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整党中共肯定要重蹈苏共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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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整党，中共还能走多远？8000万党员有用吗？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历史还要在中共身上重演吗？这一点美国人在继续导演，国内汉奸精英再继续紧跟。

    我弄不清楚得是，如此腐败泛滥的政党，居然被说成盛世美景。谁在忽悠人民呢？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你有吗？只有那些掌握着国家权利的人，他们故意这样做，因为美国人需要这样忽悠，西方意识形态需要这样忽悠。资改派们十分清楚，最好的治国方案就是麻醉剂。说中国共产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在于它仍然不肯承认自己是一只快烂透了的苹果，仅仅外表光鲜而已，实质上内在的东西已经彻底腐烂了，开始淌臭水了。如果它依然不肯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整党运动，那么它重蹈苏共灭亡的覆辙也就为期不远了。有心人可以看看张树华所写《苏联共产党究竟是如何丧失领导权的？》的文章，刊载于2011年8月8日的《瞭望新闻周刊》上。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将张树华的文章附在后边，读者自己看吧。看罢张树华这篇文章，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中共正在重蹈苏共覆辙。加浓的字体是鄙人的行为，只是为了提醒读者，没有别的意思。顺着这些加浓的字体看下去，中国的资产阶级目前也在这样干，难道不是吗？                                              附件     

苏联共产党究竟是如何丧失领导权的？

张树华

2011年08月08日10:4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1年正值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0周年。20年前的苏东国家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丧失党魂、蜕化变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
　　2009年，美国苏联历史问题专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拥趸者史蒂夫·科恩：在《苏联的宿命与失去的抉择：从斯大林主义到冷战》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和政权的瓦解。（连美国学者都承认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博主注）
　　政治道路：改革还是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此后50多年，西方阵营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更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对中国也是如此——毛主席早就提醒了我们，文革是预防和平演变的一场演习——博主注）
　　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将其视为攻击苏联政治制度的有效砝码和利器，先后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基金会，在苏东阵营寻找政治代理人。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旗下的刊物——《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陷入人权、民主化的泥淖，被人权和民主化束缚住手脚乃是苏联走向全面崩溃的前提——中国目前正在重演历史——博主注）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领导人逐渐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最后落入了西方国家设下的“民主、人权”等政治圈套。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上任后不久，戈尔巴乔夫便提出“公开性、民主化、改造”等口号，力图通过在苏联内部的“民主化”配合向西方退让、妥协的外交“新思维”。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小杰克·F.马特洛克、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也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有瓦解的危险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此话一点不假——博主注）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无异于是“思想自杀”行为。在短短的6年左右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得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领导：坚持还是放弃？
　　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削弱、后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5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
　　思想上削弱。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引导改革和国家发展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
　　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反思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所有这些逐渐导致苏共成为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许多人忧虑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摇摆不定。28大通过的纲领中苏共党的宗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组织基础遭到彻底的改变，大会还规定了各个联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拥有无限的独立性。（思想上削弱乃是第一步，目前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在采取这样的步骤瓦解毛泽东思想，贬低毛泽东思想，取消毛泽东思想——博主注）
　　组织上分裂肢解。如果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那么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利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将党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组织上歧解已经开始，左右派斗争进一步加剧——博主注）
　　法律上取消——由领导党变为议会党。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前夕，莫斯科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国内也有少数精英们照此办理，提出多党制两党制，军队国家化等等——博主注）

    与此同时，受东欧剧变影响，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多党制表示认可。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修改宪法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
　　据苏联科学院原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曾为几任苏共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并认为这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党，其中一个是强大的社会民主派。
　　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主义是撕裂苏共的裂口。苏共28大通过的政治纲领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空间。正如俄罗斯学者写道：“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最后是抛弃与葬送。苏共后期，苏共实际上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等高层所抛弃。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对党已经失去信心，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7月苏共28大会议期间，苏联的国内形势更加危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和示威连续不断，大批党员退党。曾担任政府总理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如果中共不能进行整党，继续允许大批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存在下去，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重要部门权力之后，政变就会变成现实——博主注）
　　据苏联《对话》杂志报道，1985年苏共退党人数4万，1986年为4.5万，1987年为4.9万，1989年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28大以后七八月又有31.1万人退党，出现退党高潮。1991年7月，据苏共中央公布，在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的队伍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苏联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的比重较大。1990年头5个月，在莫斯科的1.1万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占57.4%。1990年6月15日，全苏矿工代表大会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同时，声明矿工“不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苏共是工人自己的党”。
　　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到1991年夏天，苏共——这个有着90多年光荣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大党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
　　宪政体制：完善还是拆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部分高层领导决意要与现行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
　　1988年开始，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苏联成了“改革”的人质，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
　　政治热与治理失败。戈尔巴乔夫认定，苏联的官僚阶层是苏联落后的“罪魁”。为此，政治改革的矛头应当转向各级权力机构。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被唤起的各种势力纷纷投入到政治热潮。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更加严重。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趁机将矛头对准了苏联及其国家制度，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全面失控。（社会两极严重分化正在导致共产党失去工农阶级构成的人民群众这个基础队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正在瓦解共产党的领导权——博主注）
　　政治混乱与秩序失控。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地下刊物问题又滋生开来。1987年12月非正式组织数量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西式自由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1987年底之后，一些组织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这些非正式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培养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中共党校事实上已经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博主注）
　　民族冲突与国家瓦解。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经济每况愈下。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了瓦解苏联社会的催化剂和启爆器，几年后雪崩式压垮苏联。（藏独疆独台独势力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就是明证——博主注）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民族动乱。1988年2月开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地位问题发生了越演越烈的武装冲突，持续多年。1990年1月又发生巴库流血事件。除土库曼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大规模民族冲突。1988年到1991年的4年中，苏联境内共发生175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这些民族冲突的后面是由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操纵的。
　　1990年之后，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拥有国家主权，提出退出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优柔寡断，纵容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苏联国家已经濒临分崩离析的境地。
　　到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8月19日，苏联部分领导人仓促策划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意志力和社会支持，这次挽救苏联的绝望的努力不到三天便宣告失败。随后，苏共中央宣布解散。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林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
　　苏共政治改革失败导致丧失党魂的教训警示后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一条全面的、科学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善意的提醒，值得深思——博主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