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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帮知青：给习近平锦囊计

——写在2013年元旦

高寒

新年依始，辞旧迎新。刚经历了十八大换届的中国共产党，目前也正面临着一个辞旧迎新的庄严时刻。

然而，习近平仅有着十年时间，也仅有着既定的舞台。他能否在青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只能在这个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来挥洒了。

从目标模式来看，十年之后，倘若中国又能重新形成一个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可最大限度地凝聚我中华民族之核心价值，且在习近平干满两届离任之后，这个核心价值还能制度化地延续下去，还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那么，这简直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所能交出的一份最圆满的答卷了。

然而，要交出这份答卷，谈何容易！

今天的中国，左右之间，视若寇仇，官民之间，形同水火。右派要批毛、左派要批邓，官方要保党，民间要维权。倒薄的、挺薄的、卖官鬻爵的、广包二奶的、要求平反的、要求赔偿的、转款移民的、磨刀造反的，……这一切的一切，今天都统统汇集到了习近平的案头，正考验着、也鞭策着这位共产党的新任总书记。

（一）左派右派已悄然成军

曾记否，十八大前，倒薄高潮时，右派们是何等的亢奋，左派们则倍感沮丧；等到了十八大报告一出，右派则惊呼失望，左派却又来了精神；可当习近平南巡深圳，左派队伍里又开始抱怨连连，而右派这边厢，则又稍许乐观起来，……。

其实，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国政坛的左、右两派已悄然成军。这也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当代史：六十年来中国政治的任何重大变迁，均无不与这事实上存在着的左右翼命运习习相关——远的，如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中的，如1977年（揭批查）、1989年（六四）；近的，则如刚刚过去的2012年（倒薄）。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今天，无论从近期功效，还是从远期后果来看，均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左，还是右，当其一派独大时，便均有着一种要将自己的“政治正确”推向极致的冲动。当年，撤掉右派制动阀的毛路线，便开始了一路狂奔的大跃进，直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和大面积饿死人，才被迫刹车，被迫调整；而如今，剿杀左派后的邓路线，更畅行无阻地引发官权飙升、官民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从中央到地方的通体腐败，才被迫重提“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风险。

然而，1962年的被迫调整，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问题，于是才有四年后更大规模的文革风暴。那么，即将到来的2013年的被迫反腐，就真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已病如膏肓的腐败吗？不着眼于根本性的变革来对中国的制度性腐败作釜底抽薪，不革新中国共产党本身，那中国又将会面临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呢？

（二）习近平之于左、右派的底线

十八大甫一开完，坊间就立刻掀起一轮上书热。前一封公开信还没有读完，后一封公开信又跃入眼帘。这些信，大都是径直写给习近平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双方对新任总书记都充满着期待。

左派说：习近平，你作为红二代，你负有保卫公有制、保卫社会主义、保卫红色江山的责任。如今只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国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避免成为“中美国”殖民经济共同体，……。

右派则说：习近平，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薄熙来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全是冲着你来的。倒薄必须彻底，批毛应当开始。天赋人权才是真正的人权，理性经济人才是实实在在的人。司法公正必得搞转型正义，转型正义自然含有历史清算，……。

然而，作为一个在童年时代曾因家庭受屈而被抛到过社会底层的习近平，作为一个有着扎扎实实七年知青经历的习近平，他会无条件地接受左派开出的方子吗？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他的父母和全家带去了迟到的正义，给他的仕途带去平步青云。这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了今天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他，在与左派打交道时，至少会守住如下两条底线：

第一、他绝不会全面否定、批判和清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第二、他绝不会认同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文革路线。

因此，无论习近平的这两条底线对与否，但作为一个既定的、哪怕对左派而言有点严酷的事实，却是每一个清醒的左派都必须正视的。

同理，作为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理想主义高扬时代成长起来的红二代习近平，一个全靠老一辈共产党人腥风血雨打江山才承继下这份家业的习近平，他会无条件地接受右派开出的方子吗？何况，今天的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即将就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及三军的最高统帅。这一切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特别是用右派的普世范式诸如“人之天性”或“理性经济人”之类——使得习近平，在与右派打交道时，也至少会守住如下两条底线：

第一、他绝不会接受，甚至不会容忍共产党之被打倒或被清算。

第二、他绝不会接受，甚至不会容忍共产党的革命史被从根本上否定。

同样，无论习近平的这两条底线对与否，但作为一个既定的、哪怕对右派而言有点严酷的事实，却是每一个清醒的右派都必须正视的。

是的，如果习近平仅有着前两条底线，那么，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派；同样，如果习近平仅有着后两条底线，那么，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了。然而，很遗憾，这位新任总书记却同时有着既与左派拉开距离，又与右派隔着鸿沟的两条平行的基线。正是这一点，应当构成人们对习近平希望也罢、失望也罢的认识基础。

