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特权阶层是埋葬苏联的主力军　　

   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之前，只有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巴黎公社只存在72天，就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失败了。马克思说“即使巴黎公社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巴黎公社在实践中，践行着这样的原则：一、国家公职人员不断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国家工作人员；二、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三、让所有人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都成为暂时的官僚。对此，列宁高度评价说：“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由选举产生，把他们减到普通人的工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的原则却是超越时空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有充分的论述。列宁具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思想。但由于苏联脱胎于封建残余非常浓厚的沙皇俄国，建国后又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下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基本上不具有建立直接民主的条件。列宁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严防党和政府官僚化进行了认真探索。苏联还未来得及建立完善的民主体制，列宁就与世长辞了。列宁去世后，他的许多探索也就戛然而止了。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叫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是经济运行体制，还是政治运行体制，都非常缺乏民主。　　

由于严重缺乏民主，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滋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从历史上看,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源于任命委派制度，而任命委派制度又源于苏共“职务名册”制度。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的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年11月16日，苏共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的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最重要的职务名册有三号：第1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2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3号“职务名册”，是由各部委员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职务名册”制度推广的结果，苏共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斯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对领导干部有巨大的腐蚀作用。尽管在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政治高压下，还是出现了不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现象，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
     赫鲁晓夫对苏共的体制机制深有感触。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他做了《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联的体制机制弊端进行了全面揭露，但他把原因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赫鲁晓夫宣布进行“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重要工作变部门领导为地方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措施：一是改组保安机构，限制其权力，改变保安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二是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三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四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法制，恢复检察机关职权；五是减少高薪，缩减国家机构。但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僚特权制度，改革只能是半途而废。随着赫鲁晓夫主观主义的发展，个人专权的势头愈来愈严重，瞎指挥、个人专断愈来愈多，加上某些改革措施，如领导干部轮换制，并不为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所欢迎，最后导致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 “要保证对干部队伍的尊重”，理论家苏斯洛夫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一切成功的保障”的所谓理论。勃列日涅夫采取了完全依靠官僚特权阶层的方针，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领导干部轮换制度和任期制度，恢复并扩大了官僚阶层的特权。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官僚从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也摆脱了赫鲁晓夫领导干部轮换制的困扰。当时苏共领导干部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承平之官”，与革命时期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老布尔什维克”相比，既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又不具有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安享官僚体制赋予的种种特权，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这个阶层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据估计，官僚特权阶层的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1.5%。　　

