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走弓弦，孙渡的滇军主力当时刚好就在北边不远处。他根本不需要横跨整个贵州，只需要直接南下或者向西侧击，就能在半路截断红军。而且，当时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也会从后面直接压过来。红军会直接在狭窄的黔西通道上，被滇军和中央军正面迎头撞击、两面夹卡。 [1, 2, 3, 4]

佯攻贵阳，高喊“活捉蒋介石”： 红军南渡乌江后，前锋直逼贵阳机场。当时贵阳城内蒋介石身边只有四个团的黔军，吓得蒋介石连夜准备轿子、马匹要逃跑，并连发“万万火急”电报给孙渡。 [1, 2]

孙渡疯狂急行军： 孙渡接到命令后，正如你所说，率领滇军主力在3、4天内疯狂急行军400多里，疲惫不堪地赶到贵阳东北部固守机场、给老蒋“勤王救驾”。 [1, 2]

战略空间被彻底拉开： 这一调动，直接把守卫云南大门的精锐部队（孙渡部），从原本靠近云南的位置，生生吸引到了贵阳甚至贵阳以东。 [1, 2]

孙渡在贵阳东边，红军在西边。孙渡想再去追，他只能在红军屁股后面吃土（追而不堵）。

如果当初不走这个“弓背”去调动孙渡，红军进云南的西进大门是死死闭着的。走弓背虽然让战士们在肉体上多跑了路（所以林彪有牢骚），但它在战略上把敌人的防线彻底扯开了一个大窟窿，用战术上的疲劳换取了战略上的绝对安全。 [1, 2, 3, 4]

蒋介石一到贵阳，等于把自己的指揮所架在了一个防守空虚的前线孤城里。

毛泽东一看到蒋介石在贵阳，立刻意识到：只要稍微派兵向贵阳一逼，蒋介石为了保命，必然会惊慌失措地动用特权，强行调动周边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 这就成了红军调动敌军最强有力的杠杆。后来红军前锋刚到贵阳郊外，蒋介石就吓得连发急电催促孙渡，这才有了孙渡3天跑400多里赶来“救驾”的奇迹。

当时围剿红军的各路军阀（滇军龙云、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和中央军大将（如薛岳、周浑元）之间本来就各怀鬼胎，防线协调很困难。

蒋介石一到贵阳，开始亲自瞎指挥。他的各种“火急”手令漫天飞，直接把原本层层设防、围追堵截的整体防线给搅成了一锅粥。毛泽东敏锐地利用了蒋介石瞎指挥带来的混乱和时间差，在国军各部频繁换防、移动的缝隙中，带着红军轻巧地穿插了过去。

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一点：蒋介石想借红军的手削弱军阀，地方军阀则想保存实力、把红军这尊“瘟神”赶快送走。

既然大家都各揣心思，红军佯攻贵阳调走滇军后，掉头一进云南，云南的龙云虽然惊慌，但他最核心的心理是“只要红军不占昆明，快点离开云南就行”。所以当红军主力转向北方巧渡金沙江时，地方军阀并没有真正拼命死守，反而给红军让出了生路。

在贵阳时，他拿着铅笔在地图上画了无数道“铁壁合围”的红线，坚信自己能把红军消灭在乌江以北。

结果，他前一秒还在对身边的将领慷慨陈词、展现统帅的“镇定”，后一秒听报告说红军前锋已经到了几十里外的机场，立刻脸色大变，急得满屋子乱转。这种“嘴上最硬、指挥最慌”的巨大反差，确实非常具有喜剧舞台效果。

蒋介石的喜剧效果在于，他越是坚守在贵阳不走、越是想要“亲自微操”，前线的国军高级将领就越是痛苦。

比如当时在前线追击的薛岳和吴奇伟，本来有自己的战术节奏。但蒋介石在后方根据一些过时的侦察情报（甚至是红军故意漏给他的假情报），直接越级给师长、团长下命令，强令部队频繁调头、换防。结果就是红军在前面跑得方向明确，国军在后面被老蒋的命令指挥得在贵州的大山里“拉风箱”，累得人仰马翻，完美地给红军腾出了西进的通道。

红军到了云南，蒋介石又急匆匆地飞到昆明去指挥，结果故技重施，命令所有人去“保卫昆明”，直接导致金沙江各渡口的防守完全空虚。

结果红军穿着国军的衣服，甚至拿着蒋介石手下落下的公文包，轻轻松松就在皎平渡用几只小船把全军渡过了金沙江。等老蒋反应过来，红军早就过江把船烧了，只留给蒋介石在江对岸望江兴叹。