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个别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人”。他承认，互联网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中共的“心头之患”。这是因为互联网突破了中共长期以来铁桶一般的宣传洗脑和舆论控制。而对“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诬蔑”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一定要严肃打击”。

　　作者:余杰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雍正批田文镜折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称为“八一九讲话”，详细内容一直不见于官方媒体，近日忽然在互联网上全文曝光。习近平特别挑选八月十九日，即苏联共产党保守派发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进而导致苏联共产专制制度崩溃的这一天，发表此讲话，显然有告诫全党“居安思危”之意。

　　大刀向知识分子的头上砍去

　　习近平指出，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个别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人”。他承认，互联网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中共的“心头之患”。这是因为互联网突破了中共长期以来铁桶一般的宣传洗脑和舆论控制。而对“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诬蔑”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一定要严肃打击”。这已经不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而且是明火执仗了。

　　习近平还特别下令党的宣传、文化和教育部门“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知识分子，下功夫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等群体的工作”。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制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贱民群体，即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在内的“黑五类”，他们和他们的亲属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受尽歧视;在胡锦涛时代，中共当局则有“新黑五类”之说，认为“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干扰中国崛起”;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共当局又在知识分子中列出了五类“高危人群”，对他们使用收买、笼络、监控、打压、关押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习近平斩钉截铁地下令说：“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杂志、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一个向知识分子宣战、视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为天敌的官僚，不可能是改革派。海内外对习近平画饼充饥式的期望可休矣。

　　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精神之子”，被日本学者高岛俊男称为“盗贼之王”的毛泽东，蔑视人类一切文明成就是其本性。毛宣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将知识分子归入“臭老九”的行列。而习近平虽然从清华大学捞到了一个如假包换的博士帽，但他骨子里对知识、对文化是疏远的、敌视的。他把所有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物都当作是具有颠覆性的力量，恨不得除之而后快。那么，剩下的全是顺民和奴才，治理起来就易如反掌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习近平强调要“敢于亮剑”，大小官僚便如狼似虎地行动起来。媒体系统对“自由撰稿人”的情况统计上报，网站等对“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严密监控，出版社、作协等对签约作家加强管理，文化演出机构、广电系统对“独立演员歌手”严加控制，一系列对策陆续出台。尤其是网上“大V”，多人被冠以其他罪名公告天下抓捕。推动新公民运动的法学家许志永、投资家王功权等被刑事拘留然后批捕;北大敢言教授夏业良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解聘;广州《新快报》遭到整顿和清洗;西藏官员宣布要清除达赖喇嘛的一切影响??一个法西斯帝国渐渐浮出水面。

　　步苏俄纳粹迫害知识分子的后尘

　　向知识分子宣战，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不是始作俑者。苏俄和纳粹德国就曾这样放胆做过。这两个政权的下场如何，众所周知。以短期而言，暴政所拥有的绝对暴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法抵抗，暴政可以随意剥夺知识分子的自由，乃至终结知识分子的生命;但长期而言，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暴政无法征服、无法扼杀、无法泯灭的，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涉及到二十世纪苏俄哲学、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时，“哲学船”是一个必须言说的词汇。一九二二年夏，列宁亲自下令组织一个专门工作小组，拟定流放“敌对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名单。当局声称：“把这几百个苏维埃政权最危险、最阴险的敌人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抓个几百个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小组以加米涅夫为首，作为列宁的助手，加米涅夫对知识分子残酷无情。十四年之后，加氏本人却成了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牺牲品，在饱经酷刑之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间谍，然后遭枪决，其前妻、大儿子和小儿子也陆续被枪决。加氏的命运比被他列入流放名单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更加悲惨。

　　一九二二年，作为克格勃前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发出雷霆之击，按照“关于行政流放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名单上的两百一十七人中，实际遭到流放的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在被流放者当中，索罗金后来成为美国的“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布尔加科夫写出了更为优秀的著作。而在留下来的人当中，只有三个人继续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余大多数都未能避免三十年代的再次被捕、判决甚至枪决的厄运。可见，没有自由的祖国不是祖国，而没有祖国的自由，尽管差强人意，终究还是自由。二零零二年，彼得堡市为纪念“哲学船”事件建立了纪念碑，当年的被驱逐者即便无法魂兮归来，他们的著述却重新摆上了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

