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年10月7日地点：雅典普尼克斯山（古雅典公民大会会场，背景为卫城帕特农神庙）演讲人：美国国务卿 马尔科·鲁比奥

世界各地都有伟大的遗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地方似乎是历史的终点。它们是遥远文明的遗迹，早已超出了人们的记忆。

但雅典卫城则不同。

两千多年来，这座建筑背后的文明始终牵动着西方世界的想象。一代又一代政治家、艺术家与哲学家都曾仰望它，心生惊叹与敬畏。

如今，时间往往会使人的感官变得迟钝。伟大的胜利和惨痛的失败，似乎都沦为教科书中的脚注，成为孩子们需要记忆和遗忘的又一个事实。但古希腊人却似乎对我们的记忆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我们回到他们身边。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率领大军攻入雅典，焚毁神殿。当时大多数雅典人乘船撤离到附近岛屿，但仍有一小部分人不愿离开故土。他们退守卫城岩地，殊死抵抗，从悬崖抛掷巨石阻击波斯入侵者，拖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数日。最终他们战败。波斯人洗劫神庙、焚毁圣所，将卫城夷为平地。雅典人归来后，收集旧卫城残破石料，埋入这片山丘。数十年后，在伯里克利主持下，帕特农神庙重新拔地而起。

两千五百年来，帕特农神庙屹立于此。一个个帝国在它的阴影下兴起、覆灭。建造神庙之人的后裔——雅典与罗马的传人，将他们的文明传播至世界尽头。

美利坚共和国立国250余年，远隔重洋。今天，我站在这里，身为这个共和国的国务卿，同时也是西班牙移民后裔的曾孙。在此，我见证一份文明的渊源：无论岁月流转、山海相隔，这份联结始终存在。

美国的历史处处烙印着古典文明的痕迹。希腊元素实实在在镌刻在我国政府建筑之上：高耸立柱、穹顶，首都各处纪念碑皆是如此。孕育《美国宪法》的城市——费城，本身就是希腊名字。

我国的缔造者们对我们从你们那里继承的遗产着迷不已。他们博览群书，精通历史，对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古代那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并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不，《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普鲁塔克，这位希腊罗马伟人的传记作家。

关于古希腊思想如何影响美国建国者，乃至更早全部西方哲学家、政治家，已有大量著述。我们大多数人熟悉这段基本史实，雅典孕育民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西方哲学根基。我们关于法律、美德、公民、共和政体的理念，成型于希腊城邦。就连很多政治词汇本身，例如民主、僭主、政治，源头都在这里。

以上所述皆是事实，但我们美国人、西方人从这片土地继承的内核，远比这些更深。这些制度和理念，是古希腊人身上更根本品质的外在体现，而这些品质无法被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理论所概括。

在雅典，我们第一次完整看到塑造西方世界的核心特质：强烈的个体意识、永无休止的雄心；敢于探索、勇于创造；渴望发现、冒险、追寻荣耀；对世界和宇宙运行法则有无尽的好奇心，想要揭开自然奥秘；不接受“不可能”，挣脱一切边界，竭力窥探未知深处。

这不只是某一派哲学的教条。这是一个民族的特质，体现在传说、想象力、对公民的要求，体现在他们愿意为之生活、奋斗、牺牲的信念。读懂他们，就是读懂我们自己。

这片土地孕育出西方想要揭开无知、黑暗与距离所遮蔽一切事物的渴望。希腊人不只是塑造历史；希腊人创造了“历史”这一概念。我们今天所知诸多古文明的记载，几乎全部来自希腊探险者与历史学家的记录。他们不只记录本民族，还远行海外，观察、记述世界各地异族文明的故事。

当其他文明向内凝视时，希腊人率先望向外部世界，追逐陌生事物带来的震撼与荣耀。正是这种特质，推动西方创造、建造出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成就，使我们从众多以稳定和生存为最高目标的文化和文明中脱颖而出。

但我们从希腊继承的，不只是探索未知的雄心，还有一种信念：未知之物可以被认知。相信世界可以测绘、度量、理解；宇宙存在理性秩序，服从基本规律，人类能够观察、用思维掌握。

