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个合格的庄稼把式，每天坚持自己下地，对长工还算不错——因为他知道长工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舍不得给子女添置新衣——倒是主动掏钱给王义帧染过件白褂子……这是王义帧认识的周春富。

　　本文摘自：《家人》2009年第5期，作者：邹密，原题《曾外孙眼中的周扒皮》

　　孟令骞的书柜里藏着各个版本的《高玉宝》及其续集。母亲虽不识字，但她清楚地记得书的封面和插图，能认出“周扒皮”三字。那三个字就像魔咒，让她再也捂不住心里的兔子。

　　母亲在生前说：你不要写你太姥爷的事，事情都过去了。她的话代表了周家人的态度：不想再追究过去。

　　90多岁的姥爷住在瓦房店市的高岭村，身体佝偻，因为遭了大罪，他说话多了口角就会流涎。关于高玉宝，姥爷只反复强调一句：他没在我家当过长工。

　　姥爷和周家硕果仅存的长工王义帧住在一条街上，没事就一起坐在街边晒太阳。同样90高龄的王义帧不记得有半夜鸡叫的事，印象最深的倒是周家人比长工们还早起的习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伙计还能赖在被窝吗?”一个合格的庄稼把式，每天坚持自己下地，对长工还算不错——因为他知道长工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舍不得给子女添置新衣——倒是主动掏钱给王义帧染过件白褂子……这是王义帧认识的周春富。

　　孟令骞在闫店乡的王屯村找到另一个长工刘德义一家。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刘吉胜接待了这个孟姓外乡人。

　　高玉宝在周家打过工吗?“我爹说好像干过两个小半劲儿，是半拉子短工。”

　　听没听你爹讲过半夜鸡叫的事情?“我爹没细讲过。”刘吉胜停顿了一下，态度热情真切，回答虽含糊，但滴水不漏。孟令骞不再发问，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他画出太姥爷的真实轮廓。

　　1911年，38岁的周春富找来风水先生看自己选的宅基地，先生说：此处虽为小势，然时局颇多动荡，草芥小民小富即安，也可算胎息之地。

　　闻言，吝啬的周春富大方地给了赏钱。

　　石头垒起的三间平房今天还在，大院里堆满杂物。每年有不少人来此参观拍照留念，听当地老人说周家的故事。他们了解到一个与半夜鸡叫无关的富农周春富。

　　母亲去世后，孟令骞回到老家见父亲。父亲是小学教师，退休后在家整理荒弃多年的孟家家谱。

　　你可以写那书了，父亲说，“为人者不能数典忘祖。”父亲其实一直对命运耿耿于怀，当年他目睹周家人的遭遇，孟家人却没法在那个时候站出来为亲家说话，于是愤怒和憋屈几十年来一直梗在心里。

　　流着周家人的血，但以外姓人的身份书写，半夜鸡叫的阴影终结在孟令骞身上。

　　核心提示：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本文摘自：《晚报文萃》2008年第20期，作者：杜兴，原题：《周扒皮的1947》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5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决。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批斗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
“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愣，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
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典型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强调：“反x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周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