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彻底的土地改革： 独立之初，国大党虽然名义上废除了旧的“扎明达尔”（Zamindari）地主制，但通过各种法律漏洞，土地所有权很快转嫁到了中高种姓的“富农地主”（Kulaks）手中。印度的底层（特别是贱民和部落民）依然没有土地。

政党的票仓绑架： 无论是莫迪的印度人民党（BJP），还是甘地的国大党（INC），其在农村的政治基本盘都严重依赖这些掌握大量土地、能够控制整个村庄选票的本地地主和富农。任何试图动摇土地所有制的政党，都会在选举中被瞬间抛弃。

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对阶级的消解： 在正常的阶级社会中，压迫会凝聚成“地主 vs. 贫农”的阶级意识，从而爆发革命。但在印度，种姓制度将底层社会碎裂成了数千个互相隔离的“次种姓”（Jati）。

一个处于底层的贫农，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种姓，而不是自己的阶级。

种姓之间的横向矛盾，成功掩盖了阶级之间的纵向压迫。

宗教与因果业报的阶层驯化： 传统宗教文化中的“因果业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让底层民众将现世的苦难归结为前世的修行，从而极大地钝化了阶级反抗的暴烈性。

无法高效征地： 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工厂）极度缓慢，核心原因就是征地成本高昂且法律纠纷不断。莫迪政府此前试图推行《土地征收法》修正案，最终也在地主阶层的联合抗议下被迫撤回。

无法承接大规模制造业： 没有土地改革，农村的大量剩余人口就无法转化为接受过基础教育、组织纪律严明的现代产业工人，而是变成了城市贫民窟里的非正规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