们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文革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那么，那样的道歉，就永远是浅薄的、廉价的。没有深度，缺乏真诚，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盲目。

　　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好。从最低层次上来说，也是。这种道歉潮，至少有一个好处：提醒了某些人，遮掩文革、开历史倒车，注定是一条死路。悬崖勒马，犹未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