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从“不干涉内政”使中资在利受损看中国外交政策“两个凡是”》

作者：潮水

目前，中资在利比亚究竟有没有损失？毋庸置疑，答案是有。前期投资188亿美元尚没有收回。其中，中石油前期投资12亿美元处境更显危急。

祸缘由中方“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而起

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累计对利比亚投资4269亿美元。今年初，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钟曼英透露，截至当时已经有26家中资企业进入利比亚，涉及200多亿美元的项目，主要分布在住房、铁路、石油服务、通信领域。其中中石油投资12亿美元。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所有的项目都处在中止的状态。

那么，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项目会有怎样的命运？中国资产是否安全？

复旦大学孙立坚说“最乐观的是”，作为负责任的新政府，反政府武装在获得政权后，应该承认并履行卡扎菲政府执政时签订的所有合约，这样，中国政府与企业在其投资项目将基本不受影响，在政局稳定后逐步恢复施工。

然而，事实并非孙立坚所愿，利比亚反对派政府表示，他们会分清敌友，在合同谈判中区别对待。“和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司合作，没有任何问题，”路透社援引反对派控制的石油公司Agoco的发言人阿卜杜勒·贾里里·马尤夫的发言说。利比亚反对派政府反对中国参与利比亚战后石油项目的重建，路透社援引利比亚反对派“革命军”控制的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Agoco）的同一发言人马尤夫说：“但和俄罗斯、中国以及巴西的合作就有可能涉及一些政治问题。”因为，中国主张对利比亚“不干涉内政”，反对对卡扎菲进行严厉制裁，认为应该先用和谈解决问题。如果这是反对派的官方态度的话，那么不但中国无法获得在利比亚新的石油投资项目，而且前期卡扎菲时期的投资也将无法得到保证。

对此，中方很着急。中国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文仲亮8月23日表示，中国对在利比亚的投资感到关切。文仲亮说：“大家都知道，由于利比亚局势的一些影响，我们在利比亚的投资活动是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希望，在利比亚局势稳定以后，对中国投资的权益予以保护。同时也希望继续跟利比亚开展这方面的合作。”文仲亮感到关切的发言能否得到利比亚反对派的正面回应还是未知数。

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对利比亚“不干涉内政”外交政策主导之下，中方反对对卡扎菲进行严厉制裁，主张“和谈”解决问题。然而，在北约的空袭轰炸、英国特种部队介入利比亚地面战争“催化剂”下，利反对派得到强大助力。历经6个月内战后，“革命军”最终攻占的黎波里卡扎菲官邸。利比亚反对派开始在利执政。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8月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其实，这就是“默认”北约轰炸、地面军事介入导致卡扎菲倒台的“事实”。

中方从北约空袭卡扎菲政权之初就已经知道，卡扎菲政权根本无力对抗北约，必然倒台。但是，既然中方知道答案，为什么没有一早及时支持利反对派？这是由于中方有对外“不干涉内政”外交政策的自我羁绊。中方自缚手脚，没有及时把对卡扎菲的观望政策及时调整到对反对派的支持的外交立场上来，没有撤退驻的黎波里使馆，没有撤退最后留在的黎波里的少数中国公民及新闻从业人员，没有支持国际社会对卡扎菲政权的严厉制裁。当卡扎菲迅速垮台成为事实之际，中方措手不及。

中资在利损失的实践成为检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正确与谬误之真理的唯一标准。惨痛的预期经济损失教训说明时代在发展，中方的外交政策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在世界融入全球经济新时期的今天，中方的外交政策也需要做出必要的相应调整。

中方在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海外国家与地区，理应实事求是，政经分开，摒弃不合时宜的“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在中国拥有经济利益的全球各个角落，不论执政者是谁，也不论执政者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是否与中方一致，中方都需要理直气壮亮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立场，反对把中方的经济利益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对越南）。

如果对方不顾中方的经济利益、或有意侵害中国的经济利益、亦或对方不能有效执政，因此不能有效维护中方在其境内外的经济利益，中方就应有权寻求采用和平手段以外的一切手段来维护中方的经济利益，以防止中方的利益受到侵害，必要时有权选择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考虑在某一特定时期与某一特定地区为维护中方的经济利益加入国际社会阵营，前提是如果这一加入有利于维护中方的经济利益。而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凡是北约支持的，中方就必须反对”，从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因此而被对方指摘“干涉内政”也在所不惜。中国在利比亚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卡扎菲政权不能有效保护中方在利经济利益，中方迫不得已，只能选择拥有有效执政实力的反对派政权来保护中方在利利益。“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无视中方在利经济利益，在维护中资在利比亚经济利益的实践中败下阵来，被事实证明有百害而无一利。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并于1955年4月18日写入万隆会议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
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自身经济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因此，“不干涉内政”打上了冷战时代的历史烙印，这一政策是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政策的需要。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接着，中国历史走入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后冷战时期。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开始腾飞。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国家利益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范围，不断向世界各大洲、各大洋扩展和延伸。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国际依存度日益增大，形成了环太平洋经济圈、环欧亚大陆经济圈、环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经济圈。在各经济圈内，中外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渐占到了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外共存、共荣的新型经济体系，使中外双方彼此再难以按照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切割成敌对的政治阵营。国家利益涉及到的海外地域日益扩大使中国外交政策中的 “不干涉内政”的“修正案”提上日程。在利比亚战乱撤侨行动中，中国海军“徐州”号054A型导弹护卫舰首次驶过苏伊士运河。昂起4英寸口径（100毫米紧凑型隐身主舰炮）大炮的炮口，“徐州”舰驶近利比亚海岸，为撤侨民船保驾护航，而不再理会国内的外交界以吴建民为首的一批思想僵化的极左“学者”，所谓反对对利比亚实行“炮舰政策”的谬误评论。

祸起萧墙 外交战线的“两个凡是”才是始作俑者

毛泽东曾经说过，“极左”说到底其实就是极右。这是说他们形“左”而实右。思想僵化的极左派“学者”吴建民们张口闭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周恩来制定的”，所以，“永远不能变”，“凡是周恩来在外交战线过去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周恩来曾经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与继承。”他们中的某些人动辄用“你反对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的大帽子来压制、打击试图在外交战线与时俱进，调整对外政策的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核心。

这不禁令人回忆起1976年中国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得“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后来遭到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内改革势力和国内许多人士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真理出自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代在发展，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也只能与时俱进，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中国外交战线的“两个凡是”必须革除。不合时宜的 “不干涉内政”外交政策有害于国家经济发展利益，必须摒弃，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务实外交政策。（作者：潮水）

（作者是原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编辑室副处长、商情调研员、美国哈特福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知名媒体政治军事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