这奠定了西方思想的基石，包括我们的数学、科学、医学，以及哲学、伦理和宗教。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找到沃土并最终发展成为基督教帝国铺平了道路。它也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石，支撑着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整个自然法传统。

它孕育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不仅以共同的文化为标志，更以共同的人类学为标志，也就是一种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地位的共同观点。它的后代不仅共享自然秩序的观念，而且共享对美德、命运、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共享指导人类生活方式的准则，以及为人应当追求的客观标准和理想。

对古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本身就是人生的核心意义。城邦生活围绕竞争、抱负、对抗展开：哲学诗歌、雕塑戏剧、体育艺术、战争治国。古典城邦就是强者试炼自我的竞技场，在持续斗争中打磨潜能，力求最强、最美，无限趋近完美。

我知道，现代听众听到这套生活理念，会觉得怪异，甚至残酷。当下很多意识形态追求的理想世界，是绝对安全，没有风险、没有失败，既没有胜利的荣光，也没有失败的屈辱。如今我们常常向下设限。我们制定标准，优先保证没有人落败；更多关注弱者的舒适，而非释放强者的潜力。我们把最杰出的群体，绑架在平庸、普通的标准之下。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们，追求向上攀登。他们认为，人生最高尚、最崇高的追求就是超越一切，力求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古希腊城邦充满活力，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竞争、派系斗争和冲突。但正是在这种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中，艺术、哲学、政治和思想的伟大繁荣得以孕育，最终将地中海沿岸的城邦联盟转变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摇篮。

古希腊人称之为“激情之火”（thumos）。这团激情、力量、勇气和骄傲的火焰，是伟大文明的核心。而没有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和生存的意志。

如今，西方太多人已经忘记了这种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西方人开始为那些让我们与众不同的特质感到羞耻。我们为自己的成就让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而感到尴尬。我们的繁荣不知何故成了罪恶感的来源。我们不再相信自己配得上所取得的伟大。

“民族主义”一词成了贬义词。于是，我们拆毁了纪念碑，谴责了自己的历史。在很多地方，我们甚至教导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放了边境，将产业外包，任由军队衰落瓦解。

一年又一年，我们不断向外让渡主权，把决策权交给远在我们控制之外的全球官僚机构。

但其他人却乐于填补我们因软弱无力而留下的真空。随着西方信心的动摇，它的对手和竞争对手反而更加咄咄逼人，趁我们之势积累财富、壮大势力。

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谱写下一个世纪的篇章。我们所采取的道路，将决定西方能否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会屈服于衰落、奴役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行动，要么就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权。

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选择。我们毫无歉意地追求国家实力：夺回关键供应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争夺未来技术与产业的主导权。 我们向着新前沿进发：先进制造、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作战体系、芯片、矿产、网络空间，拓展人类一切可能性。释放能源产能，重建工厂，把宇航员重新送上月球，开启太空探索新时代。

古希腊人抱负宏大，但并不天真。他们明白国家存在利益；治国需要审慎与外交，但也懂得，当审慎与外交失效，必须拥有动用武力的能力。力量不只意味着自卫手段，还要拥有使用力量的可信度。

川普政府希望重拾这套古典政治与治国理念——不只为美国，也为整个西方文明。

我们相信欧洲可以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重燃数千年前在这里点燃的火焰。已经出现一些信号：整个大陆，国防开支大幅上涨，大量新伙伴关系与项目落地，制造业扩张，延续去年海牙会议做出的历史性防务承诺。 希腊正是这一轮转变的核心。从能源、移民到防务领域，希腊人民再次证明，他们是欧洲与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堪称盟友典范。我们由衷希望全欧洲都能效仿你们。

尽管激情有时会使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友谊纽带变得紧张，但我们绝不能允许它破坏这种纽带。我们必须共同强化这个联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威胁。我们能够做到。因为跨大西洋友谊不该是零和博弈。恰恰相反，我们设想的同盟，整体力量大于各个成员国力量之和。上个月美、丹、格陵兰达成前所未有的新协议，就是实例，重塑北极格局，巩固北约安全。三方全部获益。整个欧洲、北约与美国，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强大。 我们要一起赢，必须一起赢。