 全面分析苏共官僚特权阶层，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是隐秘性和保密性。列宁时期，苏共党内事务很透明。当时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得到他作为其成员的党的当选机关及从属于它的执行机关(常委会)及其办事机关的一切信息；连普通党员也拥有党员的平等权利。苏共党章规定，任何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的声明完整地送给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报刊编辑部”。在斯大林时期，随着官职等级名录制和任命委派制的确立，领导干部的任命、委任、确定职务以及等级特权待遇的享受，都是由领导机关自上而下确定，最后由高级领导人批准，避开广大党员的耳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随着斯大林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党的保密制度更为严格，更为变本加厉。日益严密的保密制度，使得普通党员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例如，特权待遇，就是中央一级行政部门通过少数几个人确定下来的，别人很难了解情况。因此，下级干部，更不用说普通党员，对此难以说三道四。
     二是专权性和反民主性。官僚特权阶层，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官职等级名录制，从形成之时起，就没有经过民主讨论，而是少数领导者以至最高领导者个人确定的结果。因此，他们掌握党政机关大权，控制着这个庞大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趋向专权、反对民主。官僚的权力既然都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和中央机关委任得来，或者是名为选举，实际仍是上级委任，因此，他们忽视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也忽视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民主权利。对掌握大权的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人，苏维埃系统和党的监督都丧失了独立地位，而且形成了监督机构服从于受监督者的现象。无论苏维埃系统的监督，还是党内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制度，都不能真正有效地对执行机关实施监督。这就加强了官僚特权阶层的专权性和反民主性。斯大林之后，专权和反民主的这种极端表现有所改变，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这种专权、反民主的极端趋向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即便在号称“解冻”年代的赫鲁晓夫时期， 1962年6月发生了罗斯托夫州诺沃契尔卡斯克市因食品涨价群众闹事的事件，苏军奉命开火开枪，打死、打伤群众多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加强迫害、判刑，以至制造借口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精神病院，等等。
      三是保守性和腐朽性。官僚特权阶层强烈要求维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体制。因为官僚特权阶层，是从这些体制中产生的，享受着这些体制带来的一切好处，因此要极力维护这些体制，力求稳定，反对变革。即便出现某些变革，也要竭力使之流产或流于形式，最后使之走回头路。1965年柯西金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无果而终就是典型事例。柯西金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权力，发展市场经济关系，但改革推行后，经过前后几年不断地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不得不偃旗息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布拉格之春”。苏共领导层害怕这场改革波及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就对这场改革，先扣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帽子，然后以苏联为首，纠集五个国家军队出兵镇压。这个行动暴露了苏联统治层也即官僚特权阶层的极端保守性和虚弱性。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之下，1973年5月，由基里连科牵头的工作小组为苏共中央全会准备了一个推进科技革命的报告，呈送给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没有兴趣，压了下来。科技革命报告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苏联发现了西西伯利亚秋明油田。当时国际石油价格因中东战争暴涨了十几倍，苏联靠出口石油赚得大量外汇，财源滚滚而来。苏联领导层于是可依靠石油美元购买外国设备，大量进口粮食，缓解经济困难，而不愿搞费脑筋的科技革命。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在他的保险箱中找出了这份报告。这种对待科技革命的态度，充分地暴露了官僚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落后性、保守性，以至腐朽性，早已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过来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制动器和压抑者。
      四是两面性和欺骗性。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除了因控制党和国家统治机构之外，还因他们有一套两面性的欺骗手法。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40年代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得以维系人心的重要业绩。但在卫国战争之后，苏共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的经济政策，极力压低工人农民的收入，同时却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特权阶层的各种特殊待遇、享受只增不减。官僚特权阶层的两面性、欺骗性不断暴露。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一，就是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过着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实际上却极力压低工人、农民的收入和福利的水平。当时苏联尽管有较高的就业率，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却被压得很低，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水平。据苏联报刊报道，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只有30%，而美国则占62%。对农民来说，则经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固定在农庄里，经过“义务交售制”，加上后来的低价采购制，迫使农民将农畜产品低价交给国家，并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和不自由境地。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二，是为确保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和享有的特权利益，在卫国战争胜利后，不顾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要求，继续扩军备战，把军备扩展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搞起了一个超军事化的经济，生产资料和军备生产比重过高，消费资料生产比重过低。从而导致消费品长期短缺，工人工资水平只能限制在很低水平上；另一方面，隐瞒经济的畸形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恶性影响，隐瞒军费开支的实际数字，把苏联伪装成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统计国防开支数字只有200亿卢布。只是到1989年，才第一次公布了较为实际的数字：苏联国防开支为780亿卢布。但这仍是大大压低了的数字。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三，就是在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上夸大成就。这是苏联领导人，也是这个特权阶层欺骗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法。谢柳宁、哈宁合著的《虚假的数字》一文揭露了这种手法。这篇文章否定了1929～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3倍(年平均增长8.1%)的虚假数字，而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数字：增长5.6倍(年增长3.3%)。　　

 五是贪婪性和颠覆性。贪婪性首先就表现为贪权，把持住大权不放。苏共领导许多人任职之后，事实上成为终身制的根源就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点表现得最为突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期身体状况恶化，但仍然把住大权不放。在他带动之下，领导层的职务终身制越来越普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除去去世的中委)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策的后果是，领导干部严重老化。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是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召开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到75岁。　　

 贪婪性最本质的东西是贪财。贪权的目的最后是依杖权力聚敛财富。这些人由于大权在握，无人监督，得以为所欲为，重大贪污案件不断发生。勃列日涅夫对他领导期间下属的贪污不法行为，常常装聋作哑，不去过问。在最高领导人庇护和带动下，苏共特权阶层的贪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特权阶层的稳定发展到完全成熟以至烂熟并充分暴露其贪婪性、腐朽性的时期。苏共领导层加速脱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苏共最后败亡准备了条件。 　　

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滋生发展，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震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稳定、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局和改革政策的混乱，直到最后成为埋葬苏联的主力军。《20世纪俄国史》的作者深刻分析到：“80年代中期，新阶级世纪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的财产的途径。”　　

  戈尔巴乔夫是打着改革旗号的上台的。但他对官僚特权阶层日趋腐化的危机，漠然无动于衷，视而不见。执政之后，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据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讲，特权待遇的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在其执政后期，特权阶层范围并有所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实行“三自”(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改革，颁布《个体劳动活动法》，《合作社法》等，官僚特权阶层的若干头面人物，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同高级领导人的种种关系，取得各种特殊的经营权力，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侵吞国家财富，逐渐从管理者变成占有者，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实际是在埋葬苏联，埋葬社会主义。　　

