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2013年9月4日 AII 11-12版：

　　抗战8年劳改30年，95岁老兵黄洪豁达看世事

　　铭记抗战老兵之二

　　黄洪

　　今年95岁，1938年加入国民革命军12集团军65军187师，经历粤北战役，守卫过南雄机场。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之后被送到湖北劳动改造30年，1984年回广州，鳏居至今，现居于金沙洲的保障房。

　　若不是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探寻，我们不会发现9 5岁 老 人 黄 洪的“秘密”———国民党抗战老兵。18岁入伍，8年抗战，只是，对这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过去，他尽可能地不再提及，任由往事成云烟。

　　因为国民党士兵的身份，黄老的一生坎坷，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反革命军官”身份，被发配湖北劳改30年，重回故里时已是满头华发，亲人不在，孑然一身。花甲之年，一切重头再来的他，风雨不改蹬着单车卖报，蜗居昏暗逼仄的单间。直到90岁高龄，才总算居有定所，搬进了保障房。

　　对于历史他早已放下，“过去的就是过去了”，不再想;如今，9 5岁的他宁愿跟老友们喝点小酒吹吹水，轻松度黄昏。

　　谈战争：“我都不知到底是功是罪还是错了”

　　记者：你当年为什么当兵?在哪个部队参加抗日?

　　黄洪：1933年开始，我在广州当了3年宪兵。1937年，日本仔飞机炸广州，母亲带着我回了澳门，投靠舅舅。翌年，在广州的堂兄写了封信给我，鼓励我作为有志青年，要报效祖国。当时全国抗日战争打响，我满腔热血，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妈妈一起回了广州当兵。加入的是国民革命军12集团军65军187师，师长叫孔可权。(注：史料显示，孔可权系广东省番禺县暹岗乡(现属萝岗区联和街暹岗社区)人。1938年6月，由于在罗王车站战役中表现出超群的军事才华，调任64军187师少将副师长，暂代师长职务。不久后，为了阻击日军北犯韶关，187师在万家岭战役大捷后立即奉命赴粤作战，编入65军，参加粤北会战。)

　　记者：你在部队任什么职务?

　　黄洪：我在一个排任排长，是全师最年轻的排长，只有18岁，打仗的时候跟着机关枪走，全排只有一挺。都是真枪实弹地打，刚开始放冷枪心里有些发寒，但是来回驳火交战密了，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很多士兵受伤了都没意识到。

　　记者：一直都是在粤北打仗吗?

　　黄洪：还有在江西边境南雄打过，守飞机场。那个时候已经不怎么打了，日本差不多要败要投降了。其实日本打南雄根本不是为了占领，只是想借道罢了。

　　记者：你在抗战时有没有立过功或者受过表彰?

　　黄洪：没有。我们对荣誉也不是那么看重。作战是军人的天职，是军人就要上战场，养兵就是要来保护国家的。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广州的?

　　黄洪：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就回到广州了，当时在仓边路法院工作。

　　记者：你参加抗日战争，保家卫国是有功的，你希望国家认可你那段经历吗?

　　黄洪：我都不知到底是功是罪还是错了。唉，这些没得说的。个个都是为了抗日，为了保家卫国，但那时候有这样评价你吗?不然的话我就不用被发配到湖北30年。就像镇压反革命那时，天天在广州枪决百几号人，难道他们个个都是反革命了?

　　记者：你所在师的战友们怎么样了?

　　黄洪：解放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所在部队的)连长、团长都被牵连了，法院每天都会出告示100多人被拖去枪决。他们都是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甚至行刑的人跟受刑的人都有相熟的。

　　记者：对于这些，你有怨恨过吗?

　　黄洪：无所谓恨了。能恨谁呢?只有恨我自己，恨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从澳门回来了广州。

　　旁白：1938年，黄洪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加入国民革命军12集团军65军187师，此后经历粤北战役，守卫过南雄机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退伍回到广州，但他的母亲和弟弟已在战乱中离世。

　　谈劳改：“我都没什么信念……从没想过还能回来”

　　记者：最后你还是没能躲过“审判”，你还记得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黄洪：事情转变发生在1955年，他们说我是反动军官，公安上门把我带走的，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先关在广州第一监狱，再关到广州看守所，后来转到韶关(监狱)，最后才转到湖北(襄北)农场。

　　记者：有说劳改多久吗?

　　黄洪：没有说期限。所以我都没什么信念，只想着在湖北过完一世，从没想过还能回来。

　　记者：在湖北的劳改是怎样的?

　　黄洪：插秧，除草。湖北的地方种小麦的多，一块地一两百亩，都望不到尽头。当时劳作很辛苦，整个身都要用力。种芝麻、种玉米、种小麦都是跟季节的了，年年都是这样。都是8小时工作制，白天做农业，晚上要学习两个钟，学习时事。

　　记者：有没有人可以提前离开农场?

　　黄洪：我们那时也不怎么叫做劳改。那时就是困着我们劳动，叫做劳动就业，还有工资给的，18元一个月，不过在“四人帮”时减到最少了。扣除伙食，基本没剩了。一年还可以请假一次回来广州，还可以在农场报销旅费。

　　记者：在里面会不会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黄洪：不会。(农场)很大的，小麦地有百多亩大。里面的人每天都是这样干活。吃的话，里面会提供，但衣服要自己买。

　　记者：“文革”时你们有没有影响?

　　黄洪：我是避过一劫的，留在广州的话早被斗死了。当时在湖北，那些造反派是很猖狂的，你打我，我打你。但当时管理我们的干部跟我们说，你在里面什么都不要理，外面再乱你们都别理。总之，你们别出来，不然就遭殃。

　　记者：你当时有没有写家书回家给太太?

