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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土：“三七开”可以休矣！ |
| 送交者: 醒狮 2013-09-02 18:52:4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
| 近百年来，我们常常被一些伪命题所左右，比如反对“全盘西化”，比如“世上没有绝对的……”这些伪命题长期影响了思想的进程，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走向。“三七开”即为其中之一。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激烈反对“全盘西化”了，作为一个曾经被认定为反动论调的“全盘西化”，也很长时间不再成为受批判的靶子。这种对“全盘西化”的懈怠，并不是因为如今主张“全盘西化”的队伍壮大了，更不是由于“全盘西化”已经被正名了，而是舆论基本都认定这是压根儿不可能的。不用说全盘，恐怕连“半盘”也无指望。相反，外来的事物被本土化、被同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扭曲、变味、低质，似乎是所有外来文化、思想、制度，直至物质产品的最终下场。中国这样一个始终独立的国家不可能被“全盘西化”，那些曾经受到长期殖民统治的国家或民族，例如印度、菲律宾、越南，也同样没有被“全盘西化”，而“西化”用力最大的日本依然没有被“全盘西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扬甚至还超过了中国。可见，一个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生活特征的民族，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要想“全盘西化”，还真是“比登天还难”。既然“全盘西化”是一种情绪化的虚幻说辞，那么，那些因反对“全盘西化”而进行的论战、批判，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基本属于空对空。 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平等，这些说辞是几十年来批判民主、自由、平等的有效武器。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在课堂政治学习和课下马列主义自学小组学习中不断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从逻辑从事实中都找不出任何破绽。但是，这种说辞又几乎可以为世上所有丑恶、肮脏、罪行、弊端辩护，你说防止水污染，他可以说：世上没有绝对干净的水；你说食品安全，他也可以说：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食品；你说消除腐败，他依然可以说，世上没有绝对的清廉。事实是，既然世上没有绝对的，那么，人们所说的一切自然都是以相对为前提，作为不存在的绝对，说出来也就毫无意义了，只是一种废话。废话虽然只在诡辩和构陷时才能派上用场，但却是几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的一大特色，只要翻翻那些奉为圭臬的语录、文件、指示、著述，认真琢磨其中的逻辑和意义，就不难发现连篇的废话。废话常常因为外界的强力灌输、日复一日的心口重复和思想单一的大环境而被提拔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七开”是抽象的说辞 “三七开”，这一对人对事的评价语言，盛行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直至今天，依然被认定是一种形象、客观、一分为二、富有表现力的形容词。 具体数字模糊，算术只讲大概，是中国政治、军事的传统，古今战争中的参战人数、阵亡人数、遇难人数，都只有一个笼而统之的数字，以号称为主，万以下基本省略，或从来不记。1949年以后，连抗美援朝、三年大饥荒、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常年都没有一个权威的确切死亡数字，有的事件的不同统计数字的差距竟然在千万以上。而这六十多年来，既无战乱，又非权力真空，管理网络是有史以来最严密的，管控的力量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户籍管理的严格及其控制力度起码在1980年代以前是空前的，每个死者按理说都应该有名有姓有记录，可惜，具体的统计始终是一片空白或是被常年忽视。 在这样一种对历史记忆缺乏尊重、对具体生命不大上心的社会环境中，却有一个显得非常具体的“几几开”，作为评价词汇畅行于世，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几几开”比抽象还要抽象，比笼统更加笼统，是一种虚无式的形容，这种貌似具体实则虚无的评判，最容易躲避实证的检验。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除去早夭的婴儿，任何人物或重大事件，恐怕都有其正负两面。一生正确或一辈子不正确的肯定都不是人，十全十美或相反的事情也肯定非人所能为。