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的實際人口根本沒有13億，這絕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真實的現實！

　　中國現在的實際人口根本沒有13億，這絕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真實的現實！
　　一些人可能根本不信，請聽我慢慢道來，先擠干中國人口普查數據中的水分，看看真實的中國人口現狀。
　　人口數量多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出台的關鍵原因。但最近一段時間曝光出的“房妹”、“房姐”等事件說明中國的非法多戶口現象多麼嚴重，此前是否存在多戶口現象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 存在的可能性很大。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證明多戶口人員的比例，但這肯定可以讓我們再次質疑歷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準確性。
　　從1949年至今，中國分別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與2010年進行過六次全國性人口普查。由於城市化水平低，流動人口少，中國1982年、1990年兩次全國人口普查被 國際社會稱為世界上質量最高的普查。根據普查表的數據，用年齡別存活率計算，1982年的100391萬人到1990年的時候還存活95677萬人，而1990年人口普查8歲及以上人口為95484萬人，誤差 率只有0.203%。說明兩次普查互相吻合，普查質量高；也說明用年齡別存活率推算人數的方法很準確。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說明中國早已錯過了停止 計劃生育的時機，需要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了。
　　但是人口普查辦不相信普查結果。根據原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成員梁中堂教授發表在2010年7月19日《瞭望》周刊上的文章介紹，普查實際摸底匯總人數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就臨時穿 插一項在全國複查、補漏的活動，又找回來4000多萬人，全國登記人口才變成12.43億。即使這樣，它比1999年統計公報還是少了1430萬人。於是，有關方面又“評估”出一個1.81%的漏報率 ，追加了2227萬人，達到12.658億——一個與年度人口變動監測勉強可以銜接的數據。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六普”），吸取2000年人口普查的教訓，實行“見人就登”、“見戶口信息就登”兩頭登的登記方式，可以防止漏報，但是毫無疑問，會提高重報率。盡 管如此，連廣東、福建這樣的人口流入大省的人口也低於預期。以福建為例，普查匯總人數只有3329萬，但後面公布的數據卻是3689萬，比匯總人數多了10.8%。如果全國都像福建這樣，那麼 2010年人口數是在普查摸底基礎上，“額外”加了上億人口才變成人口普查辦公布的13.4億人。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張為民（也是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是2000年、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實際負責人。他認為實際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應該高於政策生育率1.465（事實上原始數 據是1.38，被額外乘以1.06之後變成1.465的），實際人數應該少於戶籍人數，學齡兒童入學率應該為100%。根據這些前提，他判斷普查存在漏報，尤其是低年齡組漏報嚴重，因為：1、普查 摸底人數比戶籍人口少。2、將人口普查各年齡人數口回推到入學年齡人數，發現比小學入學人數少20%以上。於是人口學家和統計學家往上修正總人口，使之比戶籍人數多；並將2000年1.22 的生育率修正為1.8，將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正為1.6，得出了“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的結論。
　　其實這些修正方法是存在問題的。實際生育率低於政策生育率是可信的，因為存在不孕、單身、丁克等人群，很多允許生二胎的只生一個。比如北京、上海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是 實際生育率只有0.7（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匯總數據）。台灣、韓國的政策是大力鼓勵生育，但是2010年台灣、韓國的實際生育率分別只有0.895、1.122。
　　普查摸底人數比戶籍人數少是可以解釋的。隨着城市化率從1990年的26.2%提高到2000年的36.09%、2010年的49.7%。人口流動性增大、人戶分離現象突出，而中國的很多利益都與戶口相 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一份課題報告稱，目前與戶籍掛鈎的個人權利有20多項，涉及政治權利、就業權利、教育權利、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對官員和富人來 說，多戶口還可以轉移、隱匿財產，以躲避反腐和稅務調查；可以利用多重身份非法經營、非法融資及借貸。而且多一個戶口，就可以多辦一張護照，便於在政治、經濟風暴中抽身而逃。因 此，人們有獲取多戶口的強大動力。