　　黄洪：没有，都离婚了。(我是)1950年自由恋爱结的婚。在我进去不到一年的时候，法院还专门派人来问我，你老婆跟你离婚，你的意见怎样?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想耽误别人的青春(就答应了)，也没回广州办手续。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黄洪：如果不是邓小平上台，我们也可能回不来，当时是分几批人陆续回来的，我是1984年回广州的。有些人不愿回，就留在农场干活。

　　记者：第一批可以走的时候，你怎么想?期待很强烈吗?

　　黄洪：没有，我也不会充满希望，那时就是顺其自然。我回来广州又能如何呢?都已经无人无物了。你给我回就回，不给我回就算了。别说劳改那时，就在解放后，(我的)意志都全消磨光了，完全绝望，哪里还有希望，就算出到社会都是低人一等，又没工作(叹气)。

　　记者：现在对低人一等还有介怀吗?

　　黄洪：我都说现在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平淡了。你说我有功也好有罪也好，什么也不想，90多岁还有多少时间，还想那些有什么用。已经不强求了。

　　旁白：1955年，黄洪因“反动军官”的身份被抓，之后，他开始了30年的劳改生涯。

　　谈生活：“受了别人的恩惠就永远不能忘记”

　　记者：劳改期间你每年都会挑什么时候请假回家?

　　黄洪：多数是清明时节，因为是农闲时节。

　　记者：你每次回来会不会回旧屋看看，会很纠结房子被政府收走吗?

　　黄洪：经过的时候会去看看。我是这样的人，想得通的就想，想不通的就放在一边，不去想它。

　　记者：你在湖北的30年，没有跟亲人保持联系吗?

　　黄洪：当时广州只有一个堂哥，不久就过世了，就断了联系。还有澳门有舅父。但一写信就说你里通外国，为了避免麻烦没有联系。

　　记者：1984年回来，你66岁，政府有没有安排房屋?

　　黄洪：没有，我回来是住在结拜兄弟家里，后来他那里也拆迁了，后来西关有个朋友，住在长寿路那边，他爸爸有病，我去帮忙照顾，就住了几年。多数朋友都是对我好的，对我好的朋友我心知肚明。覃绍波(音)是对我最好的。因为在我卖报纸什么的，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有帮助过我。回来广州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从中学校长退休后卖报纸，他认识广州日报里面的很多人，那时候报纸很难拿，去得早就有，去晚了就没有，(他)购入多些报纸再分给我。

　　记者：会不会有人为了特意照顾你而到你那里买报纸的?

　　黄洪：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报纸都是很便宜卖的。有人卖一份杂志，卖一份报纸都提价，我是不会的。它定价了就有一定的钱是可以赚的。做生意的要老实才行，花花巧巧做不长的。一定要童叟无欺，唔好揾人笨。

　　记者：那你一个月能卖多少钱?

　　黄洪：我没有算。自己一个人的生意又不是合股的，算它那么清楚干什么?总之，一个月的钱除了生活还有节余，我又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喝点小酒。

　　记者：那你在惠福西路卖报又是谁安排的呢?

　　黄洪：(开始)自己在那里摆摊卖的，但医院有规定，医院门口一百米以内都不让摆摊。因为我是孤寡老人，诗书街文化站的站长郑德强，和我也挺好的，他就和相关部门沟通，特别批准我在那里摆摊。受人恩惠千年记，得人花戴万年香!旧社会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受了别人的恩惠就永远不能忘记。

　　旁白：66岁终能离开农场的黄洪回到了广州，没有地方落脚，没有经济收入，多得朋友援手，对此黄洪一直感恩在心。

　　谈现状：“自由好重要，只要平平淡淡就好”

　　记者：你卖报的时候都快70岁了，当时政府有没有给你一些低保金?

　　黄洪：没有。卖了十多年，只有报社每年会请我们到宾馆吃一餐。

　　记者：那你在华林街的公租房是谁安排的?

　　黄洪：广州市民政局安排的。后来没卖报纸了，居委会主任就主动帮我申请了低保，说是孤寡老人符合条件。后来要拆迁，拆迁办就安排我去螺涌村住，前三年的房租是拆迁办给的，后面7年都是我自己给的，开始是每月200块，后来升到350块，就住不起了。

　　记者：什么时候搬到金沙洲?

　　黄洪：街道安排的，5年前的8月15日，当时搬进来整栋楼只有我一个人住，其他都没有人住。下面什么商铺都没有，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买菜。

　　记者：你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安排去养老院的吧?

　　黄洪：街道办给我说了好多次，叫我进养老院，但是我不肯去。

　　记者：为什么呢?

　　黄洪：养老院不好，我进去看过。最深印象的是一个房间里坐着4个老人，他们都不出去的，都在房间里面。有一个老人捉着毛笔在写字，看到我们进来就抬头看了一眼。后来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要搬进来，我说是，他说我都想搬出去咧!他们花一万块钱进去，生养死葬，但是叫别人洗衣服、生病要人护理、吃药什么的还要另外给钱。

　　记者：别人说你不喜欢麻烦别人?

　　黄洪：“穷在闹市无人问。”像我这样的穷鬼都不受欢迎的。

　　记者：你能感受到国家给你的温暖吗?

　　黄洪：说实话什么冷暖我都无所谓的了，已经没有什么感觉的了。有餐食，能出去和朋友聊聊天就很开心了。将来什么的都不去想，开开心心过一日。但现在居有定所，还是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