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取消了對唐慧的勞動教養。自輿論對永州市公安局的決定形成聲討之勢、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調查組之時，這樣的結果幾乎就沒有懸念。此前瀋陽市迅速調整政策，商戶停業風波得以化解。輿論和基層抵制迫使地方政府調整決定的情況越來越多。

民間力量自下而上的行動導致地方政府糾錯，漸成“模式”。其對解決具體問題見效之快，比自上而下的調整還要迅速。這些具體案例能否說明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總體上是自上而下推進的，民間的一些活躍因素，也需得到自上而下力量的激發和認可。民間力量以對立的方式影響基層政府的行為，這是中國穩定狀態下的全新現象。它反映了公民意識和力量的崛起，“民”和“官”的關係在深刻變化。

　　這種自下而上的推力，顯然已是中國進步的合力之一。這種力量的出現在全球化時代大概已無可避免。至少到目前，它對體制和整個國家的觸動總體上是正面的。什邡、啟東、永州、瀋陽各地的尖銳情節刺激了各地官員的反思，對糾正官員們的作風具有一定強迫性力量。

　　然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永遠都有自身的問題，它衝動，很容易過激，它是製造民主的力量，但非民主本身。此外從世界範圍看，自下而上的力量在一定條件下還有政治失控的風險，具體的民生訴求有向破壞性政治對抗發生轉變的基因。

　　中國自上而下的改革必須加快速度，與自下而上的力量形成對接。今年這幾次對具體問題的快速解決還算不上這種對接，它們更像是救火式的臨時熄滅。官方的讓步是為了息事寧人，由此帶來的制度性改革尚不明顯。

　　然而官方與自下而上的各種訴求進行匯合的願望是明顯的。官員們對民間激進情緒的理解在增多，認為官方需要加緊調整已進入主流意識形態。改革的緊迫感在官員中實際相當普遍。

　　怎麼改?對決策機制、加強官民溝通以及建立有效監督機制談得最多，一些建議談得也很具體。但打破階層固化，創造更多的階層流動和階層之間的信息交換大概也很重要。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太少，利益分歧和感情隔閡是必然的。

　　自下而上的力量自發性很強，形成自我克制很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良性匯合，主動權在官方的手裡。打破利益的固化，堅定地朝着草根利益接近，官員們或者主動這樣做，或者在越來越激烈的輿論壓力下被迫這樣做。

　　必須指出，中國的改革再也不像30多年前那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中國今天和今後的改革完全裸露在美國和西方對華施加的各種影響之下。中國官方的主動性會因此削弱，自下而上的動力受到外部一定程度操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國民間需要一批有影響、也有責任感的意見領袖出現，使自下而上的力量逐漸具有自我反思和調控能力，既推動自上而下改革，也更準確地認識它，與它協調。只有這樣，中國的改革才能最終結出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