由此可见，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今天他们对习近平的某些失望，或者若干年后他们又对“习李新政”的最终失望，说穿了，就与其应当发生在任何结果出来之时，倒不如说早该发生于其既定前提存在之日。

总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否则，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这话对当今中国的左中右各派，均适用。

对右派来说，凡寄望于共产党的政治改革，那就别同时又指望这个改革会导致推翻共产党和清算共产党，反之亦然。

对左派而言，凡指望于共产党的红旗世世代代能传下去，那就别同时又指望这个红旗的传承得靠禁绝异端的非竞争机制来维系，反之亦然。

（三）习近平面临抉择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使习近平今天同时坚守住了与左右两派均划清界限的那几条底线，那他也仍然未必就能够避免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仍然未必就能够解决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危局。

这是因为，中国除了左派或右派，还存在着一个官派——官僚特权阶级保守派。事实上，来自官派的挑战，官派所引发的全国政局动荡，远比左右两派都来得更为严峻。更何况，古今中外，左右在一定条件下结盟以反抗官僚专制当局，倒也并不罕见。

所以，对于官派而言，凡信奉“打江山、坐江山”、希图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荣华富贵下去，那就别同时又指望中国大地不会洪水滔天，反之亦然。

面对官派，习近平的底线当然就只能是祭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党理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但为何仅短短六十来年，整个中国共产党却连这个当年为之浴血奋战过的基本底线都快要守不住、都快要全线崩溃了呢？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不从基本制度弊端着眼找问题，不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失败之处找问题，我想，习近平们是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

其实，所谓底线，不过是最起码的一个基准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习近平，如果仅仅靠守住那几条最起码的政治基线过日子，那他还何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何谈什么跳出历史周期律？如此他也难逃与胡锦涛一样的“庸主”、“混主”的骂名了。

有道是：身处激流，不进则退。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下，就只能收获负数了。况且，今天，谁又能打包票习近平还有着十年的机会来“守住底线”，来“击鼓传花”？

诚然，习近平及其团队，不可能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来创造历史。他们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所创下的巨额正资产，同时也不得不承负着两个时代所累积下来的沉重负资产。而且，如今中国历史已走到这么一刻：若不尽速化解掉那越背越大的负资产，其庞大的正资产便有着顷刻间烟消灰灭的巨大风险。

胡锦涛白白耗去了中国共产党十年光景，习近平却已再也耗费不起了。

今天，既然习近平一方面不可能全盘按照左派的希望向左转，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全盘接纳右派的意图向右转，与此同时，既然他已没有了胡锦涛那仅为守住祖上基业混日子的机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位新任总书记，究竟该如何来打理他这十年呢？

是作共产党政权的亡国之君，还是作中国共产党的中兴之主，历史正逼迫着习近平尽快地作出抉择。

（四）旗帜鲜明的理论大旗

如果习近平还真想作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扭乾坤于倒悬的中兴之主，如果习近平还真想为中国共产党争口气，为红二代争口气，为当年的知青们争口气，那么，本着“知青帮知青”的老传统，我作为也曾有过八年农龄的一位重庆/大巴山老知青，在此便给你这位当年的北京/延安知青，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几条既有别于左，又有别于右的主意吧。

先从务虚说起。

一曰：名正言顺。

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有旗帜鲜明的理论旗帜。这理论旗帜必须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民共识，具有国家核心价值的意义。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由主义右派的旗帜是“普世价值”，文革左派的旗帜是“反修防修”，那么，共产党改革派——革新的共产党——的旗帜是什么呢？

是实用主义的“摸论”、“猫论”？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否！

这面理论旗帜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只能是历史唯物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跨越的经典理论。

这个理论既涵盖了右派的普世价值，又超越了右派的普世价值；既容纳了左派的核心命题，更深化了左派的核心命题。它既能解释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又能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在作战略撤退、回归现实的过程中仍始终牢记未来的共产主义最终理想。正因为如此，它能超越左右又不排拒左右，能容纳左右，又不局限于左右，故而其内在地含有在今天的中国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民共识之核心价值的意义。