最先是从共青团开始。他们利用了在苏联这时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自发形成的时机成立专门机构“青年科技创作中心”，涉足影视业、国际贸易、旅游业等领域，并从事倒买倒卖的金融活动。这就是所谓“共青团经济”。后来出现的七大银行家中的有些人，就是由此发家的。
     另一种形式，在1989～1990年间，在各个国家职能部基础上建立康采恩和托拉斯。部被取消，在此基础上成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部长或副部长任公司总裁，国家股份由集团公司领导托管。其他股份在部的领导人之间被瓜分。著名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
     再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国家银行基础上建立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后来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私有化组织起来的。有的商业银行是在部的财务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的董事长。石油化工银行、无线电技术工业银行和其他一些所谓“部门银行”统属此类。
      最后，在商业领域，则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的商社。通过苏维埃的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团交易所(莫斯科商业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许多合资企业和一些大的商社。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些掌握着管理权的官员们，谁是管理者，谁就成为占有者、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苏联剧变之后，不论在商界和政界，官僚特权阶层基本上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高位和利益。　　

俄罗斯和原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则是经历了原苏联中央和各共和国特权阶层人物之间的争斗最后形成的。这种争斗，特别是地方官员阶层，在苏联解体中起了很大作用。据俄罗斯学者分析，“苏联社会的民族官员阶层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变成一个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的网络性特殊集团。各地的民族官员集团起初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十分戒备。后来开始利用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巩固自己的权力。1990年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人民代表选举时，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带头作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大部分民族官员变为新的政治精英，保留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从而完成了由苏联民族官员到新独立国家政治精英的转变。”　　

  这些政治精英中，叶利钦打着反特权的旗号，赢得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为了同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最后竟不惜使苏联解体。叶利钦在竞选人民代表时，故意坐公交车到区医院挂号看病，表演作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时，“同特权作斗争是他重要的竞选口号”。但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叶从未放弃过与高层职位有关的特权。”。在他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就想方设法排挤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他拒绝戈尔巴乔夫有关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建议，宣布“苏联停止自己的存在”，完全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同时苏联也从此宣告解体。 　　　　

总之，苏共官僚特权阶层，是在高度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十分封闭的体制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批人待遇优厚，手握党政大权，在严格保密制度下，不受任何监督；这批人在中央委任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体制下，惟一专注的是如何讨好上级，求得升迁，以便取得更高的特权待遇；随着高居领导岗位日久，这批人拉帮结派，相互包庇，形成了各种集团，以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随着权势地位的发展，这批人日益熟悉领导层应付人民群众要求的各种手法，他们习惯于利用各种动人的口号，欺骗人民群众，掩盖问题，炫耀成绩；这批人长期在优裕环境中度日，惰性很大，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一心维护旧有体制，对改革畏若蛇蝎，迫不得已时最多只在形式上敷衍一下，而无意进行真正的改革；随着新老领导干部不止一次的交替，新提升上来的领导层越来越难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心安理得地利用手中权力以多种手段聚敛财富，特别是当发现改革政策有漏洞可资利用时，就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把公有财产攫为私有；而在政局出现变动有利于他们扩大权势地位时，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捞取私利，而使国家陷于瓦解境地。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社会主义信仰完全丧失，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神往。他们已不完全满足于生活上特权享受，而是要把由他们控制但是并不归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传之子孙后代，由政治垄断回归到政治经济双重垄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他将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搞“民主化”“公开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这就为整个官僚集团公开与“资本主义”接轨提供平台。官僚集团与西方国家还与被愚弄、对西方民主充满幻想的普通人民群众一起，上演了一出盛况空前的“反社会主义”大合唱，合力把苏共推向“亡国亡党”。据《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5年第1期材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新精英的构成和来源的情况如下：最高领导中来自旧权贵阶层的占75%，政党精英中占57%，地方精英占82%，政府占74%，商界精英占61%，总体占69%。今日掌管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是旧时的权贵，即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中的人物。苏共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苏共的葬礼上一夜暴富。　　

笔者认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走到一半：进行了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由于通行的是干部任命委派制和职务终身制，人民群众并未当家作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翁，而是被当家做了主人。而且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体劳动者共有，但人民群众并未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没有享受多少民主权利。由于普遍通行的是干部任命委派制，民主的缺乏，先是官僚主义蔓延，再就是发展成为官僚特权阶层。苏共干部（官僚特权阶层）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掌握所有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并不归他们所有。由他们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享受着种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官职挂钩的，不能传之子孙。一旦失去官职，特权就不能再享受。为了让世代享有特权，最安全最保险办法就是私有化。由“官僚社会主义”倒退到“官僚资本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告诉我们，让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两点是必须的：一是“人民公仆”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让人民群众享受比资本主义更健全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权利；二是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主人，成为劳动的主人，建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当家作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