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算好的）都是以国家利益优先。老蒋也是（朕即国）。要不老史也和他掰不了。

 1）。如果老蒋不考虑党国(好词儿，到现在仍适用)利益，就会由着老史的性子把中国军变成2战美军的china corp(一切从美国利益出发)，那是不是2战版的‘抗xx援xx’。当然这并不是imply老毛搞了个抗美援朝就意味着毛在大国博弈中稍显嫩了。原因主要是大/小环境变了。要那时是长江以南归老蒋，你看老毛还敢抗xx援xx。中国历代rulers or准rulers都是inward looking.维稳不计代价的。

2）。回到羊/狮的问题。组织/动员/教育群众2 个党都在做，区别是一个是在体制内做，老共是在外。这并不是让老共抗战结束时变得强大的根本原因（这提木太大，没法在这里谈）。组织/动员/教育群众只是找了个牧羊犬而已，无法把群众变成狮（里面真有狮也被砍了）。再者方面，老共比老将有天然的优势—土地问题。老共可以没有制度/理性的利用土地问题。老蒋铜锭思痛，看看他到台后做的，就知道他如和总结他的失败的。这方面黄仁宇颇有心得。

3）。Xx,你要改改你那像当然。（i）The fact is 先有的4强(含中)，后有的联合国五常。（ii）我认为连你也不信中国能成联合国五常是玩儿平衡的接果。你着么讲，亏对死去的成前晌万的国人。（iii）你不能2面全要。骂蒋对内笨，又要借苏英的口骂蒋. 不妨玩儿点brain storming-如果老蒋换成是老毛，情况会是什么样？老美要来武装老共，条件是xxx,你人为老毛/共会如和应对?

看看下面这文有关美援/抗战/老蒋，也许给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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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英等国都只是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只有苏联是向中国政府提供武器装备。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德国直到1937/38年才在日本的抗议下，停止了对中国的武器出口和撤回军事顾问团（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德国军事顾问团共训练和装备了中国的30个德械师【2】）。1939年9月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苏联已不可能对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中国开始转向美国寻求战争物资援助。美国那时还是中立国, 它受到国会制定的中立法的约束。作为中立国，美国的银行给了中国国有的环球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三笔总数为7千万的贷款，附加限制是中国只能将贷款用于民用【3】。

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在1941年1月开始实施，从这以后，美国的大量军援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正式参战，但租借法案一直延续到1945年9月。这期间美国总共为英国，苏联，法国和中国等30个国家提供了500亿美元的援助【4】。由于美国从未有过关于如何偿还租借物资的法案，大多数租借法案的受惠国战后应该是没有偿还其债务。有案可查的是最大受惠国英国以借十还一的折扣用了50年来偿还它的债务，其最后一笔是在2006年。

租借法案又被称之为“促进美国国防的法案 - An Act to Promote the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项被丘吉尔誉为”史上最诚信的法案 - The Most Unsordid Act “, 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利益和道义的混合体。罗斯福在说服国会时所用的例子是邻居家里失火要借你浇花园的水管时你该怎么办；这原本是一个道义上的解释。但它也是利益和道义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如果邻居家的房屋紧挨你家的财产，火烧大了会殃及你的安全，那借给他水管就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考虑了。罗斯福在二战时期对时局及其发展的高瞻远瞩的思维和计划对于战争的结束起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美国与轴心国全面开战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支持，自然是国家利益的成份占主要地位。这就好比是邻居家里失火，你家里也在失火，如何帮助邻居以及分配有限的资源来灭火就超出道义的范围。对于常人来说，当然是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去帮助邻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最大的作用是：1）将大量的日本陆军陷于中国大陆，使其无法抽出力量去增援太平洋战争。2) 盟军飞机可以从中国东部机场轰炸日本列岛。罗斯福和他的幕僚认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要打败日本是不可能的。为了使中国成为对日作战的重要力量，美国在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也与中国政府展开全面军事合作。并且成立盟军指挥部以便协调统一指挥。由史迪威担任最高指挥官的中缅印战区（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就是这样产生的（史迪威亦为盟军中国战区-China Theater的参谋总长，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从未有过机会发挥作用）。

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几乎整个缅甸，而在此之前，中国东南及华南沿海地区已完全落入日军手中。中国在陆地上完全被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盟军对华援助的唯一途径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空中航线（HUMP-驼峰航线）。事实上，驼峰航线确实是对华援助的生命线，1945年初开通的史迪威公路的作用相比之下要小得多，因为那以后对日战争已近尾声（史迪威公路在开通后的运输量超过了同时期驼峰航线运输量）【5】。

1943年11月23-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代号：SEXTANT）。因为蒋介石的缘故苏联的斯大林拒绝出席。因此才有了两天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代号：EUREKA）。把中国放在国际强国（Great Power）的位置上完全是罗斯福的主意，而且他使苏英两国也同意和接受中国成为四大国际强国之一（Four Power Declaration）【6】。当然，把中国做为一个国际强国来对待，这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对中国的友好）。