举马克思主义旗，这是共产党人的本份和正份。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现实、剖析历史，预测未来，这更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则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这一切，则均出于中共改革派至今拿不出高屋建瓴、力压群雄、令人折服、深具前瞻力的核心价值理论。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改旗易帜”。可真命题却在于，你本身究竟举的什么旗？！对这个被左派们一再敲打、一再追问着的真名题，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在作鸵鸟状。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已在在表明，如此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不解决，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就没有了精气神和凝聚力。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a、b、c，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则必须同时具备一个一体两面的前提：a）消灭私有制；b）国家走向消亡。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国家已开始走向消亡。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在形形色色的国家所有制中，所特指的那样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家所有制，即已开始步入消亡阶段之国家的国有制。

如此一来，试问，今天的中国现实，乃至六十年来的中国现实，还真有一丝一毫——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之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气味吗？既然，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即国家已开始走向消亡的那种“过渡型国家”，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且在这整个地球上迄今也从未真正存在过，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哪来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又哪来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

既然如此，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业，就还有必要用那种挂“社会主义”羊头贩“资本主义”狗肉的实用主义说辞，来让全党全民找不到北吗？还有必要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类“真的假话”或“假的真话”来自欺欺人、以致成为中国“造假”之最终、最大源头吗？

左派们成天抓住这个“公有制”对改革开放穷追猛打，改革派也总是在这个“公有制”问题上理屈词穷，高悬免战牌。实际上，那不过是因为整个中国共产党里居然找不出一个真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已——这当然是中共干部体制长期以来人才逆淘汰机制所造成的恶果。

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之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之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而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十年，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的唯心史观——“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恶”——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将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这种更深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便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反省：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重新沦为到了空想；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和大半个地球的革命实践中，又给东方后发国家造成了怎样深重的灾难？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在自己毋宁算是某种战略性大撤退的改革开放中，完全无须戴上任何“社会主义”的伪装物而理直气壮地领导中国大干资本主义，理直气壮地将中国从一个封建宗法专制社会推进——注意：是推进、是进步，而非“复辟”——到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其实，这不过是历史经过一个螺旋后，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新续上中国共产党自身曾胜利领导过的资产阶级革命史而已。乍一看来，它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新民主主义论），但实际它却是一个全新历史视野的升级版，是历史几经经曲折后的大飞跃。

毋庸置疑，历史唯物论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右派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而文革左派则实际上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最起码认为中国是一个例外，是另具特色——从而事实上也不相信人类历史之发展要受其自在规律的制约。

如此一来，用马克思主义严整的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认识的自觉性，从而便使自己具备了领导中国进行有序的制度——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思想——转型的主导权，并由此进而自然而然地使其政权，获得了在中国有序民主宪政转型期的合法性。

中共政权的这种基于其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而获得的政权合法性，是对1949年中共革命法统合法性的继承和升华。因此，除非这个有序转型被暴力革命所终止，中共政权被暴力革命所推翻，否则，在未来转型成功后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中，任何政治势力均得受制于宪法及其背后的民主转型立宪精神，而不具有任何清算中共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在由中共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成功后的中国，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邓小平作为改革之父，以及中共的某位转型之父——是谁？我现在还不知道，但希望是习近平——还将永远会受到民主中国世世代代的敬仰和纪念，而不管他们生前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

这就是我给习近平出的第一条锦囊妙计：既然宪政民主转型已不可避免，那么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放任让自由派用他们的“普世价值”去占据转型道义制高点，从而使自己愈来愈被动，倒不如因势利导，用共产党自己的传家宝唯物史观为旗帜来凝聚民心，从而将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主导权，自觉地牢牢操在自己手里，并以此来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五）以锻造一个有竞争力的执政党为治党方向

二曰：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什么中共的反腐屡屡失败，越反越腐？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没从致病机理入手治本，即从未去触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病根入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习近平在他十八大后的“履新宣言”中曾语带铿锵地说：“打铁还须本身硬！”但很可惜，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他，在此却只是将这个身板须“硬”的“本身”，仅仅理解为个人，而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正领导着的那个党也应该“本身硬”。

这恰恰正是问题之所在：中国共产党目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立面，可以被用来两相比较谁个“硬”，谁个“软”；谁个反腐（打铁）是动真格的，谁个反腐（打铁）不过是银样镴枪头。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今天所面临的腐败，绝非多几个清官、少几个贪官的问题，绝非是党员、干部个人的问题，而是党本身硬不硬、腐不腐的问题，是这个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本身是否就是腐败温床的问题。

面对中国政权的制度性的腐败，即使习近平今天拿出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铁腕来反腐，那也是杯水车薪、扬汤止沸。如此反腐，即使反到习近平十年后交班的那一天，中共党内的贪官也一个不会比今天少，甚至还会更多。

