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天的左翼并不需要背负计划经济的历史包袱，他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市场的竞争激励和基础配置的前提下倡导公平。只要市场的基本框架存在，哪怕公平介入了初次分配，市场激励也仍然有效，价格信号也同样会起作用——市场还是市场，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这样做，当然有可能损及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这种做法之能够出台，说明在当时当刻，有些价值比效率对全社会更重要。而且，当前中国经济的效率，已进入必须“以公平调分配，以分配促消费”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败要害所在。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效率就维持不长；而且由于不公平所导致的维稳成本的硬性增长，不但将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旗帜之二是人权。本来，人权是左翼公平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离左翼比离右翼更近。自由只是人权的内涵之一，公平却是人权的基本准绳。但是，在经验世界中，没有绝对、抽象的人权，人权总是相对的、具体的。每项人权的实现，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所以人权在具体国家能够做到哪一步，受制于该国的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势。美国在9.11后，就放低了国内的人权标准。而发达国家的人权水平之所以普遍优越于不发达国家，是因为前者有着更好的实现条件。所以，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统一标准。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一样，对人权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也必然不一样。实际上，人口资源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具体约束条件，其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各项价值的实现，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上层建筑，都必须建立在这两种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上，并且适应这种基础结构，随着基础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
在人权问题上，左右都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由于考虑到具体的实现条件，左翼在涉及人权的许多话题上采取了审慎态度，没有甩开膀子唱高调；而一些右翼有意无意地秉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思路，将人权当作针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武器乃至是颠覆工具，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状，把人权标准描述成一种可以独立于其他条件而存在的绝对之物。这种非理性的论述，在今天中国却能够取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并且让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旗帜之三是民主。在历史上，从启蒙时代到英法革命及之后，民主一直是左翼的旗帜、右翼的梦魇。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迫于形势的变化，右翼思想体系才开始接纳民主价值，并且逐渐开发出所谓“最不坏”的程序民主游戏。而左翼在20世纪初期得到迅猛发展后，先后成立了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始终处于弱势，始终面临被围攻、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秩序安全的需要压倒了对民主自由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不约而同、不言而喻地搁置了民主，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了一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在执政党内部，实际上在国家政权的体系内，也是实行的这种模式，例如人大、政协。民主集中制即使在运行良好的前提下，也只相当于群众路线，或者说类似于古代明君的重视民意，它与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左翼在民主的天枰上历史地处于劣势。
但是，今天的左翼已无须背负历史的包袱，因此也就无须畏惧民主的咒语。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民主的实现形式，评估民主的实践效果。正是由于这种探索和评估，不少人发现，西方的程序民主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由于西方民主制的良好运行，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为衡量标准）和社会结构形态（具体说需要中产阶级居主流的社会结构），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又由于民主化的转型过程十分复杂，将之导向良性很难，使之趋于恶性却极易，因此很多转型国家都掉入伪民主的陷阱，政权和民主程序实际上被少数权贵操纵，公共财富和权力被快速、反复地纳入私人囊中。
所以，尽管现状并不如人意，别人甩卖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比现状好。“更好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没有简单、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人自己现在寻找。仅仅亚非拉那种质量的民主，不是中国人真正所要的产品，也与贩卖者的产品广告不相符。对于那些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保证能够将中国的民主化导向良性的人，人们应该追问他们一句：当初你们不也保证市场化会是好的吗？为什么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强弱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今天，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权贵集团主导转型进程？历史不会发点球，所有球员都已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怎么让大家都停下来静静等着你把球带入球门？更何况吹黑哨的裁判还站在最强势的球员一边，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球进入你所公开标志的门框——他们有自己的球门，虽然那个门上也写着“民主”。
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效果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导向好的治理，它的真正作用是，为社会冲突提供一种和平解决的机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统治者必须“干得好”才有理由呆在台上，所以他们必须时刻论证自己“干得好”。一旦这种论证无法完成，就说明改朝换代已为期不远，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血流漂杵。在民主制度下，哪怕统治者干得再坏，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台上，理由很简单：“这都是你们要我干的，大不了换人好了”。在此过程中，社会元气不会大伤，主要的上层建筑能够保持、延续，不需要推倒重来。显然，这种机制也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最近中东、北非的事变告诉人们，由权贵所把握的“坏的民主”，并不能起到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社会矛盾和政权更替仍然需要用流血来解决。如果是这样，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不能保证导向“好的民主”之时，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秩序还能够提供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论证，并且在经济上还表现了特殊的效率，这种效率与现行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纵然民主化从长期而言是必须的，也有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在现行秩序的效率尚存时，急急忙忙地转向一种短期内没有效率，甚至是混乱的秩序，这无疑是损害全社会的福利。为了可能到来的激烈冲突而提前准备一种和平解决的制度框架，有必要付出全社会福利损失的巨大代价吗？得失之间应该如何权衡？等一等再转又何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甚至是崩溃和战乱，国家的规模越大，社会矛盾越尖锐、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转型的危险越大，后果也越严重。在中国的国情现状下，如何避免转型的风险？如果避免不了，后果是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承受？在风险概率很大的情况下，转型的收益与损失，又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权衡。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宜照搬西方，不宜急急而进，而是必须重新探寻适合自己的实现形式与转型道路。
中国右翼中一些主张民主转型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党内高层那些大唱民主的人身上。其实，这些人是没有能力推动转型的。他们的民主表态，不是发生在已经失去权力和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刻，就是有口无心的“假摔”。道理很简单，在执政党“去意识形态化”的今天，权力结构已成为利益交换的产物。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处境，使身在其位的人不可能作出从根本上改变利益和权力格局的“出格”行为。
能够行为“出格”的，只有像薄熙来这种不是由既定游戏规则产生，而是通过自己努力“意外”入围进入高层的人。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走向民主，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希望，也在右翼所排斥的薄熙来身上。只有以这种途径脱颖而出的人，上位后才能不受既成格局的约束，才可能不按规则出牌，打破僵局。事实上，由于薄的上位不是某种自上而下安排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努力的结果，虽然在临门一脚时薄也可能要作出某种妥协和承诺，但一旦上位，薄即无人能制。既没有哪种安排可以约束他的行为，也没有人可以预料其行为的影响和后果。对于这样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没有同僚能够放心。现在因为形势所迫，薄“入常”已成定局，但其他人都不会愿意他执掌实权。看来，位高而权虚的政协主席一职，或许是薄的归宿。
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真正控制薄的行为和影响。薄的能量，可能在规则以外的多个地方爆发，选项之一是民主，薄本人也并没有理由排斥民主。纵或他本人的选择不是民主，他搅局的结果，也可能为其他人推动民主制造机会。
当然，薄最方便的突破口还是反腐。反腐虽然是18大所有上位者都愿意唱的剧目，但只有薄才能抛开官方剧本，真正唱响这个题目，触及根本的利益格局。即便海外传言的薄家人早年也不干净是事实，只要薄有心，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他漂白自己与家人，作好准备——至于那些现在还在忙着加速聚集财富的人，不管他们把民主或反腐的调子唱得有多高，只说明他们内心根本就没有打算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