实际上，1943年后美国的策略专家认为中国在盟国对日战争的作用比起初估计的要小得多。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舰队和B-29轰炸机使得美军参谋部认识到美军没有在中国的陆地的战役也能打败日本，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合作已经不重要了。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代号：QUADRANT），美英双方的联席计划提出了四条打败日本的可能性方案，没有一条是与中国战区有关。以至于美国战争部（War Department）下属的作战局的战略司（Strategy Section of the Operations Division)所制定的装备中国来对抗日本的计划遭到抨击【7】。美国分三个阶段装备中国90个师的计划，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装备30个师的计划之后，剩下的60个师的计划就不了了之了。美军原有的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计划（史迪威的主要任务之一），也随之而去。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多少用处的盟国。事实上，中国作为轰炸日本列岛的空军基地，从未实现。在苏门答腊落入盟军手中之后，中国作为轰炸日本列岛的空军基地计划（代号：TWILIGHT）就再未提过了。之后美军在太平洋岛屿的成功，使得中国战区在盟军对日作战的全局中，已显得的十分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根据驼峰航线的记录，1942至1945年空运物资逐年成倍增长）【8】。显然在这之后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道义的成份占了多数而为国家利益的成份大大减少。当然，美国政府也不会当冤大头，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并没有得到所想要的一切。

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美军参谋部的策略，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在美国政策的决策者已经认识到盟国可以击败日本而不需要中国的空军基地和中国军队。从历史资料看，在这个时期美国对蒋介石及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低效率和防守而不进攻是很不赞同的。他们认为蒋介石只想固守重庆和昆明，而不想开辟盟军最需要的中国东部战场。由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的僵持局面，日本关东军的主力才得以抽身调至太平洋战场。史迪威的日记和留下的大量文件记录了他当时如何与蒋介石交涉关于盟军要求中国军队（包括CAI）在中国大陆和缅甸北部发动对日军的攻势（史迪威留下的文件在美军中缅印战区历史三部曲《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Series》CMB_Pub_9-1，9-2和9-3中大量提到和引用）。

开罗会议给蒋介石个人和中国的抗战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鼓舞。一个落后的，受尽屈辱的国家能和世界头等强国坐在一起商讨对日战争的进程和亚洲战后的计划。但开罗会议也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对华政策在此之后有了调整。在此之前，罗斯福延续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大量战争物资和空军支持，包括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而不要求如何回报。而在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坚决要求中国在对日作战中采取攻势，打击日军来作为美国租借物资的回报【9】。

为了打破日军对中国的封锁，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非常希望1944年盟军启动在缅甸的两个战役。其一是代号为ANAKIM的计划，盟军从仰光港口登陆夺回缅甸。另一个是代号为海盗的计划（BUCCANEER），是在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的两栖作战。蒋介石政府尤其希望实现的是海盗计划，认为可以转移日军在缅甸的主力而减轻对中国的压力。海盗计划在物资的分配上与代号为铁砧的计划（ANVIL，1944年在法国南部的两栖作战与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同期）有冲突。因为铁砧计划远比海盗计划更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海盗计划遭到了英国人的强烈反对。丘吉尔明确表示，他对中国人没有任何义务【10】。无疑，当国家利益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要占上风。最终，海盗计划被美英两国的联席指挥部推迟以至最后取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最后的选择就是史迪威早已拟定的缅北攻势和怒江战役（Salween Campaign），中国人自己打开日本人对中国大陆的封锁。蒋介石几经反复之后，最后同意了史迪威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盟军东南亚指挥部（SEAC：South East Asia Command）的最高指挥官（Supreme Commander）蒙巴顿海军上将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向他（CKS）提供弹药，如果他们仅用于内部的政治目的【11】”。 SEAC的战略计划是要进攻苏门答腊而不是缅北的密支那（Myitkyina）。最后在罗斯福的干预下，丘吉尔才答应SEAC将不撤出它在缅北的军队去支持进攻荷属西印度群岛的计划（代号为CULVERTRIN的战役）【12】。

就这样，缅北战役的重任就落在了X-Force，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CAI），包括新一军（含新38师，新30师和50师）和新六军含（含新22师和14师）。而怒江战役的重任就落在了卫立煌将军指挥的Y-Force，包括第2军（含9师，33师和76师），第6军（含暂2师和36师），第71军（含28师，87师和88师），第53军（含116师和130师），第54军（含36师和198师），第8军（含荣1师，82师和103师）。

注释：【1】.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s Fourteen Points (January 8, 1918)

【2】. 30个德械师这个数字是源于德国顾问团的文件，不太可能是完全装备的德械师。

【3】.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 (CMB_Pub_9-1). pp. 7-8

【4】. A total of $50.1 billion (equivalent to $611 billion today) worth of supplies were shipped: $31.4 billion to Britain, $11.3 billion to the Soviet Union, $3.2 billion to France, and $1.6 billion to China. （From Wikipedia）

【5】.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p. 389-390

【6】.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 52

【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 53

【8】.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 474

【9】.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p. 78-80

【10】.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 70

【11】.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 81

【12】.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 (CMB_Pub_9-2). p.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