那难道就无解？非也，办法倒有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共产党对国家的天然的领导权，过渡为竞争性领导权，用竞争机制来锻造一个“本身硬”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中的一个有竞争力的执政党，

其实，竞争就那么可怕？试看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定意义而言，不就是两个竞争、博弈的党？共产党后来的胜利，不就是那一次又一次被逼入绝境、常常面临如天压力所硬逼出来的成果？

可见，竞争、只有竞争，压力、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压力，才恰恰是一个政党生命不息的动力和永葆青春的秘密。

毛泽东生前曾不无担忧地多次提到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算下来，到今天习近平这一届，刚好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第“五世”了。可毛泽东哪里会想到，短短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会腐败到了这般地步，与工农劳苦大众的对立竟然会到这般地步。更有甚者，他哪里会想到，执政党的如此腐败，归根溯源，竟然恰与他当年矢志建立的这个一党体制有关；恰与他当年矢志不容异端思潮的体制有关。

总之，消灭了对立面，没有了生死存亡的竞争压力，内部就“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黄炎培语）；纵然有“权为民所赋”、“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但也因其无制度性保障而渐次沦为空谈，乃至走向反面，从而重蹈、（封建）历史周期率之覆辙。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论，不言而喻地包含了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必然性。在这个大前提下，共产党人当然可以提出“共产党领导权”问题，当然可以为谋求“共产党领导权”而奋斗。然而，共产党的这个 “领导权”，即使当初是它枪林弹雨打下来的，即使革命自有其合法性，但这个合法先也绝不可能就一劳永逸“领导”国家万万年。反之，为了对它的这个“合法性”注入新能量，为了给它的这个“领导权”换代更新，共产党就还必须创造出一种机制，让自己继续去竞争、去博弈，去奋斗才行。

毋庸讳言，中国当今矛盾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均聚焦到了一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执政合法性”，是靠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是靠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杀得来的。而它的“红二代”继任者，若仅靠“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千年古训，仅靠吃“历史不可逆”这个老本，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只会流失，事实上它今天已几乎流失殆尽。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谁能直面这个越来越紧迫的重塑“合法性”难题,并知难而上、领先破题，谁就能登高一呼、引领群伦、掌握未来。

（六）巧待左右派，泄洪上访潮

以上两策，从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上分别谈了重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算是理论务虚，宏观总揽，方向把握，属于须以时日的治本，故可徐缓提上日程，从长计议。

在基本理论、核心价值和政治改革大方向基本确定之后，工具理性的步骤细化和操作中的政策、策略，便可派上用场了。

其操作总方针可归纳为：前五年偏重治标，兼顾治本；后五年重在治本，不忘治标。前五年重在扫清障碍、准备干部、打下基础，后五年则重在制度探索、制度试验和制度创新，为此后的根本性变革预作铺垫。

而前五年中的头一、二年，尤其是首当其冲的2013年，则应一手抓紧急排解政治压力、一手抓全方位前瞻性布局。

以下粗线条地勾勒一下可能的涉及面，但并不全覆盖，排列也不分先后：

第一、善待左右，巧待左右，持之以中，超乎其上。

其总原则是官方不为左右双方任何一方极端思潮所动，避免有意无意成为一方指向它方之剑刃。但同时又与双方保持着信息畅通的接触。

取如此政策是基于诸如以下各点把握：

1）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手中均握有部分真理。但同时双方又都有着要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而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

2）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是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

3）历史显示，无论是1957年毛刘邓的反右，还是1977年华叶邓的剿左，无论当时多么严酷，多么彻底，但却统统都是失败的。事实证明，用左反右，反不了右，最后人心都到右边去了；同样，用右批左，也批不倒左，最后，左派反而越来越壮大了。有鉴于此，故因势利导，让这一对天敌，相互制衡，避免极端，纳入体制，予以规范，为我所用，不妨倒可一试。

4）为左右理性交流、讨论、辩论和交锋创造条件、制作规范、进行引导、给予训练。

5）不为双方争议作裁判，尽管官方也可不时正面发布自己的意见。

6）左右交锋严禁暴力，任何理由均不得法外开恩；稍有苗头，便迅即予以取缔，并使之代价沉重。

7）由点到面，逐步放开。先局限于网络，局限于学术、文化领域。前五年，可暂不考虑开放结社，但却可朝此方向预作准备。后五年，则可视其全局的承受力，在相应的制度方面作一些受控而有序的探索。

第二、拿出当年胡耀邦处理冤假错案的魄力，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倾大力泄洪上访潮。