所以，任何人，包括专业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没必要也不会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依照所有是非、对错、正负，真正细分出百分之多少，或十分之几，然后再下个完美精确的结论。因为这对非专业的大众来说，根本不可能，对历史学家来说，也不属于历史学，又有哪位历史学家曾经对历史人物或事件使用过“几几开”式的评判呢？事实上，非但历史研究中不会使用“几几开”的说法，即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大众对周围的多数人或多数事也没有这种习惯，更喜好就事论事。一件事情失败了，大家承认其失败；一件事情造成了损失，其责任不能不受到追究；一个人犯罪了，自然应该接受审判；一个人有过失了，当然就要受到处分；一个人犯错误了，遭到批评和自我反省也是免不了的。 “三七开”是政治特权 所谓“几几开”，使用最多的是“三七开”，三指的是错误，七当然是成就。而“一九开”则无人说起，“二八开”、“四六开”也用得很少。无论是哪种“开”，指的都是成绩为主，错误为次，至于颠倒过来的“开”，几乎不被使用。 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这些都是近几十年里，面对严重的指责、面对强烈的批评、面对巨大损失时的通行辩护辞，“三七开”则是其中最简略最形象的说法。选择“三七开”的用意在于，如果是“四六开”，其负面比例接近正面，总体形象依然欠佳，既不值得充分肯定，更不能证明其主要是正确的；而“二八开”，其“错误”那一面的严重性又无法得以体现，这严重性还是任谁都遮蔽不去的。为了赋予正面评价以一种合理性，又难以避开众所周知的重大问题，于是，只有一个“三七开”可以一种貌似公平的面目出现，显示了瑕不掩瑜、功远大于过的本意。“三七开”还特别富有形象感，便于在观众的内心刻下鲜明的烙印，无论是画一个圆还是一条线，以三和七的比例关系出现，那种主、次感觉十分生动清晰。 可是，事实上，不管是“三七开”的持论者，还是附和者或是信奉者，几乎没有人真正做过数学功课来证实这种观点，从来也没有人用具体数字将他们的是非、对错、功罪细细排列，算一算，比例究竟是多少，哪些更多，哪些更大，而反对者也好象不从“三七开”的细化、具体化、实证化角度去反驳。显然，人们将这一貌似具体的说辞，更多地当作笼而统之的说法，是所谓“成就是主要的”另一种形象化的表述而已。既然如此，那“三七开”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呢？凭什么硬说是“三七开”，而不是其他开，或者是相反的开？ 而且，在“三七开”的说法最盛行的岁月，对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在历史评价中从来都是一棍子打死。“彭德怀反党集团”自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层层加码，直至文革灭顶，他们的所有一切都被全盘否定；而文革中产生的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以及大大小小的所谓反党、反革命集团或修正主义分子，包括“四人帮”，在他们身上也没有用过“几几开”，只要一被打倒，一生都是罪名和丑恶，连过去被认可的功劳也一概遭到否定和批判，成为“反共老手”、“一贯反党反对毛主席”、“隐蔽很深”、“蓄谋已久”。对斯大林就是“三七开”，可赫鲁晓夫等人则是一团糟、一片黑，压根儿也没想过要用“几几开”去做任何客观的分析。 说白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三七开”只是一种特定的评价，专门针对的是某些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中无非是想表明其功大于过，这既不属于历史学的用语，更不是科学研究的命题，只是政治的诡辩而已。 “三七开”适用于终身制 尽管真正的历史学从不用“几几开”当作评价用语，但是，就我私自的意见看，在为大众讲述历史故事时，“几几开”却适用于专制王朝的一些帝王将相，因为在那样的时代，王朝更替靠的是战争和政变，王位传承则靠的是世袭，无论好赖，帝王一坐就坐到死是普遍现象，而将相也无论忠奸、正邪、廉贪、勤懒，只要皇帝看中，想做多久就做多久。面对这样的专制制度，面对这样一种无论对错功罪是非都可以一屁股做下去的家天下，用“几几开”来形容一些争议较大的人物，比如秦始皇、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倒也不失其形象的一面，让人更容易理解领悟。当然，史学界恰恰不用这种词汇，不用就是因为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包括现实中的很多事情，是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加以评价的，既然没有非此即彼的对错，也就无法掐算其一生的百分比，自然就不可能使用“几几开”了。 虽然终身制、家天下是专制王朝的特点，但在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中，却始终传承着皇帝认错的优良传统，这就是“罪己诏”。 “罪己诏”这样的形式，尽管仅仅是书面的自谴、引咎，但以“真命天子”的身份向臣民认错、致歉，并有所担当，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就是对表面的、形式的东西基本否定，认为议会民主是假民主，于是，干脆来个赤裸裸的独裁；认为礼仪是伪善、虚假，于是，粗俗、直白、无礼畅行于世。其实，人类生活中，表面的礼节占有很重的分量，非但可以影响自己的心情，还可以左右与他人的关系。作为“一国之君”，能够向全国认错甚至认罪，不用说中世纪，即便当今，也会深深感染大众。即使这种“罪己”带有欺骗性，但起码比那种死不认错、自以为是，心中只有颜面和权力的人强百倍。 在中国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皇帝有90来位，即使二十世纪的“洪宪皇帝”袁世凯都没有忘记“罪己”。他们不但将人祸的责任归为自己，连天灾也都认为是老天对自己的惩罚。汉明帝罪己时说：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汉安帝罪己时则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可惜的是，这样的优良传统不但没有被继承下来，后来连人祸也归咎于天灾了。 专制时代以后，不管什么主义，都承认人民的权力，都认可民主的制度，所以，无论总统、主席，还是总理、首相，或是地方政府领导，都不是终身的，而且，不管他们从前有多大的贡献，，只要治下发生有碍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暴露了严重的政治丑闻，政权无法维护应有的社会秩序，国家不能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即使与他们并无直接关系，也不能不承担全部责任，不但要公开向国民道歉，还要引咎辞职，直至接受法律的制裁，有人可能干脆自我了断。或许历史学家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加以分析、客观表述，但在当时，他们在大众和舆论的眼中都会成为严厉批判的对象。这是现代社会政治领导必须担当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是普通民众，也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思想家、理论家，所作所为关系到千百万直至上亿人的生活和生命，也关系到社会的盛衰和进退，任何失误、失察、罪过都举足轻重，都有可能导致直接或间接的严重社会恶果。 “三七开”是典型的悖论 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早已经走出相信君主“罪己”、认错的时代了，凡是人民真正拥有话语权、选举权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只要有一次重大失误或一回违法，等待他们的都是弹劾、罢免和审判。一个人犯罪犯错，必须追究，一个社会的领导犯错犯罪更是责无旁贷。在当代社会，不但执政者不应该被“三七开”，并且，事件、组织、运动，尤其以国家机器操纵的那些重大行为，都不应该以“几几开”作为辩护辞。无论其初始动机如何，只要导致大规模的施暴和非正常死亡，都应该遭到否定，不然，连希特勒与纳粹、波尔布特与红色高棉也会被“几几开”了。 有人认为文革也可以“几几开”，但毛泽东生前就认为，文革的错误在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在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治下，在任何一场运动中，还有什么比出现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更黑暗更恐怖？一个导致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时代，还有什么值得肯定？有了这两项，否定的理由难道还不充分吗？ 对文革的“三七开”评价，恰恰表明了“三七开”自身的荒谬性。 在崇尚民主、法治、文明的社会，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客观公正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而在社会舆论中，政治权力人物所作所为和社会事件，只要出现重大政治过失直至罪行，都会被坚决制止，被立即谴责，被迅速赶下台，不会因“几几开”而可以逃避责任和制裁。只有在人治、专制、终身制、家天下、一言堂的时代，评价才会有“几几开”一类的说法，因为个人的统治是终身的，在终身的功过中才有可能划分其百分比。 所以，“三七开”实际是个悖论，承认“三七开”就是否认那个时代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就是承认那个时代是终身制，而终身制则是专制的典型特征；如果认为那个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使用“三七开”，因为只要三分错误里的一分一旦出现，罢免、辞职、下台，对人民负责，就是必然结果，其他的那些“几几”也就无从说起。 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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