当下有一种流行观点：开明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将国际社会的利益置于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明白，忠于国家并非自私或错误，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也并非自私或错误。

他们坚定相信伟人理想：卓越之人凭借功业获得不朽。但荣耀与名望，必须通过为超越自身的宏大事业奋斗、牺牲、建功立业才能赢得。古希腊故事反复出现的英雄，愿意为值得效忠的事业付出一切代价。

苏格拉底，即便付出生命代价，也不肯放弃对真理的探求；三百斯巴达勇士的传奇，被庞大波斯大军围困，明知毫无胜算，却拒绝逃生，选择战至最后一人，绝不放弃阵地与职责；阿喀琉斯，他可以选择回家安享漫长平静人生，却选择留在特洛伊，追寻永恒荣耀，直至战死。

正是这些品质塑造了西方人的道德想象。从拒绝背叛信仰的基督教殉道者，到为国捐躯的爱国者，从圣托马斯·莫尔到阿拉莫战役，贯穿始终的是《美国独立宣言》不朽的结尾语，“我们彼此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担保。”

西方从希腊继承了责任观：对信念、事业、祖国牢不可破的忠诚。西方的英雄，总是在最艰难痛苦的时刻依然坚守职责：信守诺言的人，绝不弃守阵地的士兵，与船共存亡的船长。 这和我们如今看到的完全不同。例如伊朗激进教士这类狂热分子，把死亡崇拜当成国家英雄标准，把殉道当成目的本身。

我们的英雄愿意为事业赴死，但不崇拜死亡。正是因为珍视生命，我们才会敬佩那种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背叛原则的英雄主义。 我们常常把英雄、荣誉、责任这套西方观念视作理所当然，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并非如此。这套观念诞生于此，塑造了后续整个文明的走向。今天，我们必须像先辈一样，满怀热忱守护这个文明。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之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建起米兰、科隆、佛罗伦萨大教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人体完美的理想，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得到新生。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结构的求索，由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继承。

对新知的渴望，促成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最终促成阿波罗11号登月。亚历山大征服已知世界的雄心，重现于凯撒、查理曼、科尔特斯身上。 在美国，同样的传统焕发了新的生机。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成为了西方想象力和雄心壮志复兴的沃土。希腊人对新天地的渴望，演变成了美国的边疆精神。雅典和罗马的文明，将一个初生的沿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大陆的帝国。

每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人，都带着先辈清晰的特质：诞生于雅典，成型于罗马，受基督教洗礼，在中世纪欧洲淬炼，继承英格兰人对自由的天赋，跨过大西洋，在新大陆海岸重生。 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找回这种精神。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不只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整个文明的转折点。 我们今天面对的威胁，和古典时代一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未因国际机构的出现而消失。战争也并未因为我们崇尚和平而消失。其他国家依然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 战争再次降临，大国竞争重现。脆弱、侵略、恐怖主义，以及一系列全新威胁再次出现。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制度与同盟，共同应对威胁。要明白，同盟存在的目的，不是消解成员国主权，而是捍卫主权。国家不必放弃自身独特身份，也可以捍卫共同利益。 我们和希腊伙伴已经建立起这样的范本：防务合作、能源、科技，以及合力守住欧洲边境，应对大规模移民威胁。

我们两国的友谊，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早期。1821年希腊反抗奥斯曼统治争取独立，美国人在这场斗争里看到熟悉的影子。三年之后，美国大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国会发表著名演讲，把希腊革命的事业带到年轻共和国议员面前。

他首先让大家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这种自由的政府形式，这种民众集会。这种自由辩论和公共讨论的实践，这种思想的交锋，甚至我们集会的这座建筑，这些比例匀称的柱子，这些装饰华丽的建筑，都在提醒我们，希腊曾经存在过，而我们，和全人类一样，都深深地感激着它。”

这段话放在今天，依旧成立。我们所有人，不只是美国人，欧洲以及整个西方的朋友们，都要重新学习先辈从这片土地、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

希腊历史不仅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过去，也不仅仅展现我们制度的早期形态。希腊历史向我们展现了我们自身的面貌。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继承了伟大英雄的遗产，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无比骄傲。

我们应该惊叹于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我们文明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而它就始于此，始于西方的第一批男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美德、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