这一可为民伸冤，赢得民心；二可暴露贪赃枉法，予以严惩；三可清明吏治，从严治党；四可察觉体制弊端，留待改制。

不过，这一次清理上访潮，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较，也自有其特点：上一次涉及高层路线是非，这一次仅涉基层官民矛盾；上一次多属政治案件，这一次则多属经济、民事案件；上一次体制内官员案件居多，这一次则是普罗民众居多；上一次涉及官员腐败案极少，这一次则官员腐败案暴增；上一次尚无完善的司法系统，这一次则有着大体完善的司法系统，……如此等等。

但不管怎样，尽管在难易程度、涉及面广狭、政策法规等诸方面各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它将立竿见影地缓解社会紧张，立竿见影地大得民心。所以，应立即调集精兵强将，果断而又谨慎地，迅速而不粗疏地处理上访积案。

与此同时，解散一切关押、遣送上访人员的黑监狱，并毫不手软地以现行刑法为依据立即追究相关责任人之刑责。

第三、废除《劳动教养条例》，解散劳教所，遣散、安置劳教人员。

有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本身就是在我国立法、司法体系尚不完备时的一种原本就带有临时性质的行政补充措施。后来，它被各级党委越用越方便，越用越顺手而长期保留下来、扩展开来。它的存在，是如此明显地、直接地与现行宪法、刑法、刑讼法、以及人大立法权相抵触，也如此明显地、直接地与习近平本人前不久关于“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庄严宣示相抵触。

更何况，废除“劳教”完全不像诸如“大赦”、“释放政治犯”之类举措会造成全社会震动，故须慎之又慎；加之，废除“劳教”已呼吁多年，各方专家之可行性论证业已充分；且在目前司法体制已大体完备情况下，此举丝毫不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冲击，故如今借换届履新之机来一举废除，不过是顺水推舟，却能收声誉鹊起之效，又何乐而不为？

（七）重拳反腐、区别对待，双轨阳光法案

第四、重拳反腐，但实行区别性政策。大体可以是：

1）经济犯罪一律废除死刑。

2）除了法规已明确规定的宽严标准外，还可以制定若干宽严政策界限。譬如：a）违法资产转出国外者从严，违法资产仍留国内者从宽；b）法规界限明确的从严，法规界限模糊的从宽；c）现职官员从严，离退休官员从宽；……，诸如此类，等等，尽可能地做到既震胁犯罪，又不打击面过宽。

3）在公职人员公示个人及家庭财产方面，为减低阻力，有效缓冲，则可参考当年经济体制改制之初，国家同时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以及正式工与合同工双轨制的经验，也可考虑是否有能变通地实行财产阳光法案双轨、乃至三轨制的空间。

譬如：对新上岗公职人员，将公示财产作为其上岗之法定前提；而对已在岗人员，则可给予一个自主选择的缓冲期：或留岗公示财产，或提前退休下岗；而对离退休公职人员，则允其自愿而非强制性公示财产。

如此一来，不出几年，国家的在职公职人员，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处于阳关法案的覆盖之下，而整个官场，也可做到基本无大的震动。

更重要的是，这或可突破致使阳光法案一直迟迟无法出台的瓶颈，尽早颁布实施，以取信于民，同时也尽早地为国家从吏治源头上堵住官场腐败。

4）须强调指出的是：以上政策之适用，对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任何高官均概莫能外。即使是中共中央常委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在或公示财产或提前下岗二者之间，允其自主地作出选择。

第五、以前五年为过渡期，恩威并举，禁止离退休官员干政。先制定党内决议约束之，并最终制定《离退休官员法》规范之。

第六、改革税制。降低工薪税率，提高资产税率。

第七、国营企业高管，属国家公职人员，其薪金须比照国家同级公职人员薪金。

第八、不拘一格，广纳人才，为后五年改革中兴，以及未来的制度转型，准备前瞻、专业、敬业、清廉的干部队伍。

第九、军队为改革中兴保驾护航。谁不改革谁下台！

第十、加强中国共产党改革基本理论的研究，深化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强化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十一、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创新无禁区。逐步取消对精神产品的事先审查。

第十二、为新闻审查松绑。前五年逐步开放网禁；后五年可考虑在受控、有序、试点的前提下逐步开放报禁。

但眼下，则应立即将去年查封的多家著名左派网站如“乌有之乡”，以及多家右派网站如“中国选举与治理”等解封，还有以前一次又一次被查封的北大著名的“燕南（天益）网”，以此开明举措，来凸显换届履新就立即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宽松气息。

