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裔研究学者周敏： 模范少数族裔 另一种排外机制

（2011-04-10）
 
 
● 周兆呈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亚裔研究系教授周敏即将来新担任南大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并举行公开演讲。周敏教授一直关注华裔、亚裔在美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在洛杉矶专访周敏教授，听她谈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中国崛起的影响以及美国传统华人社团和新移民社团的困境与发展。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亚裔研究系教授周敏，上月14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撰文《从“外来人”变成模范美国人》，以学者的理性分析，认为骆家辉是美国梦实现的象征，也是公民权利受到保护的象征。

　　在文章的最后，她也说，亚裔美国人还是需要不断地证明他们是忠诚的美国人，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受到注目的时候。

　　作为研究移民课题的著名社会学者，周敏教授20多年来一直关注华裔、亚裔在美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如同她1992年出版、让她在美国社会学界崭露头角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改变了对唐人街的既有分析模式一样，她多年来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来推动外界对于亚裔和华裔在美国社会状况的改观。

　　她经常谈及的一个话题是“模范少数族裔”。周敏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模范”其实是另外一种排外的机制，把你放到另外一个边缘，不过不是底层的。

　　“模范少数族裔”出现的背景是60年代平权运动的高峰时期，主流舆论塑造的政治目的是把华裔和日裔这两个在制度上受过排挤的族裔树立起来，成功没有依靠政府的帮助和福利，就是让其他族群看，你们不成功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制度的问题。

树成模范后的孤立

　　周敏教授认为，“模范少数族裔”是一种意识形态，华裔对这一概念也有争议，看法不一。有人欣赏其正面影响和激励作用，但周敏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别人一直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判断成功总是受双重标准的影响，代价和压力就很大。而且，“各个少数民族争取权利原本是共同的利益，你被树成模范之后，其他的族裔就不跟我们一起建立联合阵线了，我们就变得很孤立”。

　　那么，骆家辉的新任命是否意味着“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来到新的阶段、将发生变化？周敏认为，这很难因为个别人的成功而消除，只能不断让公众渐渐了解，她也相信无论如何，骆家辉最终都会有一些敏感，怕人家把他当外国人，因此会更加刻意地证明自己是美国人。做驻华大使，这种敏感会让他避免很多事情。又会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最重要的是，“作为骆家辉，他宁愿被中国人说，也不愿被美国人说。”
　　另外，“模范少数族裔”也有错综复杂的因素，使得其最终很难消除。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进来，会不断强化“外国人”的概念。周敏说，“美国媒体洗脑的能量比中国媒体洗脑的力量还大。而那些消除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土生亚裔，却可能因为那些移民来的外国亚裔把自己又变成了‘外国人’”。

　　“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在其他国家，也是可以被证明是外来移民成功的象征。但周敏教授认为，当运用到其他国家的故事中，比如新加坡，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大一样。新加坡没有按种族去把移民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谈论移民比较着重个人，不会去强调种族身份并将其当成族群的代表，因此这一概念的负面影响就没那么严重。跟美国比起来，新加坡社会可能更包容一点，没有觉得新移民是蠢的、是懒的，对于移民的不满，也不是种族化的批评。

　　“而在美国，这是一个很强的少数民族的概念，美国不仅有对外国人的批评，还有种族上的某种低视。因此，刻意树立‘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

美国传统华人社团的困境和挑战

　　近年来，周敏教授也关注美国跨国华人社团的运作。在大批华人新移民从中国和世界各地移入美国后，由于移民常常通过社团的形式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在美的华人社团也迅速激增。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华人社团也面临诸多困境。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人员的老化，缺少新人入会。

　　“一年一次春节，几代人聚在一起，有不少与外族人通婚，大家很有意愿聚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激发兴趣的活动了”。

　　周敏也注意到，新移民成立自己的社团，跟传统的华人社团联系并不密切，除非有中国方面的牵头，比如中国代表团来访，华社的社团们会联合负责接待活动。双方互动不多，一是因为语言，老社团是广东话当家，新移民社团则都是普通话，其次兴趣不同。新移民加入社团属于联谊性质，组织灵活，可以同时加入多个社团，而传统华人社团则大多组织相对严密，有详细的规则。

房产问题影响新旧移民融合

　　传统华人社团无法广泛吸纳新移民成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房产问题。这些组织大多在唐人街拥有自己的会馆或建筑房产，而新移民社团则多是通过网络联络，没有固定会所。仅仅因为要吸收新成员，就让到达美国不久的新移民“分享遗产”，很多社团是有顾虑的。这些困难，和新加坡一些宗乡会馆的处境有相似之处。

　周敏教授认为，美国的传统华人社团更有机会转型，一方面，每个传统社团都设立奖学金，吸引下一代的移民，另一个优势是跟中国往来，传统社团更有资源。中国地方政府与传统社团关系很密切，传统社团的社交网络、建筑房产，都使自身具有很大的合法性，借助侨领的地位，可以在中国扩展资源，这是很大的利益驱动。也使得移民不必完全靠主流社会，走族裔的道路也可以很成功。
中国崛起对美国华人影响

　　谈到中美关系中的华人社团的角色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对华社的影响，周敏说，“在个人、社团两个层面都很敏感”。

　　一方面，大家都希望中美关系不要紧张，不然在工作、学习的环境，都会让华人感到某种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华人移民抬得起头，甚至有些傲慢。“有些人与当地的关系相处不好，就是因为中国强大，让这种民族自豪感不断地膨胀。

　　在一些郊区的华人聚居地，有些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还把当地人的不满和批评说成是种族歧视，再加上中国共产国家的背景，会激发美国人反中的心理情绪，以及落实到行动的负面后果”，比如通过立法、民主进程，对双语标志的扩大进行限制、选举时对华人候选人不予支持等等，墨西哥人在这里看足球赛，个个拿墨西哥旗，美国人无所谓，“但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假想敌，一些重大的体育比赛或公共假期时，摇中国国旗也是件比较敏感的事情。我们要是摇中国国旗，也一定会同时摇美国国旗”。

　　在美国，新移民主要是指1965年移民法通过之后前来美国的移民，但不包括在校的留学生。周敏教授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新移民谈起中国的崛起，很自豪，甚至自豪得有些傲慢。“以前美国父母教孩子吃东西时常说，‘你还不吃，必须记住在中国还有很多饥饿的孩子”。现在这样的教训话语听在中国新移民耳里，已经成了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