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社会现象，跟古代帝王之国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困境：执政的意识形态与官僚专制同整个社会的对立矛盾。

共产党鼓吹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毛时代，可以从根本上禁止甚至完全消灭社会上的黄赌毒，甚至可以做到消灭任何商品交换，当然包括肉体消费的交换。因此，共产党国家，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最极端到波尔布特，完全可以一时间让“黄赌毒”在全社会销声匿迹。最高掌权者所需要的女人甚至鸦片，都可以配给。到低级官员如大队支书，要消费女性，也基本上不要用钱买。女“知青”要招工上大学，到单位女工要转正或者调动工作，也不要被包养，可以“一次性解决”。最高掌权者还可以从放任到制止到严禁随时拿捏，从“作风问题”到“反革命流氓犯""破坏军婚罪”“破坏上山下乡罪”随时打击甚至杀头，民众也服气。

曾国藩当然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保鲜”的负担。皇帝禁止官员嫖妓聚赌，而开放民间青楼，跟今日许多民主发达国家允许或者默认民间性工作者乃至兴建赌场妓女合法化一样，可以有效管理，基本可以抑制官员，尤其是警察等国家执法官员参与黄赌毒。除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公开透明程序以及媒体监督，最根本的是这些国家社会有着基本的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而且在道德与法律中间的灰色地带不是含混到无穷大的全部虚无灰色地带。

而共产党，无论怎么改革，跳不出这样的羊头狗肉的根本性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共产党由于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宣讲与实践上两套几乎完全不相容的根本矛盾，使得其几乎完全丧失公信力和合法性，因此在对付腐败与黄赌毒这样的社会顽疾问题上，既无法做到毛时代那样的雷霆霹雳扫荡，也无法像曾国藩那样放开社会，更无法做到荷兰甚至台湾和新加坡那样建赌场甚至让妓女合法化或者基本抑制。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特别的“色”，特别的腐，特别的贪，特别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