第十三、考察、研究国民党的宪政民主转型经验与教训，并可与国民党作相关项目交流；与民进党接触，研究和交流其作为反对党在民主宪政转型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十四、研究由戈尔巴乔夫所主导的苏共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国家分裂的教训。

第十五、全面考察、研究、比较前苏联、东欧、以及外蒙的共产党在其制度转型前后的演变、现状、走势及其相关的经验和教训。

第十六、与各国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逐步建立起党与党的联系与交流。全面考察、并重新认识社会党的演变史、执政与下野的经验和教训。

第十七、重点考察和研究北欧斯勘的纳维亚各国民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大幅增进和推动与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留学、访学、学术、文化和新闻交流。

（八）开放评毛、评邓，解放薄熙来

第十八、在前五年中的后三年适当时候，可考虑逐步开放评毛。可先局限在党校、大学、社科院等学术界，然后逐步放开。

允许不同学术意见的争鸣与交锋，解禁相关出版物，包括海外出版的严肃出版物。但严禁明显的侮辱性、诽谤性言论。

为此，应当解禁相关党史档案。事实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回避历史，封锁历史，终非良策。对历史真相的探讨，越堵、越禁、会越被动，最终将会完全走向其堵、禁者初衷——哪怕愿望良好——的反面。

三十年来对思想界评毛的简单化的查禁与封锁，实际早已开始走向反面。鉴于现实中社会不公状况的加剧，民间崇毛热已越来越呈现出有走向宗教化的势头。这当然完全是拒绝评毛、压制评文革的副产品。它不仅全然有违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构成对中国共产党开国领袖的一种亵渎，而且，更重要的是，任何宗教化情绪均超出了可用事实、理性、科学予以说服的范畴。有鉴于中国现行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管控与扭曲，有鉴于多元理性文化缺乏一种健康的生存环境，故也就使得全社会完全没有一种能使宗教与政治相分离的理性氛围及相应机制。如此一来，一旦某种宗教情怀与政治紧密相结合，其正能量与负能量均不可低估。

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周（恩来）、怀彭（德怀）、也怀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一个小瓶，来表达“树小平”的意思。但比较目前一波高过一波的怀毛热，比较一下2012年与倒薄对着干、且至今不衰、愈演愈烈的挺薄风潮，当年的“树小平”还真就还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邓、又一忽儿怀毛这种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其实稍加抽象化就不难看出，无论是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还是他们今天的怀毛也罢，其社会心理的逻辑则完全是同一和恒定的：中国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在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殷殷期盼着另一体制内力量来对当今的苛政有所制约。

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带有周期性的社会现象，恰好反映出中国多元政治这种历史必然性，通过人们对中共党内非主流派寄托着希望之社会心理这种偶然性，而顽强地表现出来罢了。

此外，同理，上述开放评毛的一切政策和步骤，均完全适用于评邓。因而对评邓的任何禁区，也应该及早开放。

相信群众、相信党，允许左、右派就历史、人物相互去质证、辩论、乃至论战。只要不发生辱骂、诽谤、和暴力，官方就无为而治。总之，越堵，谣言会越多，越堵，将会越被动，且随着时间推移尤甚。

第十九、在薄熙来承诺愿全力辅佐改革中兴大业的前提下，尽早解放薄熙来，并委之以重任。

有道是：既生平，何生来？但目前既然大局已定，那么，中兴大业就亟需将才辅佐。何况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故此时此刻，就该是“平”向“来”采取主动的时候了。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当年李世民重用曾力主诛杀自己的敌臣魏征为相，终成盛唐霸业的千古佳话，如今犹可镜鉴。

毛泽东当年制定的接班人五条标准中就有一条：“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其次，在司法体制并不中立的情况下，应切忌用司法手段解决党内政治纷争，切忌将刑法引入路线斗争，否则后患无穷。

何况，乃父习仲勋晚年的肺腑之言：“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不正饱含了一个过来人那种辛酸且苦涩的自豪？不正应当作为座右铭时时为后辈所警醒？！

至于薄在工作中的失误或错误，包括诸如传说中的重庆打黑刑讯逼供，其他经济、生活问题，……等等，均应统统纳入常规的干部问责规范去处理，而绝不应被用来作为党内路线斗争中之任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口实。

当然，重庆“打黑”中的错案复查，仍可照样进行。

同时，也解放因薄案无辜受牵连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

总之，在薄熙来处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尤其应警惕要不为自由主义右派之鼓惑所动，不要成为右派打击左派的刀刃。