　　“六普”結束之後，全國規範了戶籍管理，多戶口現象大為減少。但是從最近曝光的事件看，多戶口現象仍然很普遍，比如陝西“房姐”龔愛愛有4個戶口，“韓聚銳”有8個戶口，廈門 女商人徐敏擁有3個戶口，山西“房媳”有京晉兩地戶口，鄭州“房妹”一家四口人每人都有兩個戶口。光是河南中牟縣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原所長李志強等人一年就給辦出了1980個空戶口。雖 然仍然有部分人沒有戶口，但是通過各種關係獲取多個戶口的人數也在加速增加，這就導致戶籍人數很可能超過實際人數。
　　“學齡兒童入學率為100%”這個前提也是不成立的。由於存在重複入學、留級、轉學等現象，小學入學率大於100%在發展中國家非常普遍，比如印尼在1981-2009年平均為118%；1977- 2008年巴西平均為134%（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1》）；中國1980-1987年也有126%。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中國小學入學率只在1988-1996年為100%，是因為教育成本在提高，教育經費由鄉、村承擔，就在村、鄉領導的眼皮下，在入學人數上是精確統計以防止冒領教育 經費。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96年之後入學率再次超過120%，是因為中國在1995年9月1日實行新教育法，將提高入學率作為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並且，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改革後，鄉 鎮無力支付教育經費，各地被迫紛紛實行“縣財鄉發”；2001年出台的《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更是明確提出，義務教育實行“以縣為主”的體制。鄉、村領導對入學人數 的態度從“防重報”轉變為“防漏報”（以免因為有“輟學”而被懲罰）。學校有了多報學生數以獲取更多教育撥款的制度空間。
　　根據城市化的規律性，當城市化水平超過30%以後，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而1996年恰恰是中國城市化的拐點，此後城市化率加速增加到2000年的36.09%、2010年為49.7%（數 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流動人口的增加，而中國教育管理制度又沒有發達國家那麼完善，多次入學的現象比較普遍。中國存在戶籍制度，一些進城的農民工子女在 城市入學的同時，還在家鄉“入學”以保留學籍（便於今後升學）；學校對此是非常歡迎，因為可以獲得額外學雜費和教育經費。有些小學還通過虛報人數以防止被撤併。
　　在嚴格的戶籍制度下，“多戶口”現象都這麼普遍；而小學入學並不需要嚴格的戶籍證明，那麼“多學籍”、“多次入學”現象就更加普遍。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國低，又沒有中國這 樣嚴格的戶籍制度，但是小學毛入學率在2003-2008年平均為113%（數據來源於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1》）。因此，中國的毛入學率超過120%是非常可信的。
　　2010年人口普查、《中國統計年鑑-2012》顯示2010年、2011年生育率分別只有1.18、1.04。生育率是根據15-49歲這35組育齡婦女及其孩子計算出來的，是35組配套的比例關係，即便某 幾個年齡組存在“漏報”或“重報”，也不至於太大影響總結果。根據生育率推算，近年每年只出生1200多萬人。但是國家統計局在其統計公報中將出生人數修正為1600萬以“接軌”近年入 學人數。這意味着，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數可能有20%以上的水分。
　　我在《大國空巢》一書中根據1990年的年齡結構，用存活率計算2010年20歲及以上人口為97009萬人，而“六普”卻顯示為101156萬人，按照這樣的計算，說明“六普”可能重報了4.3%。 “六普”公報的總人口13.4億人，以4.3%重報率回推，那麼2010年總人口應該只有12.8億人。根據1990年的年齡結構，用存活率計算2000年10歲及以上人口；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齡結構 ，用存活率回推2000年0-9歲人口，那麼2000年實際人口應該只有12.2億。也就是說，2000年普查登記的12.43億人可能已經是虛高2000多萬，而普查公布的12.658億人虛高了4000多萬；2010 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13.4億人更是虛高了6000萬。也就是說，按照如此計算，中國實際人口很可能不到13億。
　　筆者建議，鑑於最近曝光出的多戶口現象，中國應該在全國範圍內應該展開清理，擠出人口數據水分，還原真實的人口數據，為人口政策調整和各項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 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