　　纳粹德国在迫害知识分子方面亦不甘落后。刚刚夺取政权，纳粹宣传部大幅扩张，魔爪四处伸展，命令所有大学清理图书馆中的“起败坏作用的文献和图书”，所有大学生清理自己、家人的和朋友的书架。很快，一份多达一百三十一个禁书作家的名单新鲜出炉，此后这个名单有增无减、越来越长。在戈培尔控制下的帝国文化局也成立了，将所有文化和专业领域归入一个进行煽动活动的中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的晚上，戈培尔亲自在柏林歌剧院广场的焚书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地逃离了德国，更多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公民权和国籍。纳粹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尔·冯·奥西茨基下狱折磨至死，以此显示对抗人类文明主潮的决心。作家勒内席克勒在国外的流亡地写道：“如果戈培尔得逞，将我们的名字从德国的黑板上擦去，那么我们等于死了，下一代人就会对我们一无所知。”这也就是戈培尔的目的，是五月之夜那把火的目的，也是当时所有将书扔进火焰的人的目的，但他们没有得逞。纳粹的千年帝国转瞬灰飞烟灭，而那些被焚烧的书重新在印刷厂和书店中复活，那些书中的自由心灵和独立精神也代代相传。

　　学雍正文字狱：打四十七个大V

　　列宁有一份流放者的名单，希特勒有一份焚书者的名单。习近平也有一份“严打者”的名单--中国的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份名单，名单上列出了“四十七个大V”，即互联网上最有影响力的四十七个人。据说这个名单已经得到证实，包括秦火火、薛蛮子、何兵、李开复、李伟东、雷颐、五岳散人、李承鹏、老榕、任志强、潘石屹、陈志武、茅于轼、肉唐僧、袁腾飞、陈有西、张鸣、荣剑、吴祚来、贺卫方、罗昌平等人。其中，秦火火、薛蛮子已被捕入狱，茅于轼、贺卫方人等则被军方制作的政治宣传片《较量无声》中点名批判，称之为“政治变节分子，或公然损害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或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卖国的言论，疯狂程度，令人瞠目。”

　　如果以上比拟，习近平恼羞成怒为崇洋媚外。那么，不妨看看习近平跟哪个皇帝相似--清代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其言语之粗暴，手段之狠毒，堪称习近平之鼻祖。有一次，浙江总督程元章密告吴茂育刊刻《求志篇》一事，雍正对此甚是嘉许，作出朱批：“地方上匪类之为国家生民、世道人心之害，甚于盗贼远亦!盗贼乃是有形迹之可凭，地方官员便忽于办理，亦势所不能。至于奸匪，各地方大吏不肯留神访察，尽可置之不问。此皆不识轻重，非纯臣之居心。”在雍正看来，以文字危害“世道人心”的文人，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奸匪”比“盗贼”危害更大，应当把惩治“奸匪”摆在比缉拿“盗贼”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盗贼只是危害普通民众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一般不会直接对抗朝廷;而掌握话语权的“奸匪”则贬低君王的威望，搅动反抗的潮流，堪称心腹之患。

　　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与雍正的此段朱批何其相似!缺乏自信的习近平，只能用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来强化他如同将残的灯火的信心与信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切异端，都是颠覆性的因素。这就是独裁者千年不变的思路。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学习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对牵涉到
‘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的，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对那些影响大、危害大的错误思想观点，要进行有力批驳，针砭要害、揭露本质，决不能让它们干扰人们思想、干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如此奴才，值得朱批嘉奖。

　　习近平话音刚落，大学和媒体便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杀伐之声，不绝于耳，人们道路以目的情形，如同“反右”和“文革”再度降临。薄熙来没有做到的，习近平全部实现了--难怪身陷大牢的薄熙来，面带春天般的微笑。

　　--原载：《开放》，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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