以上原则，对左派所指控的温家宝，也照样适用。即对其被控之经济问题，均应将其纳入干部常规反腐，而不应因其政治路线取向而特别为左派鼓惑所动。

总之，只有超脱左右，才可驾驭左右；只有一碗水端平，才不致为左右极端所撼动。

（九）营造全民和解大环境

第二十、大幅改善政治犯狱中生活、文化、医疗待遇。为时机成熟时，全部释放政治犯预作准备。

第二十一、开启与西藏、新疆、内蒙民族主义异议分子的对话渠道。尤其应保持与达赖喇嘛对话渠道的畅通无阻。

第二十二、开启与国内外民运分子的对话渠道，可先个别、分散、秘密，待时机成熟时，再适度集中和公开。

第二十三、抚恤六四难属。在时机成熟时，譬如后五年某个时候，可考虑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第二十四、允许流亡者回国探亲，以彰显人道宽容。

第二十五、前五年通过试点、并逐步开放私营企业工人自主建立工会，同时强化劳资司法仲裁。后五年则在时机成熟时，可考虑全面开放工人自主建立工会。
此原则，也适用于在农村建立农民自主的农会。

第二十六、从现在起，就应考虑全面废止由上届中央领导人为下届中共中央指定接班人的陋习及其机制；并为在中共二十大上试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差额选举、乃至竞争选举创造条件。

第二十七、从现在起，就开始考察、研究党内派别合法化之利弊、机制和趋势，以及其对实现把中共锻造成一个有竞争力的执政党之战略目标的功效、步骤和后果。

第二十八、即使党内派别合法化的时机尚待成熟，在后五年，也允许党内不同的政治治理思路在不同的省市试点，允许建立不同模式的政治特区。允许左、右派的代表们在这些不同的政治特区中去竞争和博弈。与此同时，言禁、报禁、党禁之类，也可先在政治特区中去受控试点，从而既可摸索出多元化政治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又不致在全国政局上引发大的动荡。

第二十九、在后五年，可逐步扩大全国政协的功效，可有步骤地纳入真正的体制外的民间代表，包括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并尝试着将全国政协升级和转型为一个新时期的全民大和解的圆桌大会。

第三十、争取在习近平的两届十年结束之时，应可开始制定出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应可开始酝酿起草民主转型的新宪法。

（十）不是结语的结语

毋庸讳言，此文算是本人的一篇改良主义代表作了。但同样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本人则绝不告别革命、绝不排拒革命——无论是今后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当前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

十五年前，我就撰有长文：《革命与改良均为中国民主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

同样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又必须承认，革命又绝不是喊喊激烈口号过过瘾；而革命危机更绝不是如同在车间加工产品那样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就得有革命的韧性，包括那种在非危机时期或革命低潮期不排拒改良，甚至主动将改良提上日程的韧性。

正是基于此，本文的基本点就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革新共产党，尤其是首先在理论上革新共产党，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革新中国共产党。

而要在理论上革新中国共产党，那就必须摆脱统治中共数十年的苏版“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之禁锢，彻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

不错，我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或许与官方版的“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我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不经意地成了一位“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马克思主义，一本一本的大部头，都是当年插队时，在每日“五（歇）气”的田坎树荫下，伴随着农民吧嗒吧嗒的吸叶子烟声，以及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数年如一日、且饶有兴趣地啃完的。书都取自生产队的面坊，以一斤纸换一斤面的方式，因“破四旧”而汇集到那里的。知青时代就是我的“党校”，我的“研究生院”。我今天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大都是那时给奠定下的。

自打十三岁（1964年）自愿申请，死缠滥磨，终于被批准当上知青后，我就压根儿没想过要“跳出农村”。后来一度脑袋瓜里时时想的竟然都是怎样“学大寨”改天换地，改造身边这个穷乡僻壤。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似乎特别能体会当年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而埋头苦干的习近平那潜藏于心中的大抱负。当然，由于“成分不好”，我那时连团都入不了。于是，我便成了一名老与公社党委过不去的“异议知青”，一个老是有着提不完意见的有名“刺头”。

我的从下乡那天起就开始记的几十本日记，记录了我从13岁到21岁的知青时光，其中不乏我当年啃马列原著的心得。我想，它们现在应该还躺在达州中院的案卷里。

后来（1972年），进厂了。我仍老是爱拿着自己从书本中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点唐吉珂德似的去针砭身边的现实。于是，很快，便自然而然地在我身边聚集起了一批爱听我侃“大道理”的工人，还不期然地使我这个进厂不久的新工人，渐渐地成了厂里的工人“头”。最后终于不期然地与厂方和官府（达州地委）发生了冲突，导致后来被判18年，罪名是“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现行反革命”，并荣享“地师级”——在全地区点名批判。

尽管，当时判我重刑，主要是打我的态度，但严格说来，当时我内心深处，倒的的确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毛派。

而今天，我则自我定位为一位民间马克思主义者，也可算一名反思的毛派吧。

当然，这一切，即迄今为止我自认为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深度或高度，均与官方无关。我是被体制一次又一次地排拒、并完完全全在体制之外，独自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至今这个体制给我的，就是一张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小学的小学文凭。

是的，正因为我一直是在官方系统之外完全独立地迷上马克思主义的，或许，我也才可能真正地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其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总之，在我手中的这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迥异于官方版的那种以粉饰形状为其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

常常有朋友问起我，当年你要不进监狱，现在你会干啥？

我多半答：贪官。

值得庆幸的是，入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初在农村插队时的那份纯真想为中国老百姓做点事的理想。或许正是基于此，我对同样在农村扎扎实实干过七、八年，而非蜻蜓点水似下过乡的习近平，产生出某种特别的期待。

因为在我看来，我当年不入狱，肯定上大学。凭着本人对理论的痴迷，读书的刻苦和写作的勤奋，拿个什么硕士、博士，简直就轻而易举。而且，更有可能的是进入体制，在那个无官不贪的大染缸里，堕落为一名“有学问的贪官”。

本人从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但却认为：毛的前三十年，属于左倾路线统治；而邓的后三十年，则属于右倾路线统治。毛的建国指导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而邓的建国思想则是新权威主义。毛重理想，毕生想靠手中权力为老百姓造出一个理想国，尽管常常事与愿违，邓重实际，从来都视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尽管也常常事与愿违。毛路线与邓路线，二者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尽管两者均有着部分的真理，但在其建国路线上又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二人都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之于社会主义的那不可跨越、不可省略的制度性历史前提。

毋庸否认，习近平目前仍算是特权官僚阶级的一员。但我只希望我的这位知青同代人，能作其中明智的一员，而不是昏聩的一员。我希望他能看到：目前中国的现状，不是毛、邓两条路线之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更不是博采了二者之长，而恰恰相反，是继承了毛邓两条路线的共同之短、且恶性叠加。

习近平如真想中兴共产党，就必须从毛、邓双方的共同失败处起步。

或许，我这次给出的“锦囊计”，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营垒中的激进派而言，都太不过瘾，太多迂回、太多妥协和太过缓慢。但我却相信，这却是一个最大限度地考虑到各方利益——从民间激进派到官方保守派——的一个多赢方案。

我曾多次强调过，政治是实力的较量，而且是较量的艺术。当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打得天下，就是他炉火纯青地驾驭这种艺术的杰作。今天，无论极右派怎样勇怕道义制高点地谴责当年共产党消极抗日，保存实力；也无论极左派如何同样勇爬道义制高点而无日无之地大骂“带路党”，但却有以下两点不容置疑：

第一、一旦发生外敌入侵，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从来就都是共产党人理直气壮的的阳谋——不信就去翻一翻列宁全集。而且，列宁的这一著名理论，几乎获得完胜的证明：靠着它，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赢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也赢了！

第二、如果今天中国政府因任何原因而发生与外敌的战争，尤其是当这种战火延烧到中国本土，那么，就别去说将会有多少“带路党”，而只说说将会有多少面带冷漠、袖手旁观、以致暗中窃喜、甚至幸灾乐祸的普通老百姓，就可知其战争结局了。

当然，还好，中国今天没有战争，同时眼下还看不到会发生国际大战的迹象。于是，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在现在而今眼目下，请问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激进派伙计们，你们究竟怎样来展现你们的可用于激进的政治实力呢？

同样，这同一个现实也会向博弈另一方的极端派——官僚特权阶级中的保守派——发出提问了：难道你们真要等到一旦发生战争全国人民都冷漠相向、见死不救的那一天，你们才体会得到当下这个制度曾把老百姓伤心到了何种程度吗？！

所以，趁着那一幕还没有发生，现在就想到改，就着手改，或许还来得及！

是的，一篇以改良为主题文章，竟然在结尾时却大谈革命，大谈战争，这岂不有点跑题？不，因为从来改良与革命都不是绝缘的；从来改良失败之日，就是革命降临之时；而任何大国的国内革命危机，又都往往是与国际战争相连的。

好吧，最后就以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并赠送给习近平：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全文完）

写于2012/12/25-2013/1/2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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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帮知青——给习近平锦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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